當下，世界範圍內正在進行一場新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多學科融合、“科學”到“技術”到“市場”的演進週期大為縮短，科技賽跑成為全球各國新的競爭主題。
面對不得不為之的科技改革，世界各個主要國家紛紛摩拳擦掌，努力探尋一條能讓自己躋身於世界科技第一梯隊的特色改革之路。
美國：經費指揮棒
美國的大國崛起史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科技發展史。歷史上發生過的多次經濟危機不少都源於美國，但偏偏美國又總能憑藉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力量化險為夷，甚至在世界經濟和科技霸主的道路上更進一步。
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傑曾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分析，二戰以後，在東海岸以波士頓為代表的科技創新中心和西海岸以加州矽谷為代表的科技創新中心的輪番推動下，美國經濟社會發展經歷了五次科技和產業的重大變革，實現了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型，並長期保持創新壟斷地位。
經他分析，這些美國科技創新中心的特徵往往具備以下要素：教育、人才和政策“三大資源”，民間、國有和國際“三大資本”，以及高水準科研成果、創新企業高速成長和新產業高效傳導“三大產出”。
對於幾大要素的投入，美國政府從來不吝血本。比如，儘管在過去幾十年中，美國個人收入停滯不前，但美國精英大學的經費預算卻實現了翻倍增長。
可以說，對於一流研究型大學的投入也必須是持續甚至不斷增加的。他們需要不斷增長的資金來建設新大樓，升級儀器設備，吸引好學生和國際著名研究人員。這也就是為什麼斯坦福、哈佛和麻省理工等研究型高校近幾十年的增長率要遠遠高於整體經濟發展。
然而，伴隨著美國新總統特朗普的上臺，美國的科技與教育界似乎被“蒙上了一層灰塵”。
2017年3月，剛剛執政的特朗普就在2018年度的預算提案中呼籲大幅削減科研經費。該預算案顯示，2018年整個聯邦政府範圍內的科研專案經費前景堪憂，生物醫學、公共健康以及環境研究專案均在被削減之列。之後，國會出手頂住了來自白宮的削減資助的壓力。
在這之後，退出巴黎氣候協議、修改多項環保規定、簽署旅行禁令……這位特立獨行的共和黨人對科學採取的種種態度與政策，造成共和黨與美國研究機構之間的關係極度失調，更在研究人員中引發接連不斷的騷亂與抗議。
因此，未來的美國科教界要想恢復往日的輝煌，使經費指揮棒再度發揮效用，恐怕還得先邁過這個名叫“特朗普”的門檻。
歐盟：“地平線”起飛
亞洲特別是東亞以及南美各國的崛起，讓以歐盟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經濟、政治和科學方面的地位受到強烈的撼動。當前，歐盟也正通過一系列科技方面的改革，試圖重返巔峰，確保其世界經濟與科學中心的地位。
在經費改革方面，繼第七框架計畫之後，歐盟迎來了期盼已久的新資助體系——“地平線2020”。在2014~2020年期間，歐盟委員會將會為歐盟地區提供770多億歐元的科研經費，這遠遠超出了第七框架計畫的經費資助。2017年10月，該計畫最後一期計畫專案已經發佈。
地平線2020的三大核心關注點是卓越科學、工業領先和社會挑戰，特別是解決威脅人類健康和福祉的全球環境與社會問題。歐盟此舉不僅為全球發展作出了貢獻，同時也是提前佈局未來科技發展方向，佔領下一輪科技革命制高點的明智之舉。
為此，地平線2020大力支持解決社會挑戰方面的科研攻關，這類專案將得到總體預算中最多的經費支持。而且，該計畫也對社會挑戰中的重要主題進行了勾勒，包括健康、林業、海洋研究、高效能源、綠色交通、氣候和環境，鼓勵目標導向的跨學科研究。
與第七框架計畫不同，地平線2020在對中小型企業的經費資助方面增長了5%，因為這一計畫意識到，中小型企業是連接科研院所研究成果與市場產品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也是歐洲的經濟支柱。因此，支持中小型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參與，就是支持科研成果轉化、產業轉型升級，支持歐洲的就業乃至經濟復蘇。
如此龐大的產學研聯盟，也意味著在科學界將產生大量的工作機會。可以預見，來自產、學、研不同背景、不同學科、不同國家的科研人員將會在合作研究專案中迸發出不一樣的火花，進一步促進學術界和產業界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地平線2020計畫還針對第七框架計畫繁瑣的審批流程進行了相應的改善。比方說改為進行網上申請和評審，評審時間也更短，而且採用流程化審計——這些舉措不僅使得流程更加現代化，而且也解決了上一個計畫遭受最多的詬病。
此外，隨著英國脫歐，歐盟將失去其部分頂尖的科研力量，單一市場也將隨著英國的退出而萎縮。這就意味著，科研與創新政策的前沿必須從關注內部發展轉向擴大外部機遇，比如在從冰島到埃及的鄰國間構建更多交流的橋樑。
互聯網專案或許能夠在其中發揮新的更大的作用。例如，擁有龐大跨國網路的歐洲創新與技術研究所（EIT）可以進行改造和去官僚化；原有的專案例如尤裏卡計畫和歐洲COST行動，也已經超越了歐洲的範圍，此後可能發揮新的作用。
韓國：以人才為中心
近年來，韓國在科研方面的努力與成績可謂有目共睹。2014年，韓國在研發領域的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29%，這一比例超過了位居全球第二位的以色列。
這些經費大部分都被投入到應用研究和企業發展中，但韓國政府依舊在基礎科學領域投入巨大。2011年，韓國政府出臺了一項法律，旨在開發一個被稱為“國際科學和商業帶”（ISBB）的計畫，其中，讓基礎科學研究院（IBS）為韓國新技術開發提供導向力，便是主要舉措之一。
截至目前，IBS已經建成28個研究中心，其中數學1個、化學6個、生命科學7個、物理學9個、地球科學1個、交叉學科4個。每個研究中心平均擁有100億韓元的年度預算，並由世界級科學家所領導。這些負責人被賦予很大的自治權，從而決定研究方向和人員聘用。
就在2018年2月，韓國政府又最新發佈了《第四期科學技術基本計畫（2018—2022）》，明確制定了以“人才為中心”的核心目標，提出要利用科技提高國民生活水準，發展科技服務人文社會，到2040年，擬實現“富饒的世界”“便利的世界”“幸福的世界”和“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世界”。
當然，這項計畫也提出了一系列更為具體的“排名”目標，比如，到2040 年，實現科學家與科技人才躋身世界前20；創新型創業企業比重達到51%；知識產權保護水準排名世界前13；災難安全領域技術水準達到先進國家的90%等等。
為了實現上述的核心目標與具體目標，計畫同時給出了四大策略，即要增強科技力量，迎接未來挑戰；建立創新的科學技術生態系統；創造以科學技術為先導的新產業、新崗位；通過科技實現國民的幸福生活。
這四大策略可以堪稱面面俱到、事無巨細。舉例來說，在“創造以科學技術為先導的新產業、新崗位”這一策略下，韓國政府就明確提出，要強化研究基礎以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培養創新增長動力，提升製造業與服務業的競爭力，培養創新增長動力中樞——中小企業並創造以科技為基礎的就業崗位。
日本：科技創造立國
從明治維新時期的技術引進到“技術立國”“貿易立國”，再到“科學技術創新立國”，一系列成功的戰略與政策，使日本完成了從一個落後封建國家到世界科技強國的蛻變。
一組數據足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日本科技戰略與政策在推動科技強國建設中的顯著效果：自1901年諾貝爾獎開始頒獎以來，日本共產生了22位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
總體來說，在日本眾多產生效果的科技戰略與政策中，重視基礎研究投入，促進“產學官”三方合理流動以及推進國際合作，堪稱是其中的“三件法寶”。
截至2016年，日本的研發經費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經達到3.42%。而基礎研究在整個研發投入中的占比更是一直維持在11%以上。
“2010年之後，日本更是將強化基礎研究作為科技領域的長期發展戰略等政策導向，日本政府、科研院所、民間企業在基礎研究領域也各取所長、密切配合、系統推進。在《綜合戰略2017》中，日本政府還提出了促進民間企業投入符合產業發展需求的基礎研究的相關舉措，以促進基礎研究的開展。”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鄧元慧撰文指出。
另外，日本還構建了一種流動、彈性的研究體制，即以學術帶頭人為中心組建課題組，並由企業、大學、國立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共同組成的“產學官”體制。
這種根據日本國情量身打造的體制的好處顯而易見：一方面使研究經費來源多元化，企業也成為基礎研究的重要經費來源；另一方面，靈活的合作體制有利於人員的交流和知識的擴散，促進了人才培養和企業研究實力的提升。
“2002年東京大學教授小柴昌俊因天體物理學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在研究過程中除了得到政府給予的‘特定研究資助’外，三井金屬公司也提供了免費設備和試驗場地，更以雄厚的技術與工藝實力在儀器設備方面提供了重要技術支持。”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胡智慧等人指出。
而為了彌補本國在人才、研究設施等方面的不足，提高在前沿領域的創新能力，日本更積極推進與美國、歐盟、加拿大等西方發達國家或地區研究機構或企業的合作研發。
2013年5月，安倍晉三主持的科學領導機構——科學技術政策委員會發佈了第一份全面的科學、技術和創新策略，以尋求更根本性的改變。
新策略提出，在大學畢業生減少和生育率降低的壓力下，要對外國人更加開放，即到2020年，在領先的研究機構中，國際研究人員的比例要占20%，到2030年該比例要達到30%。與2010年這一比例僅為3.9%相比，這無疑是一個野心勃勃的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