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教育史上，教育對近代日本發展所起的雙重作用，是一個比較獨特的歷史現象。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發達的教育事業和卓有成效的智力開發，保證了它對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引進、消化和吸收，使其僅用40多年就完成了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花200年時間才完成的近代化任務；另一方面，19世紀末逐漸占統治地位的封建軍國主義教育，卻給其後的日本歷史投下了濃重的陰影，把日本拖向毀滅的邊緣
幕末教育
江戶時期的日本，在封建鎖國體制下，經濟發展受到嚴重阻礙。但長達200多年的和平也使日本民族文化趨於成熟，尤其是教育，得到發展和普及。幕末教育的規模和水準，主要表現為多層次、多種類的教育機關，即使在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也很少見；教育內容由儒家的朱子學到兵工、醫學等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十分廣泛；民眾的識字率很高，同當時最先進的西方國家也差不了許多。
幕末教育的發達，對日本的近代化是十分有益的。西方近代的思想文化和科技常識主要是通過教育機關傳播的。如寺子屋不尚虛談、面向實際的教學方針，“適塾”、“鹹宜園”等私塾打破門第等級，依據實際學力評定學生成績的方法等，都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縛。此外，幕末教育還為以後的維新改革培養了一批著名志士仁人。德川幕府提倡學問、獎勵辦學的初衷，雖然是想利用朱子學維護其封建制度，但事物的發展卻超乎統治者的意願。幕府教育機關客觀上成了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為近代化培養人才的基地。這份寶貴的歷史遺產，在以後日本的發展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如明治初期建立的近代小學校，就有相當一部分是利用幕末的寺子屋、私塾改造而成的。
維新變革
19世紀中葉，英法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產業革命已經完成，科學技術和生產力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而日本還處在封建幕藩體制末期。日本社會內部商品經濟雖有較大發展，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遠未成熟。正當此時，日本受到西方列強殖民狂潮的衝擊，成為被掠奪的對象，在民族危機深重的情況下，一部分具有先進思想的革新派武士，發動了一場波瀾壯闊的資產階級改革運動——明治維新，開始了日本的近代化。
明治維新的三大方針是“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富國強兵”是目的，“殖產興業”是手段，而“文明開化”則是前二者的基礎和最重要的保證。因為教育是培養人才、發展科技的事業，因而也是改革社會的事業。對於當時的日本來說，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樹立與“富國強兵”目標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道德風尚，以及為發展資本主義經濟而培養大批專門人才等，都要靠大辦教育來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就成了日本實現近代化的關鍵所在，教育改革自然就成了明治維新各項資產階級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之一。被稱為“維新三傑”之一的木戶孝允，在國內戊辰戰爭尚未結束、新政權還未穩固之時，就向政府提交了振興教育的《建議書》，強調“一般民眾知識之進步，文明各國規則之取捨，全國範圍內逐步振興學校，廣布教育，乃今日之一大急務”。其後不久，新政府的另一重要人物伊藤博文在《國是綱目》中，進一步提出要向全國人民闡明學習西方文化之必要；在兩京城設立大學，郡村設立小學，務期做到不分都市農村，“人人享受知識之光輝”。
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新政府建立伊始，就把教育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新政府首先整頓舊學校，恢復了幕末就有的醫學校、昌平阪學校和開成學校，將開成學校的理化學部分移往大阪。1869年又把昌平阪學校改為大學校，開成學校和醫學校改為大學分校，其後又將大學校改為大學，將開成學校改成大學南校，醫學校改為大學東校。同時政府鼓勵各地創立小學。此外，新政府還特別重視派遣留學生和聘用外籍專家的工作。維新大業，急需人才，靠國內培養尚需時日。為解決燃眉之急，新政府抓緊派留學生到歐美學習，同時聘請了許多外國專家到日本任教。
更重要的工作是醞釀制定新的教育政策，通過改革，確立近代學制。1869年，新政府委託津田真道、森有禮、加藤弘之等一批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年輕“洋學者”研討新教育政策。他們草擬了《大學規則》和《中小學規則》。到1871年廢藩置縣後，政府設文部省為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同年9月，在工部省創立了工學寮——理工大學，這是日本近代科技教育的開端。1872年9月，頒發《學制令》及《太政官有關學制之佈告》。前者規劃了近代學制的宏偉藍圖；後者則全面闡述了新教育政策，是維新改革時期的教育宣言。其中“國民皆學”的平等教育原則，強調“實學”的功利主義目的，“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的普教方針等，都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體現了“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等基本國策，為日本教育事業的大發展奠定了政策基礎。
《學制令》的頒佈，是維新改革的重大事件。從《學制令》頒佈開始，全國範圍的教育改革普遍展開。政府不斷頒佈有關教育的法令，內容涉及從小學到大學，從國民教育到職業技術教育、師範教育的各種教育，以及學校管理、教學內容、教科書編纂等，名目繁多，數量浩大，明治維新時期其他任何一項改革都無法與之比擬。維新之初，日本的資本主義制度處於草創階段，政權尚未完全鞏固，可謂百業待舉，困難重重。在那千頭萬緒的改革大業中，明治維新的領導者們，始終把教育擺在突出的位置，超前規劃造就未來人才的巨大工程，可謂目光遠大。而近代學制的建立，也確是明治維新改革中最為突出的成果之一。當然，明治政府重視教育，還有其看重“教化”，對人民加強精神統治的意圖在內。
新學制的歷史意義
日本的近代化，從明治維新開始，到資本主義工業化全面完成為止，用了不足半個世紀的時間。其中前20年，主要是引進、消化西方先進國家的技術、文化，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鞏固新生政權的階段，也是從資本、人才、技術等方面為以後經濟發展培養力量的階段；後20多年則是實現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階段。
以1872年《學制令》頒佈為起始的近代學制，經過1879年的《教育令》、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以及1886年的《學校令》、1899年《實業學校令》的修改和調整，其框架已臻完備，其中有小學系統、中學系統、大學系統、實業學校系統等，構成了一個結構嚴密的近代學校網路。
日本近代學校體系從建立到完善，始終是適應近代化的需要，服務於“富國強兵”總目標的。這主要體現在：一是通過普及初等義務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知識水準。新學制實行僅35年，就基本普及了初等國民義務教育，譜寫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最為輝煌的一章，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堪稱奇跡。二是通過高等教育培養高級管理人才。從1878年到1900年共培養出35200多名大學畢業生，滿足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對高級專門人才的需求。三是實業技術教育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明治政府辦教育，從開始就較重視實業技術教育。產業革命刺激了實業技術教育的發達，而龐大的實業學校網路，又不斷地為企業輸送熟練的技術工人。產業革命後，日本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增長，實業技術教育的普及也是原因之一。
總之，教育發達推動了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又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學校制度加以改進和完善。這種經濟與教育相互促進相互依存的關係，在日本的近代化過程中體現得比較充分。從教育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其一，落後國家要完成其“追趕型”經濟發展戰略，必須依靠先進的科學技術，盡可能地利用發達國家已經取得的技術成果和經濟發展經驗。要做到這一點，教育不是與經濟“並行”，也不是“隨後”，而必須是“先行”。對經濟發展而言，教育事業發展的相對“超前”，正是經濟落後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社會發展模式上應有的重大區別，也是落後國家實現“追趕型”戰略最有效的措施之一。為實現經濟上的“追趕”，首先完成教育上的“追趕”。日本在20世紀初能躋身於世界資本主義強國之列，與其教育的發達是分不開的。
二，教育投資是有效的生產性投資。在生產力諸要素中，勞動力是最活躍最重要的因素。要提高生產力水準，就必須開發人的能力資源，教育應該成為最主要的投資專案之一。在日本，國家投資的教育費總額，1885年時就占國民收入1.78%，占國家行政費的12%；1900年時，占國民收入總額的2.05%，占國家行政費的9.8%。這說明日本政府辦教育是捨得投資的。而這種投資的效果，已被日後經濟發展的事實所證明。1962年日本政府在回顧總結近一個世紀來的成功經驗時，曾自豪地宣佈，“明治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的急速發展，尤其是戰後驚人的經濟增長，為世界所矚目。而導致這種發展和增長的重要原因，就是教育的普及和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