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立宏
發表於《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5期  
內容提要：當前，以色列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群體和政府之間的矛盾與博弈已全面挑戰了以色列國的立國之本，即猶太屬性和民主性。以色列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內部在族性構成、歷史淵源、文化傳統、政治訴求等方面無法一概而論，但他們作為基要主義者具有家族性的相似特徵，其突出表現是：文本對當前極端正統派猶太人日常生活的規訓功能越來越重要；極端正統派猶太人中的主流在意識形態上堅決反對國家的世俗傾向，但在實踐中卻與政府妥協與合作。他們認為，以色列只是猶太人的國家，因而不會侈談中東和平。以經學院為核心的獨立宗教教育體系是維持該群體社會封閉性最重要的建制，並塑造出今日極端正統派猶太基要主義的基本面貌。儘管以色列政府已採取措施，希望改變該群體的就業狀況，促進他們的社會整合，但實際效果不容樂觀。
一、以色列的宗教復興與極端正統派猶太人
猶太複國主義運動在巴勒斯坦地區建國雖有傳統猶太教與神的應許之地的聯繫作為基礎，但它本質上是世俗的意識形態。猶太複國主義精神領袖赫茨爾（Theodor Herzl）對傳統猶太教近乎一無所知；本-古裏安（David Ben-Gurion）等以色列建國先驅不篤信猶太教，是堅定的世俗主義者。以色列建國前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猶太複國主義成功塑造出的以色列社會的中流砥柱，是以與傳統猶太教的斷裂來界定自我甚至引以為豪的。但這種情況眼下正在發生改變，宗教已重新回到以色列的公共生活中，並持續發酵。自20世紀70年代起，教俗之間的矛盾和博弈已漸漸成為以色列內政中引人矚目的問題，並愈演愈烈。
當今全球83.9%的猶太人口集中在以色列和美國兩個國家，理解當今猶太教的整體面貌，尤其是猶太教在以色列的基本特點，首先要瞭解以色列信教的猶太人和美國信教的猶太人之間的差異。在美國的猶太精神生活中，經過現代化衝擊而贊成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即致力於傳統猶太教和現代性相調適——的猶太教教派（如改革派、保守派等）是主流，這些教派充當了傳統猶太教和美國主流社會之間的緩衝地帶。但這些教派得不到以色列國的承認，對以色列社會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以色列信教的猶太人幾乎都是正統派。傳統猶太教與以色列世俗社會一旦發生衝突，便會表現得十分激烈。
以色列信教的猶太人大致可分為兩派：一派迷戀傳統，將傳統作為個人的選擇和行為方式，但一般不會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他人，最多只是接受別人皈依；另一派則視自己為傳統的守衛者，摒棄以官僚化、理性化、技術化、兩性平等、共有價值觀的弱化、個人信仰和性取向的多元化為特徵的當代西方世俗文化，且堅持以自己的信念改變甚至統治世界。前者是所謂的現代正統派（datiim）；後者常被稱作“極端正統派”（ultra-orthodox），但該詞既不來自猶太教傳統，在日常使用中還帶有貶義，故如今一般用希伯來文稱他們為“哈瑞迪”（haredim，單數是haredi）。就著裝而言，前者身穿普通人的衣服，男性頭頂編織小帽（kippah scrugah）；而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男性蓄鬍子、鬢角處留著一綹頭髮、穿白襯衫和黑色外套、戴黑色便帽或禮帽，已婚極端正統派猶太女性則剃掉頭發，戴著假髮或頭巾，身穿遮蓋大部分身體的樸素衣服。
極端正統派猶太人都奉行所謂的“基要主義”，學界對“基要主義”的界定向來眾說紛紜。對於本文的研究對象，布魯斯·勞倫斯（Bruce Lawrence）的界定堪稱妥帖：“基要主義是對宗教權威整體上的、絕對的確定，不允許批評和刪減；它通過集體需求的方式來表達，即源自經典的具體教義和道德誡命應得到公開認可和依法實施。”為便於學術討論提出的基要主義概念具有理想色彩，並非每個活生生的基要主義者都能完全符合其描述。在以色列的語境中，極端正統派猶太人都是基要主義者並不意味著基要主義者都是極端正統派猶太人。例如，已解散但影響尚存的“信仰者集團”（Gush Emunim）的成員是基要主義者，但基本不是極端正統派猶太人。以色列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主體更符合海爾曼所界定的“靜態的猶太基要主義”。本文研究的是以色列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基要主義。
以色列目前有112.5萬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占以色列總人口的12.5%，人數雖不佔優勢，但該群體超高的生育率使其年增長率達到約4%。過去15年間，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婦女人均生育子女數達7個。該派人口結構呈現年輕化趨勢，20歲以下年輕人占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總人口的60%，而同年齡段的其他派別在以色列猶太人口中只占30%。事實上，無論是以色列還是美國，整個猶太世界內部在過去數十年間的一個重要變化在於，基要主義者儘管人數不多，但其影響現代正統派見解和價值觀的能力卻日益增強。以色列現代正統派在很大程度上已沉湎於基要主義者的意識形態，將在古老的猶太家園（約旦河西岸）定居視為最重要的宗教誡命和篤信猶太教的必要條件。相應地，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社會影響力日益上升，他們不再認為自己在世俗生活的腐蝕下搖搖欲墜。相反，他們認為自己在反擊，而且做得相當成功。
中國學界已關注到以色列相對活躍的猶太基要主義，如“信仰者集團”發起的在約旦河西岸的定居運動、以色列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群體的政黨活動及其暴力行為和拒服兵役所引起的社會矛盾等。本文主要關注的是相對靜態、保守的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基要主義，著重對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構成與分化、作為基要主義者的特點與價值觀、興起的動因及其對以色列社會的自我調適等國內學界尚缺乏關注的問題進行探討。
二、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歷史源流、文化特徵與政黨政治
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在中國媒體和學界常被表述成猶太教內部的一個教派，這或許是由於關注點集中在他們作為一個整體與以色列政府和社會的互動。在這種視角下，他們似乎成了一個同質的社會群體，但這是一種外部視角。從內部視角來看，該群體更像是一種社會類型（social type），而不是一個教派（sect），或者說是由多個教派組成的。該群體內部在歷史淵源、宗教特徵和政治訴求方面差異顯著。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缺乏一個中央機構來協調他們統一行動，呈現為諸多各自為政的小群體，只因都自視為猶太傳統的捍衛者而鬆散地聯繫起來。在理解他們的共性之前，須先瞭解該群體內部的多元與差異，否則易混淆他們的身份與立場。
從內部構成來看，以色列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分為三大群體。一是哈西德人（hasidim，意為“虔誠者”）。作為當前抵制世俗文化最強烈的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哈西德人緣起於18世紀後半葉一些擁有個人魅力的猶太人在東歐尤其是波蘭東南部發起的宗教運動。該運動主張，真正的虔誠首先應表現為忘我祈禱，而不是通過埋頭苦讀獲得淵博學識，也不是一絲不苟地恪守宗教儀式。他們在東歐各猶太小鎮自立門戶，經過幾代人的傳承形成各具特色的知識體系。這些宗教領袖被門徒稱作“瑞比”（rebbe），他們成功將各自的追隨者團結成一個個自成一體、緊密聯繫的小社會，接受信徒的效忠和尊敬，這構成了哈西德運動延續至今的標誌性特徵。瑞比能獲得這種權威，是因為門徒相信他具有與神交流的超凡靈性，可以充當他們與神溝通的仲介。但這種對各自瑞比的忠誠也是造成哈西德人內部分裂的根本原因。今天的以色列哈西德人內部教派林立，其中戈爾派（Ger）人數最多，維茲尼茨派（Vizhnitz）和貝爾茲派（Belz）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
二是所謂的“反對者”（mitnaggedim）。這個沿用至今的歷史術語所指代的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群體，最初正是因為激烈反對哈西德人重靈修而輕宗教經典學習的傾向而得名。反對者堪稱猶太文化精英，始終強調傳統的《塔木德》學習——其發展在立陶宛及其周邊地區達到高峰，這裏還是反對哈西德人的心臟地帶。哈西德人與其反對者之間雖存在競爭關係，但在一個方面趨同：反對者的拉比（被門徒稱為“拉夫”[rav]）原先靠學識建立權威，但這種學識賦予拉夫個人魅力，漸漸使拉夫與其追隨者之間的關係變得和瑞比與其追隨者之間的關係相差無幾。虔敬地追隨一位“大人物”（gadol）即權威拉比的觀念，於是在這兩個群體中都牢固地建立起來。而隨著現代世俗文化這一“共同敵人”的興起，哈西德人與反對者在意識形態方面最初勢不兩立的對立已大大弱化，即使兩者在人際關係和政治傾向上的隔閡依然存在。如今“反對者”一詞已不夠貼切，“立陶宛人”（Litvishe/Lita’im）這個中性詞被更多地用以指代這群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相對而言，立陶宛人的世界觀沒有哈西德人那麼封閉。
以上兩個群體的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就族性而言，都是阿什肯納茲人（Ashkenazim），即祖上來自法國北部、德國和東歐的猶太人，他們在日常會話中更多地使用意第緒語，希伯來語作為“神聖的語言”則主要用於宗教儀式。就政治表現而言，兩者在2019年以色列大選中都集結在“托拉猶太教”（Yahadut Hatorah，英文為United Torah Judaism）這一由哈西德人諸教派控制的“以色列聯盟”黨（Agudat Israel）與立陶宛人的“托拉旗幟”黨（Degel Hatorah）組建的聯合政黨之內，這表明哈西德人和立陶宛人這兩群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彼此之間在今天仍是涇渭分明的。
以色列聯盟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最重要的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政黨。它最初是歐洲的正統派猶太人於1921年在西里西亞成立的聯合會，從一開始就非常鬆散，既有哈西德人及其反對者，又有現代正統派，甚至包括宗教猶太複國主義者。能將這些形形色色的正統派猶太人團結起來的，僅僅是他們共同反對傳統猶太教的改革者。該聯合會曾在波蘭以政黨身份加入議會，積累了政治經驗，至以色列建國前發展成為全世界猶太人的運動，在耶路撒冷、紐約和倫敦設有三個中心。以色列建國後，該聯合會成為一個政黨，宗旨是“對於以色列地上的全體以色列人民，要在政治、經濟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將他們團結在托拉的統治下”。雖然以色列聯盟黨後來完全成為一個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政黨，但其最初的成員包括了形形色色的正統派阿什肯納茲猶太人。1977年貝京領導的利庫德集團上臺後，該黨首次加入聯合政府，在以色列的聯盟政治中成為執政黨拉攏的對象。現實政治要求其成員必須在政策問題上統一立場，原有的內部分歧遂變得日益難以彌合。至20世紀80年代，以色列聯盟黨內部便出現了分裂。
1988年選舉前，身在紐約、一生從未去過以色列的盧巴維切派（Lubavitch）哈西德瑞比梅納赫姆·施尼爾森（Menachem Mendel Schneerson,1902～1994）號召他在以色列的門徒和支持者給以色列聯盟黨投票，其中一個原因是挑戰立陶宛人的精神領袖以利以謝·沙赫（Eliezer Menachem Shach，1899～2001）拉比。沙赫此前阻礙施尼爾森在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群體中廣有影響的報紙《通報者》（Hamodia）上付費刊登自己的教導，並要求在以色列聯盟黨內清除盧巴維切派的影響，但沒有得到黨內占主導地位的戈爾派哈西德瑞比的支持。沙赫遂帶領自己的黨羽退黨，另創立托拉旗幟黨參選，由此招致施尼爾森對以色列大選的干預。這次分裂可看作哈西德人和立陶宛人的歷史積怨在新時代的重新浮現，以色列聯盟黨此後便成為哈西德人的政黨，至今如此。托拉旗幟黨今天是非哈西德的阿什肯納茲極端正統派猶太人政黨。為確保阿什肯納茲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政治影響，以色列聯盟黨和托拉旗幟黨自1992年起聯合成托拉猶太教黨參加以色列議會選舉。
以色列極端正統派猶太人中的第三個群體來自所謂的塞法迪人（Sephardim），這是一個與阿什肯納茲人相對立的術語，指祖上生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但在15世紀末遭驅逐而流散到北非、奧斯曼帝國領地、美洲、義大利和荷蘭的猶太人。然而，塞法迪人的這種經典內涵並不適用於以色列的這群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因為他們主要是以色列1948年建國後從北非（尤其摩洛哥）、阿拉伯半島、伊朗、伊拉克等伊斯蘭國家來的移民及其後代。這樣，他們在以色列又常常被稱為“東方猶太人”（Mitzrahim）。東方猶太人與塞法迪人在以色列的語境中往往混用。
來到以色列這個中東的西方飛地後，東方猶太人遇到很大的文化衝擊，但這些衝擊是在一個猶太國家中發生的，與阿什肯納茲極端正統派猶太人作為少數民族在歐洲經歷過的與西方的現代性和同化作漫長鬥爭的歷史過程有著本質區別。因此，東方猶太人在毫不含糊地忠於傳統的同時，又發展出一種新的文化形式，使他們可以在安息日早晨參加完嚴格遵照傳統的安息日宗教儀式後又能在當天下午現場觀看足球比賽；使他們可以懷著近乎同樣崇敬的心情看待一位神聖拉比的祝禱和一位政治領袖的行動，但卻不會被表裏不一的感覺所困擾。這在阿什肯納茲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看來是難以想像的。東方猶太人的文化保守性更多是以族群文化為導向，強調社群團結和家庭紐帶，對待宗教的立場較前兩群極端正統派猶太人更富彈性。
初來乍到的東方猶太人完全處在以色列社會的邊緣，無論政治和教育都依附於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既有的體制。東方猶太人中文化精英的教育最初由立陶宛人控制，少數人就讀於立陶宛人開辦的經學院（yeshiva），更多人則在專門為東方猶太人開辦但由阿什肯納茲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執教的經學院裏接受教育。東方猶太人中的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基本上都接受立陶宛人極端正統派猶太人拉夫的宗教權威，自然成為以色列聯盟黨的支持者。黨內的阿什肯納茲領袖卻歧視他們，不允許他們有代表權；普通東方猶太人信徒則勉為其難地給非極端正統派猶太人政黨投票。1977年，在東方猶太人選票的支持下，代表傳統主義的利庫德集團上臺，打破了世俗的工黨自建國以來對以色列政壇的壟斷。人數已占以色列猶太人口多數的東方猶太人看到了通過政治手段提高社會地位的機會。1984年，代表東方猶太人利益的極端正統派猶太人政黨沙斯黨（Shas）成立，帶走了以色列聯盟黨中東方猶太人的選票。
沙斯黨的精神領袖是生於巴格達的俄巴底亞·約瑟（Ovadiah Yosef，1920～2013）拉比，曾在1972年至1983年擔任過以色列塞法迪人的大拉比這一政府官職。由於宗教複國主義政黨（Mafdal）的一項關於大拉比只能擔任10年的議案獲得通過，約瑟拉比未能如願續任大拉比一職，感到阿什肯納茲人背叛了自己，遂有心培植自己的勢力。這得到了上文述及的後來創立托拉旗幟黨的立陶宛人極端正統派猶太人以利以謝·沙赫的祝福和推動。沙赫亦有自己的考慮，他眼看著以色列聯盟黨內哈西德人的勢力日益壯大，哈西德人對極端正統派的東方猶太人的影響又與日俱增，便想尋找盟友來對抗哈西德人的勢力，於是選中約瑟。沙斯黨雖然代表東方猶太人的利益，但最早也受沙赫的控制。1992年，沙斯黨在加入拉賓領導的左翼政府之後，才開始擺脫立陶宛人的控制，並最終走向獨立。
隨著極端正統派的東方猶太人和托拉旗幟黨先後從以色列聯盟黨中分離出去，以色列極端正統派猶太人政黨延續至今的格局就此形成。需要注意的是，沙斯黨的領導層是極端正統派猶太人，但其支持者中有很多非極端正統派的東方猶太人，這是它有別於其他兩個阿什肯納茲極端正統派猶太人政黨的地方，後兩者無論是領導層還是支持者，都是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在2019年以色列大選中，沙斯黨和托拉猶太教黨共獲得16個席位，這使得極端正統派猶太人政黨在以色列政壇穩居第三大集團，是負責組閣的政黨必然拉攏的對象。
三、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對待經典的態度：從嚴解釋文本
哈西德人、立陶宛人（“反對者”）和東方猶太人（“塞法迪人”）三個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群體在族性構成、歷史淵源、文化傳統、政治表現等方面雖然無法一概而論，但他們作為基要主義者在價值觀上卻擁有家族性的相似之處，這突出體現在他們對待宗教經典和以色列國家的態度上。
勞倫斯對基要主義的定義表明，基要主義的一個標誌性特徵是相信絕對正確的神聖經典，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在這方面也不例外。文本對當前猶太基要主義者生活的規訓功能日益凸顯。猶太人號稱“書之民”，此語精煉概括出猶太傳統以文本為中心的本質。但在傳統猶太世界，“什麼是指導具體生活的猶太文本”卻是一個在漢語世界引起廣泛誤解的問題，很多人想當然地以為是希伯來語《聖經》，其實不是。除《聖經》前五卷因是啟蒙讀物以及每年需要念誦一遍而可信手拈來外，很多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對《聖經》其他部分的瞭解頗為有限，基本上通過《塔木德》中的《聖經》引文和祈禱書獲得，因為傳統宗教教育的主幹是《塔木德》及後來的猶太法典，即哈拉哈（halakhah）彙編。這些法典將《塔木德》中極其繁瑣卻往往沒有定論的律法討論提煉成可用於實際生活的指導手冊。因此，極端正統派猶太人擁護的不是《聖經》基要主義，而主要是《塔木德》基要主義。雖然他們有時也鼓吹《聖經》基要主義，如以色列一位極端正統派猶太人議員曾以宇宙大爆炸論和《創世記》中的描述不符為由，試圖阻止議會將一項蜚聲國際的物理學獎頒給斯蒂芬·霍金。日益依賴這類關於哈拉哈的著作來指導和解決現實問題，正是當代猶太宗教社團的顯著特徵。
這種風氣大約形成於20世紀50年代，可以舉個例子一斑窺豹。猶太人過逾越節時必須吃一定量的無酵餅（matzah），即至少吃一個橄欖大的量。但在1940年左右，當時影響最大的《塔木德》學者、哈拉哈權威哈宗伊緒（the Hazon Ish，1878～1953）對此提出異議，論證了《塔木德》時代的橄欖比現代見到的要大。他據此主張現在過逾越節必須吃到兩個橄欖大小的無酵餅才能達到最低量。這種做法在此後短短10年內便流行開來，被信教團體普遍奉行。一個核心猶太節日中一種維持了上千年的習俗在十多年間就被取代，無疑令人驚異。如果再考慮到以下兩個方面，這種風氣轉變的意義就更加凸顯了。一方面，歷史地看，哈宗伊緒的這個見解其實早在18世紀中葉就有著名猶太宗教學者提出過，但當時只是作為律法運用的一種理論可能性被探討，並無任何實際意義；另一方面，這種變化發生在最保守的、素以最堅定的傳統捍衛者自居的猶太群體中，這才更令人驚異。就律法問題提出新見解是傳統猶太宗教教育的題中之意，但如果從嚴解釋律法並以此挑戰久已形成的習俗，會被傳統的衛道者和猶太社團領袖指責為挑戰前輩哈拉哈權威的裁決，是為大不敬，猶太律法領域有個專門術語管這種對律法的從嚴解釋叫“污蔑先賢”（la’az al ha-’av）。儘管如此，在哈宗伊緒的影響下，年輕的極端正統派猶太人開始願意把矛頭對準律法和習俗領域內被普遍接受的標準。他們在宗教社團內發出批評之聲，在自己的生活中將他們那些基於“從嚴”（le-humrah）解釋文本的選擇制度化。這種風氣漸成氣候，以致文本在當前已被賦予極大的權威性。日常生活中的習俗，哪怕久已形成，如果被發現得不到文本的佐證，都有可能屈從於文本的權威。今天，無論在以色列還是美國的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社區，每逢主要猶太節日，那裏的書攤上擺滿了如何合乎哈拉哈奉行這些節日的書籍。有學者將這種現象稱為“書本傳統對生活傳統的勝利”。
從嚴解釋文本是阿什肯納茲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名片，相形之下，東方猶太人由於長期生活在相對寬容的伊斯蘭世界，沒有那種懼怕同化的傳統，在做裁決時通常會“從寬”（le-kulah）解釋猶太律法。最有名的例子是俄巴底亞·約瑟拉比在1973年做出裁決，判定埃塞俄比亞的法拉沙人（Falashas）是猶太人，為這些黑人移民以色列提供合法性，而阿什肯納茲人的大拉比在這個問題上趨於保守。但需要看到，直到今天，東方猶太人中的極端正統派精英仍在自覺地模仿阿什肯納茲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體制與文化，他們中的不少人，如沙斯黨的政治明星阿裏耶·德裏（Arye Deri），仍把兒孫輩送到阿什肯納茲—立陶宛人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或類似教學風格的宗教學校就讀，由此暴露出的後者對前者的歧視不時見諸報端。沙斯黨內某消息人士表示，東方猶太人的當權派依賴於阿什肯納茲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當權派和托拉猶太教黨，“這些阿什肯納茲人就這樣把我們留在了基層，造成了我們對他們的依賴，在塞法迪領導層中尤其如此”。就整體而言，以色列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在宗教特徵上仍具有鮮明的阿什肯納茲風格。
四、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對待國家的態度
文本雖然可以是安頓靈魂的聖所，但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畢竟不只生活在文本中，他們還被裹挾在世俗的以色列社會中。以色列國是個現代民族國家，具有中央集權的特徵，它需要為全體人民制定一部沒有宗教和種族歧視的法律；作為民族國家的以色列也佔有領土，它的居民和公民是由他們的居住地來定義的，而不是由他們的種族或原籍決定。但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堅持認為猶太國家只能建立在哈拉哈上，否則就無猶太性可言，而遵行哈拉哈是以信奉猶太教為前提的。哈拉哈是猶太人在沒有領土的流散語境中得到發展並完善的，而歷史上的猶太社團能夠憑哈拉哈實行內部自治，需要依賴非猶太人提供公法和秩序。哈拉哈一旦遇到擁有主權的猶太民族國家，便面臨前所未有之境，而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從邂逅締造出以色列國的猶太複國主義者起就與後者矛盾不斷。
因兩者對國家和猶太人的定位與設想存在巨大差異，這種矛盾在意識形態上無法調和。在猶太複國主義者眼中，猶太人只有建立起民族國家，才能結束飽受異族迫害的千年流散，像其他民族那樣屹立於世，實現猶太民族的正常化。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則認為，猶太國家只能是以哈拉哈為基礎的神權國家，猶太人依然是神的選民，充當著“萬國的光”（《以賽亞書》60:3）。現實中的以色列國如果從《塔木德》基要主義的角度予以審視，無疑是褻瀆神明。《聖經》裏有個模糊的觀念，即大衛王的後裔會在一個新時代帶來正義。進入羅馬時期後，猶太人相信神會在末日復活大衛王的這樣一個後裔，打破異教徒的枷鎖，恢復《聖經》中的以色列王國，所有流散的猶太人此時都會回到這個王國。猶太教史上產生廣泛影響的彌賽亞概念就肇始於後《聖經》時代的這種構建，巴爾·科赫巴（Shimon bar Kokhba）領導猶太人反抗羅馬統治的起義又使這種構建獲得重大政治影響。但這次起義失敗後，拉比猶太傳統開始強調，彌賽亞時代何時來臨最終由上帝決定，人只能被動等待，主動去恢復應許之地上的那個王國很容易帶來欺騙和謊言，給猶太人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塔木德》（Babylonian Talmud, Ketubot, 111a）將《雅歌》裏的三句話（2:7; 3:5; 8:4）解釋為神向猶太人要求的兩條誓言：猶太人不可大規模有組織地移民以色列地（以加速彌賽亞的到來），也不能反抗非猶太人。這種解讀成為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宣揚政治上隱忍無為的信條。在他們眼中，猶太複國主義者公然背棄了這兩條誓言，妄想用人的主動行為取代神意，因此猶太複國主義思想是異端邪說。
以色列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反猶太複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最初表現為孤立主義，即不與猶太複國主義者及其機構往來，在巴勒斯坦新猶太社會的建設過程中避免與之合作。孤立主義是在以色列聯盟運動的框架下發展起來的，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一直是該運動的宗教和政治指導原則。此後這條原則遭拋棄，分化隨之產生。
一些耶路撒冷的極端正統派猶太人不改初衷，堅持認為在巴勒斯坦建造世俗的猶太國家是悖逆神意的大罪。他們於1935年從以色列聯盟運動中分裂出來，自1938年起得名“城市衛士”（Neturei Karta）。從匈牙利來的一些薩特瑪派（Satmar）哈西德人也加入了這個團體。以色列建國後，“城市衛士”從不參加以色列大選，他們逃避交稅，拒絕接受政府的福利和教育津貼——這在他們看來不啻是猶太複國主義者鑄造的“金牛犢”（《出埃及記》32:1-14）。他們還無條件地支持巴勒斯坦人對全部聖地擁有主權。
但極端正統派猶太人中的主流在實踐中漸漸與猶太複國主義者妥協與合作，納粹大屠殺是這種轉變的一個重要誘因。歐洲猶太人經過二戰幾近凋零，個別有幸逃到巴勒斯坦的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精神領袖（即哈西德人的瑞比和立陶宛人的拉夫）擺脫不了愧疚之情——他們拋下追隨者逃離歐洲，而被他們教導不得去巴勒斯坦的追隨者卻命喪於集中營的焚屍爐。面對這樣指責他們的猶太複國主義者，他們欲言又止。這種轉變的另一個誘因，則是以色列聯盟運動以前不注意在巴勒斯坦發展自己的教育機構和經濟社會體系，在如何吸收納粹造成的難民方面便捉襟見肘，需要依賴猶太複國主義者的籌款管道。1946年，以色列聯盟內部就猶太國的建立徵求重要拉比們的意見，但內部分歧很大，難以形成明確統一的觀點，哈宗伊緒表示不知道也不會干預、不會為這個問題提供答案。
1947年6月19日，本-古裏安連同猶太代辦處執委會另外兩位負責人致函世界以色列聯盟，表達即將成立的猶太國對宗教在公共生活中所處地位的基本立場：一是以安息日（週六）為猶太國的法定休息日，但也允許其他宗教的信徒每週依照各自傳統的休息日休息；二是國家機構的廚房必須提供合乎猶太教飲食法的食品；三是盡可能滿足宗教人士在婚姻事務方面的需要；四是政府將保障不同宗教教育體系的自治。這就是為以色列建國後處理政教關係定下基調的著名的“現狀協議”。“現狀協議”的名字具有誤導性，其內容完全反映不出當時巴勒斯坦盛行的猶太人宗教的“現狀”，既沒有提及當時安息日的公共交通狀況、劇場影院等娛樂設施在安息日能否營業（這兩點直到今天都在爭議），也沒有規定這四個方面如何具體操作，因而只是一個表達意向的提議，恐怕連承諾都算不上，也就毫無約束力。但隨著次年獨立戰爭爆發，能否將經學院的學生徵召入伍、軍隊中信教的士兵是否應當守安息日和吃猶太潔食等宗教問題隨之凸顯，實施協議的緊迫性被提上日程。以色列聯盟與政府調停，推動協議內容制度化，在經學院學生和女信徒免服兵役這個日後產生重大社會影響的問題上使政府妥協。獨立戰爭讓這些恪守傳統的人士看清與猶太複國主義者合作的必要性。戰爭結束後，“現狀協議”於1949年1月獲得正式地位，此時以色列聯盟已從一個運動變成了以色列國的一個政黨，其命運便和國家分不開了。
以色列聯盟黨的政治代表巧妙地操縱了以色列議會，能同時對左翼和右翼政黨施加壓力，從各屆聯合政府那裏獲得對其福利事業和教育、宗教機構的慷慨的國家支持，這是他們參與政治的最大動力。換言之，他們一般只滿足於捍衛自己作為少數群體的權利。確保極端正統派猶太人開辦的經學院的學生免服兵役是該黨近來最重要的政治議程之一。但參與政治並不代表在意識形態上妥協，他們繼續譴責猶太複國主義運動的世俗傾向。為避免在政府做出違反猶太教規定的決定時承擔責任，該黨議員一般拒絕擔任部長。以色列聯盟黨總體上對國家持一種既不公開反對、也不支持的模糊態度。
沙斯黨在崛起後所採取的政治路線大致相同，依然不關心外交或經濟政策，其主要政治目標是改變歷史上形成的社會不公，尤其是改變東方猶太人長期屈居阿什肯納茲人之下的社會狀況。為此，沙斯黨熱衷於創建一個能夠有效接觸並擴大其選民基礎的草根社會組織的網路，比如日制學校、農民協會和婦女俱樂部，所以它對國家資金的爭奪力度較以色列聯盟黨有過之而無不及。俄巴底亞·約瑟拉比鼓勵沙斯黨議員出任部長職位，允許議員競選時上電視。此外，與阿什肯納茲極端正統派猶太人不同，不少極端正統派的東方猶太人參軍，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猶太複國主義者，他們覺得不信教的猶太人已偏離真正的猶太複國主義的道路，應該回歸宗教。在他們眼裏，宗教與民族性是合一的。儘管與阿什肯納茲極端正統派猶太人政黨存在這種差異，沙斯黨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基要主義仍是毫不含糊的。一位沙斯黨部長在評論以色列某市一起火車與校車相撞致死案時說，這是神對該市允許電影院在安息日營業的懲罰。
1967年“六日戰爭”後，隨著以色列佔領了所有聖地，猶太人開始在被佔領土上建造定居點，極端正統派猶太人也開始回應以色列的一個核心政治議程：要不要把佔領的土地還給巴勒斯坦人？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有鴿派、鷹派之分。以沙赫拉比和俄巴底亞·約瑟拉比為代表的鴿派，反駁了一些宗教猶太複國主義者的觀點。後者認為，以色列軍隊佔領聖地標誌著彌賽亞時代已出現，因而不能將任何聖地還給非猶太人。鴿派堅持傳統彌賽亞觀，認為救世主沒有到來。他們認為，猶太人就算定居以色列地，仍與昔日身處流散地沒什麼區別，沒有強過非猶太人，所以還是不要得罪非猶太人。約瑟拉比更是在1989年去開羅會晤穆巴拉克總統，他在返回以色列後表示，只要猶太人仍有流血的危險，就得把土地還給巴勒斯坦人。以沙赫拉比的勁敵盧巴維切派哈西德瑞比施尼爾森為代表的鷹派，對待新占土地的態度與宗教複國主義者一致。然而，研究以色列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權威弗裏德曼（Menachem Friedman）認為，所謂的鴿派和鷹派，看似對立，實則擁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即猶太人與非猶太人截然不同。猶太人的千年流散給他們留下一種思維定式：“非猶太人想要殺死和毀滅猶太人，猶太人之間正當的差異只在於應該如何去應對無時不在的非猶太人的欲望。”當前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對這種定式有兩種不同反應：
沙赫拉比說，既然非猶太人討厭我們，我們需要保持沉默，需要克制自己，不提醒他們我們的存在，以免激怒他們。施尼爾森說我們應該強硬。這兩個答案都源於一個共同的概念，即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存在鴻溝。沙赫拉比不是[尋常意義上的]鴿派，[後者]相信人文主義，強調所有人和所有民族之間的根本平等，以及不同的人和民族之間的溝通能力。沙赫拉比卻認為，與非猶太人交流是不可能的，他們也許只能忘記猶太人的存在。施尼爾森宣稱，我們應該強硬，以保護自己不受總想毀滅我們的非猶太人的傷害。兩人的差異可以用他們對[以色列]與埃及的和平條約的態度來說明。他們都說沒有和平，也永遠不會有和平，因為埃及人想要消滅我們。然而，沙赫拉比補充說，我們應該通過保持沉默來儘量減少猶太人的傷亡。施尼爾森則說，因為和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存在，我們應該拒絕做出任何讓步。
可見，在神的救贖到來前，這些極端正統派猶太基要主義者基本不會在意和侈談中東和平。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世界說到底是以猶太人為中心的，對他們來講，猶太國是且只是猶太人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