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廣　　　
基督教錫安主義的發展適時地彌補了冷戰後期及後冷戰時期猶太院外集團對美國的以色列政策乃至整個中東政策遊說能力的弱化。美國猶太群體對基督教錫安主義的態度經歷了從排斥到逐漸接受的過程，這與美國猶太群體內部的分化及日漸保守化的趨向密不可分。基督教錫安主義者對美國的以色列政策的影響在小布希政府時期表現得最為突出。隨著小布希政府後期新保守主義者的失勢，基督教錫安主義對這一領域的影響也有所減弱。
在冷戰後期及後冷戰時期，保守主義運動成為美國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的新圖景。基督教右翼與新保守主義者是其中最為突出的兩股保守勢力。意識形態上的相近性成為兩者合作的基礎。作為美國中東戰略核心之一的美國對以色列政策，是基督教右翼與新保守主義者合作施加影響的領域之一，其中基督教右翼中的錫安主義者與作為新保守主義中堅的猶太新保守主義者基於相近的戰略理念，共同影響並塑造著這一時期美國對以色列的外交政策。本文擬就美國基督教右翼中基督教錫安主義（Christian Zionism）的興起及其與猶太新保守主義者在美國對以色列政策上發揮的影響做一簡要分析。
一　錫安主義在基督教右翼中的形成與發展
基於對美國社會自由主義氾濫的憂慮，為保衛美國傳統價值觀念，福音派基督教會從1970年代中期逐漸改變其對教會外現世事務漠不關心的態度，開始積極投入到美國社會和政治生活之中。(注：劉澎：《宗教右翼與美國政治》，載《美國研究》，1997年第4期，第34頁。) 外交政策並非基督教右翼之所長，但是在美國對以色列的政策上，他們卻成為以色列堅定的支持者，冷戰後期和後冷戰時期美國歷屆政府的對以政策乃至中東政策都受到他們的很大影響。這與基督教右翼中“基督教錫安主義者”的存在有著很大的關係。
“錫安主義”（Zionism）又稱猶太複國主義，是指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的思想和政治主張，而“基督教錫安主義”是指基督徒支持猶太複國運動的思想和政治主張。這一思想的基本神學理論為末世論。根據末世論，人類的歷史自伊甸園始至基督複臨重建其千年統治止，可以分作7個時間段，即神定時段（dispensations），當下人類社會正處於基督複臨並建立千年統治前的第六個時間段上。在這一時期，《聖經》中提到的關於基督複臨前人類社會的種種預言都將會實現。該理論認為，《聖經》“創世記”“利未記”“申命記”等章節所記載之上帝與猶太民族所簽訂的契約是永恆的、獨有的和不得篡改的。基督複臨之後，信仰者得以拯救，與基督一同升天。而留在地上的人將遭受7年的極度苦難，在此期間將出現一個反基督勢力，世界不可避免地爆發一場善惡總決戰（Armageddon），戰爭爆發地即為以色列的米吉多山區（Mount Megiddo）。基督率領其信眾將會適時趕到並贏得戰爭，然後建立了基督在世上的千年統治。在基督教錫安主義者看來，猶太人複國、以色列成立、猶太人向以色列移民（阿利亞），尤其是1967年戰爭之後，以色列控制整個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帶、佔領被稱作猶地亞和撒瑪利亞（Judea and Samaria）的約旦河西岸之後，基督複臨的時刻即將到來。而基督徒支持以色列實際上是為基督的到來做準備。(注：Lee Marsden, For God's Sake: The Christian Right and US Foreign Policy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 2008), pp.180～182.)
“基督教錫安主義”在美國的最早傳播者為1862至1877年間在美國佈道的英國牧師約翰·納爾遜·達比（John Nelson Darby）。其後這一思想為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宗教大覺醒運動中兩位著名的佈道士德懷特·L. 穆迪（Dwight L. Moody）和比利·森迪（Billy Sunday）所繼承。這一時期由賽勒斯·斯科菲爾德（Cyrus Scofield）編纂、日後成為美國最受歡迎的“詹姆斯國王版”（King James Edition）《聖經》中，充滿了體現這一思想的注釋，對該思想在美國的復興產生一定影響。冷戰後期，隨著基督教右翼運動的興起，一些宣揚末世論的書籍相繼面世，影響較大的有約翰·黑吉（John Hagee）所著《耶路撒冷倒計時》(注：John Hagee, Jerusalem Countdown: A Warning to the World (Lake Mary, Florida: Frontline, 2006).)、哈爾·林賽（Hal Lindsay）所著《晚期的地球》(注：Hal Lindsay, 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 (Grand Rapids, Michigan: Zondervan, 1970).)，以及蒂姆·拉哈耶（Tim LaHaye）和傑裏·詹金斯（Jerry Jenkins）合著的系列作品《落後》(注：Tim LaHaye and Jerry Jenkins, Left Behind Series (Wheaton, Illinois: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1995).)等。這些作品中到處是對末日和基督千年統治即將到來時場景的想像。它們的銷量非常大，有的還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影響很大，“基督教錫安主義”也隨之在右翼運動中傳播開來。
基於對末世論神學的理解，基督教錫安主義者根據《聖經》記載和描述的場景來解讀中東局勢。在他們的心目中，以色列處於最為核心的位置，巴勒斯坦當局控制的約旦河西岸是《聖經》中的猶地亞和撒瑪利亞，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伊拉克是《聖經》中的巴比倫，伊朗是波斯，敘利亞是亞述，歐盟是羅馬帝國，俄羅斯是攻擊以色列的歌革和瑪各（Gog and Magog)。猶太人必須佔領包括西岸在內的“應許之地”並重建第三聖殿。反基督勢力將會出現並建立一個世界政府來反對以色列，進攻以色列的軍隊將由聯合國、歐盟、俄羅斯派遣或聯合派遣，並最終與基督領導的教會展開決戰。他們認為上帝前定之事是不可逆轉的，而只有支持以色列，各國才能得到上帝的保佑和贊許。如果反對以色列，他們就會受到上帝的詛咒及基督根據他們對以色列和猶太人的所作所為而做的最終審判。與人們通常對戰爭感到恐懼和試圖避免戰爭爆發的理念不同，基督教錫安主義者對戰爭及由此引發的動盪持歡迎態度，將其視作基督複臨及千年統治到來前的必需。(注：Lee Marsden, op. cit.,p.183.)
除篤信末世論神學思想之外，一些福音教會僅依照《聖經》中“上帝保佑那些庇護猶太人的人”這一聖誡作為支持以色列的神學依據，其信徒也成為基督教錫安主義者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並非所有的福音派基督徒或教會都是支持以色列的錫安主義者。一些教會依然公開宣佈把猶太人作為傳教改宗的對象，而一些主要由知識界人士組成的福音派組織，如富勒學院（Fuller Seminary）則認為並不存在阻止巴勒斯坦國建立的具體神學依據，而是主張根據公正原則，不偏袒任何一方，和平解決爭端。2002年7月，約有60名福音教徒致信小布希總統，稱“在全面和堅定支持當前對以色列政策方面，美國福音派人群並非鐵板一塊”，要求美國不偏不倚地對待巴以衝突雙方。(注：Kevin R. den Dulk, “Evangelical ‘Internationalis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n Mark J. Rozell and Gleaves Whitney eds., Religion and the Bush Presiden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222.) 儘管如此，在支持以色列方面，基督教錫安主義者成為福音派基督徒的主流。根據皮尤（Pew）調查中心2003年的調查顯示，60％以上的白人福音派基督徒贊同末世論關於以色列的認識。(注：Kevin R. den Dulk, op. cit., p.222.) 而一些著名的右翼組織領導人如“道德多數派”的創建人傑裏·福爾韋爾（Jerry Falwell）和“基督教聯盟”的創始人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家庭研究委員會”的創建人加裏· 鮑爾（Gary Bauer）、科納斯通教會（Cornerstone Church）的創建人約翰·黑吉，著名基督教右翼人物如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托尼·珀金斯（Tony Perkins）及蒂姆·拉哈耶夫婦等，均為基督教錫安主義者。政治人物如前眾議院多數派領袖迪克·阿梅伊（Dick Armey）、湯姆·迪萊（Tom Delay）等也同屬這一陣營。1979年“道德多數派”成立之後不久，福爾韋爾便主動向美國猶太組織示好，並公開支持以色列，他的“20世紀80年代的95條論綱”（Ninety-Five Theses for the 1980's）中有5條是為支持以色列而提出。(注：Murray Friedman, 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 Jewish Intellectuals and the Shaping of Public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07.) 繼“道德多數派”之後成為基督教右翼運動中堅的“基督教聯盟”依然把支持以色列當作該組織的主要活動。“基督教聯盟”總幹事拉爾夫·裏德（Ralph Reed）稱，“基督徒具有成為影響冷戰後外交政策的最有效力的選民群體的潛力……他們正在把親以色列社群的重心轉變成為一個更加保守的和共和黨的現象。”(注：Lee Marsden, op. cit., p.193.) 目前在美國比較有影響的基督教錫安組織主要有理查德·赫爾曼（Richard Hellman）領導的“基督徒的以色列公共活動運動”（Christians' Israel Public Action Campaign）、“基督教以色列之友”（Christian Friends of Israel）、“耶路撒冷祈禱者小組” （Jerusalem Prayer Team）及“和平之橋”（Bridges for Peace）等。一些基督教會如德克薩斯聖安東尼奧的科納斯通教會、科羅拉多阿瓦達的“信仰聖經教會”（Faith Bible Chapel）、聖迭戈的瑪拉納撒教會（Maranatha Chapel）都是以色列的堅定支持者和猶太人的庇護者。2006年黑吉召集400位牧師及其所屬教會成立的“基督徒聯合起來支持以色列”（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簡稱CUFI）成為目前最具影響力的基督教錫安主義組織，其宗旨是把所有支持以色列的基督徒都團結起來，“為了一個共同的事業用一個聲音說話”，建立一個“快速反應”系統來向國會遊說，並組織“致意以色列之夜”（Night to Honor Israel）的活動，“以使猶太人看到並感覺到基督徒向他們表達的無其他事項的上帝之愛”。在它成立的一年半時間裏，全美國的福音組織都對它表示出極大的興趣，全國各城市均開展“致意以色列之夜”的活動。2006年10月該組織舉行全國性活動，吸引了3500人參與並引起國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注：Lee Marsden, op.cit., pp.185～187.)
除了戰略利益和民主自由等價值觀念的考慮及美國猶太人因素之外，基督教錫安主義者對以色列的支持成為影響美以關係的另一個重要因素。這個因素從雷根政府開始一直到小布希政府時期都在美以關係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根據調查顯示，從1996年起，對以色列持讚賞態度的美國民眾大體上占總人口的2/3，讚賞者與不讚賞者之比最低時為2002年的58%：35%，2005年這一比例達到最高，為69%：25%，2007年這一比例則是63%：30%。以色列是美國人視作既喜歡又重要的少數國家之一。(注：Eytan Gilboa, “The Public Dimension of US-Israel Rela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Eytan Gilboa and Efraim Inbar eds., US-Israeli Relations in a New Era: Issues and Challenges after 9/11(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56, 58.) 應該說，以色列在美國有如此高的民眾支持率與基督教錫安主義者在小布希總統任期、尤其是小布希第二屆總統任期內的異常活躍有很大關系。
在以色列問題上，基督教錫安主義者基本立場主要有：
1. 在堅持以色列的存在有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基礎上，認為耶路撒冷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以色列領土是應當包括整個加沙和約旦河西岸在內的大以色列（Eretz Israel）。
2. 支持世界各地猶太人向以色列移民，支持在以色列佔領區修建猶太定居點，甚至主張把巴勒斯坦人驅逐出約旦河西岸等地區。美國著名福音派領袖葛培理（Billy Graham）等都曾公開支持蘇聯猶太移民的權利。“耶路撒冷祈禱者小組”和“以色列社區的基督徒之友”（Christian Friends of Israeli Communities）等宗教團體所募集的捐款維持西岸地區所有定居點1/3的資金需要。包括“基督徒和猶太人國際協進會”（the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Christians and Jews）與“和平之橋”在內的一些組織，支持前蘇聯和其他地區的猶太人向以色列移民，為他們提供教育培訓專案、旅費及安置規劃等。截至2003年春，“基督教和猶太人國際協進會”向以色列81個城鎮提供了250萬美元捐款以維持其社會服務方面的開支。據2004年該組織領導人耶歇爾·埃克斯坦（Yechiel Eckstein）估算，美國福音派基督徒每年給予以色列的援助超過2500萬美元，而在2002年以前的7年裏，美國福音派基督徒給予世界範圍內猶太人的人道主義援助總計超過1億美元。一些教會的捐款高達幾十萬美元甚至幾百萬美元，用來支持猶太人向以色列的移民活動。(注：Lee Marsden, op.cit., pp.192~193; Murray Friedman, 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 Jewish Intellectuals and the Shaping of Public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21.) 2002年7月，在美國福音派基督徒的資助下，有371名美國猶太人移民以色列。(注：“Christian Zionism: Christian Support for the State of Israel,” available at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chr_isra.htm)
3. 敵視伊斯蘭教，主張打擊甚至消滅任何反對以色列的國家和勢力，尤其反對伊朗及被看作受其指使的哈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斯蘭聖戰組織等，甚至主張採取先發制人的打擊策略。九一一事件之後，基督教右翼中錫安主義者的反伊斯蘭言論更為狂熱。在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態度上，基督教錫安主義者反對小布希和賴斯關於伊斯蘭教“是一個和平的宗教、應區分好壞穆斯林”的觀點，反對小布希關於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信奉同一個上帝的言論。該群體的頭面人物經常引用“伊斯蘭法西斯主義”（Islamofascism）一詞來詆毀伊斯蘭教及其先知。富蘭克林·格雷厄姆（Franklin Graham，葛培理之子）稱伊斯蘭教為“一個極為墮落和邪惡的宗教”。帕特·羅伯遜佈道時稱“把伊斯蘭教當作一個和平的宗教來談論純系胡扯”。福爾韋爾稱先知穆罕穆德為恐怖分子。南浸禮會（Southern Baptist Churches）的前領袖傑裏·瓦因斯（Jerry Vines）稱先知穆罕穆德為“擁有戀童癖的惡魔”等等。(注：Lee Marsden, op.cit., p.198.)
4. 對解決阿以衝突的國際性組織（如聯合國）和協調機構（如四方機制）極度不信任，並對它們的活動和決議進行種種阻撓。基督教錫安主義者認為，四方機制中除美國之外的歐盟、聯合國和俄羅斯均系反基督勢力的組織者，是反基督的世界政府的先驅並將發動反對以色列的戰爭。基於此，他們認為俄羅斯、歐盟、聯合國均站在歷史發展的錯誤一邊。(注：Lee Marsden, op. cit., p.48.)
基督教錫安主義者隨著美國基督教右翼政治勢力的發展而對美國的中東政策和以色列政策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基督教右翼經過幾十年的經營，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重返美國政治舞臺時已經聚集了強大的政治能量。一方面，他們的信徒是美國選民總數的1/5，其比例從1972至1980年間的19.5％增加到1984 至1988年間的20％，1992至2000年間則增長為22％，成為美國選民中除了世俗化無宗教信仰群體之外的第二大選民群體。該選民群體平均受教育程度發生明顯變化，其中大學畢業生比例從1972至1980年間的8％增長到1984至1988年間的12％，從1992年至2000年間已經增長到21％；(注：Corwin Smidt, “Evangelicals an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in Gaston Espinosa ed., Religion, Race, an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New York: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8), pp.6, 8.)另一方面，在政黨選擇上，他們改變了此前選民橫跨兩黨、勢力分散的狀況，集中向共和黨轉移。福音派在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的人數分佈從1972至1980年的36％：49%，發展為1984至1988年間的45％：41％，以及1992年至2000年的51％：38％。信仰愈虔誠者對共和黨的認同比例越高。(注：Corwin Smidt, “Evangelicals an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15.) 在1972至1980年間，福音派基督徒選票只占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所獲總選票數的1/5強（22％），在1984、1988年兩次選舉中所占比例上升到1/4強（26％），在1992至2000年總統選舉中已經占到將近1/3（31％）。1994年在基督教右翼的支持下，共和黨控制了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200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小布希獲得了參加投票的福音派基督徒（投票率為63％）的3/4的選票（78％），占小布希所獲選票的40％。(注：Corwin Smidt, “Evangelicals an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23.) 正是在基督教右翼的支持下，共和黨在冷戰後期和後冷戰時期裏的政治影響超過民主黨。尤其是在小布希政府時期，美國政府的宗教色彩異常濃厚，基督教右翼對國會和白宮都產生影響。早在“基督教聯盟”的影響達到鼎盛的1994年，“基督教聯盟”總幹事拉爾夫·裏德便聲稱，當年新入選國會眾議院的73位共和黨議員中，44人與保守主義宗教人士有密切聯繫。(注：Murray Friedman, 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 p.220.) 而在小布希任內，為尋求基督教右翼對其各項政策的支持，專門設立了與宗教界聯絡的機構，由卡爾·羅夫（Karl Rove）和蒂姆·喬格雷恩（Tim Geoglein）及埃利奧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成立白宮與基督教右翼進行聯繫的三人領導小組。基督教右翼的領袖獲得了直接面見總統及其顧問的特權，並且成為總統在重大問題上進行諮詢的對象，作用明顯增大。(注：Lee Marsden, op. cit., p.195.)
二　美國猶太群體對基督教錫安主義的反應
基督教錫安主義勢力上升之際，正值傳統上被認作以色列在美國的最大支持者——美國猶太群體發生深刻變化之時。這種變化體現為：一方面美國猶太人右傾保守化趨向加強；另一方面美國猶太人內部對以色列的態度發生分化，進而導致為以色列利益和政策遊說的意願有所削弱。
美國猶太人的保守化趨向始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民權運動的分裂。民權運動曾經吸引美國多種進步勢力的參與，相當多的猶太人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小馬丁·路德·金牧師遇刺身亡之後，作為民權運動主體的非洲裔美國人的政治及社會觀點激進化的趨向增強，與之觀點相左的其他族裔在民權運動中遭受排擠，最終導致民權運動分裂。在此間及以後發生的城市騷亂中，許多猶太人人身及財產成為犧牲品。在此情形下，美國猶太人內部主張法治和秩序的勢力逐漸抬頭。此外1967年、1973年兩次中東戰爭的爆發，促使大屠殺意識日漸覺醒的美國猶太人更加關注本族群內部事務和世界範圍內猶太人事務，尤其關注以色列和蘇聯猶太移民問題。在這些問題上，美國猶太人和其他政治、社會勢力如非洲裔美國人等齟齬不斷。而經過20多年的發展，美國猶太群體內部正統派勢力逐漸增強，其中包括後來在美國定居的蘇聯猶太移民。美國猶太群體的保守化趨向不但表現在地方選舉中傾向於支持主張法治和秩序的候選人，還表現在美國猶太人中出現了一些立場偏右的政治人物，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在多次選舉活動中，利伯曼在許多問題上都持有與保守主義者相近的立場，尤其是在道德價值觀念問題上。
在一些具體的社會問題上，猶太人的立場趨於保守。儘管根據“美國猶太人委員會”等組織的調查顯示，在政府開支、公民自由及墮胎和同性戀者權利等問題上，傳統的自由主義在猶太人中依然佔據上風，但是在其他問題上，猶太人的保守主義立場極為突出。例如，根據1997年由“美國猶太人委員會”所做的調查顯示，80％的猶太受調查者主張對犯有謀殺罪的刑犯處以死刑。這一比例比1994年所做的調查高出6個百分點。而60％的猶太人反對在就業和升遷方面“作為一項政策”給予婦女、非洲裔美國人和其他弱勢群體成員“特殊關照”。相當多的猶太人認為當前美國基於種族、民族或宗教上的亞社會群體認同正在加劇美國社會的分化。在福利政策上，猶太人認為政府的福利計畫對於福利接受者而言是有害的。“美國猶太人委員會”在2002年12月至2003年1月進行的調查顯示，34％的猶太人認為自己是溫和派或中間派，15％的猶太人為輕微的保守主義者，而認為自己是保守主義者的猶太人為12％。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猶太社區的保守化趨勢加劇。根據“市場事實”（Market Facts）2002年初為“美國猶太人委員會”所做的調查顯示，約有70％的猶太人贊成採用全國性的身份認證系統，而66％的猶太人贊成擴大在街道和其他公共場所實行閉路電視監測。許多長期以來致力於保護公民自由權的猶太組織對小布希政府的一些反恐立法，或予以支持或保持沉默，甚至不惜為此與此前與之合作的民權組織決裂。(注：Murray Friedman, “The Changing Jewish Political Profile,” offered by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Center of US Embassy to PRC.)
在冷戰後期到後冷戰時期，美國猶太人社區右傾保守化趨向最為顯著的表現便是猶太新保守主義者群體的形成。第一代猶太新保守主義者包括歐文·克裏斯托爾（Irving Kristol）、諾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格特魯德·希梅爾法伯（Gertrude Himmelfarb）等人。他們在1970年代後期主張美國採取積極進取的外交政策，加強國家軍力建設，對內進行福利制度改革等。冷戰結束之後，第二代猶太新保守主義者開始形成，且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組織上均超過前者。新一代猶太新保守主義者主要有威廉·克裏斯托爾（William Kristol）、約翰·波德霍雷茨（John Podhoretz）、埃利奧特·艾布拉姆斯、戴維·弗魯姆（David Frum）、戴維·布魯克斯（David Brooks）等人。第二代猶太新保守主義者充分利用美國媒體平臺，包括報紙專欄和電視“脫口秀”節目來影響美國大眾輿論，此外他們還積極組建或參與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保守主義思想庫如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曼哈頓政策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赫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美國企業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和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the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等。如今猶太新保守主義者、正統派猶太教徒和越來越多的美國猶太青年成為美國保守派猶太群體的中堅。(注：佐格比（Zogby）為新澤西《猶太新聞》自1997年以來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年輕的猶太人與長輩相比更明顯地傾向於共和黨候選人。在2000年總統選舉中，有52％的年齡介於18歲和29歲之間的選民投小布希的票，而年齡段較長的選民投票給小布希的比率從剛剛接近6％到略微超過30％之間。年齡越長，對小布希的支持率越低。該組織對2000年費城猶太人選舉模式的調查得出了同樣的結果。猶太民意調查專家史蒂文·科恩（Steven M. Cohen）在2002年11月到12月的調查顯示：猶太年輕人更傾向於認同共和黨並贊同小布希總統的各項政策。大約有26％年齡在35歲以下的猶太受訪者宣稱自己為共和黨，而這一年齡段以上的受訪者中宣稱自己為共和黨的只有11％。政治學家艾倫·費舍爾（Alan M. Fisher）稱他們為“雷根時代的人”。“他們對羅斯福和甘迺迪一無所知，他們與猶太勞工運動蓬勃發展時期有三代之遙，對於這代人而言，發生於其出生和幼年階段的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和學生反越戰運動與他們的政治經驗毫無關係。”Murray Friedman, “The Changing Jewish Political Profile,” offered by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Center of US Embassy to PRC.)
在美國猶太保守勢力形成的同時，美國猶太人對以色列及以色列政府解決以巴衝突的具體政策的態度發生了分化。自1967年中東戰爭以來，美國猶太人幾乎是一邊倒地支持以色列政府。這一狀況自1980年代初開始發生變化。這一變化是擁有自由主義傳統的美國猶太人群體對以色列右翼政治勢力崛起做出的反應。許多美國猶太人在認同和支持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家存在的同時，開始對以色列和猶太人的利益做出與以色列右翼政治勢力不同的界定。他們反對以色列右翼政府在解決巴以衝突和對待巴勒斯坦人方面的強硬立場，主張通過加強對話和談判促進中東地區和平，並主張以更人道的方式對待巴勒斯坦人。早在1980年7月， 56名主流猶太領袖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一則政治廣告，主張應該用土地來換取和平。此後的一系列事件如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並造成大量平民傷亡的事實，使得越來越多美國猶太人對以色列右翼處理阿以衝突的方式和解決巴以爭端的政策提出了批評。1985年底，“美國猶太人委員會”不顧以色列政府的反對，派遣代表團會晤了約旦國王侯賽因和埃及總統穆巴拉克。1987年佔領區的巴勒斯坦人大起義（Intifada）之後，美國自由派猶太人譴責以色列對起義者的鎮壓，同時呼籲召開和平會議。1989年12月7日，美國猶太人中的一些活動分子和學者呼籲主動與巴解組織進行接觸。1990年，有大約3/4的美國猶太人主張與巴解組織進行談判。(注：Steven T. Rosenthal, “Long-distance Nationalism: American Jews, Zionism, and Israel,” in Dana Evan Kapla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merican Juda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15～216. )
冷戰終結及第一次海灣戰爭結束之後，以色列的安全環境有了根本好轉，美國猶太人對以色列右翼政府的批評之聲日漲。據統計，有85％的美國猶太人反對以色列沙米爾總理寸土不讓的強硬佔領政策，75％的美國猶太人領袖主張停止猶太定居點建設。這一時期美國主流猶太組織已經開始接受諸如“新猶太議程”（New Jewish Agenda）等猶太組織提出的建立巴勒斯坦國的激進主張。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對奧斯陸協議的抵制，甚至使得美國猶太人最大的院外活動組織“美國以色列公共關係委員會”和“主要猶太組織領導人大會”3次拒絕為內塔尼亞胡政府的政策進行遊說。沙龍政府在對待巴勒斯坦人和定居點問題上的強硬立場，也不斷受到自由派美國猶太人的批評。對以色列的淡漠還體現在美國猶太人的捐贈上。美國猶太人募集的資金中捐贈給以色列的部分所占比例在明顯下降，這種趨勢在年輕人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史蒂文·科恩的調查發現：年齡每降低10歲，對以色列的支持度就會下降5個百分點。早在1989年便有調查顯示，知道以色列建國時間的美國猶太人不足66％，知道以色列何時佔領約旦河西岸的美國猶太人不足40％。(注：Steven T. Rosenthal, op. cit., pp.217～218.) 2002年夏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有大約2/3的美國猶太人主張建立巴勒斯坦國，而持這一立場的美國人則不到一半。
在政治選舉中，美國大多數猶太組織更主要的是根據政治領導人在墮胎權、為教育提供公共基金、校園祈禱及同性戀者權利等社會問題上的立場對政治人物進行評判和選擇，對以色列的支持已經退居次要。(注：Paul Charles Merkley, “American Christian Support for Israel ,” in Eytan Gilboa and Efraim Inbar eds., US-Israeli Relations in a New Era: Issues and Challenges after 9/11, p.118.) 這種分化事實上削弱了美國猶太院外集團為以色列遊說的能力。以美國最具影響力的院外遊說集團“美國以色列公共關係委員會”為例，自雷根政府開始，它反對美國向阿拉伯國家軍售及美國推動中東和平進程的力度都有所減弱。儘管這種減弱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是與美國猶太人對該組織盲目支持以色列的批評有一定關係。2007年，有報導稱，一些自由派猶太人擬成立一個新的院外集團來對抗“美國以色列公共關係委員會”。猶太作家和政治評論家安妮·羅伊菲（Anne Roiphe）公開表示不贊成“美國以色列公共關係委員會”的立場，認為它並不代表猶太人的意見。(注：Mitchell G. Bard, “AIPAC and US Middle East Policy,” in Eytan Gilboa and Efraim Inbar eds., US-Israeli Relations in a New Era: Issues and Challenges after 9/11, pp.87～88.)
基督教錫安主義者的出現，彌補了美國猶太人對美以政策日漸削弱的影響力。已經有論者指出，如果不是基督教錫安主義者的支持，猶太院外活動集團早就被邊緣化了。儘管美國猶太人在美國選舉政治中的影響依然可觀，但是他們的影響力還是難以與基督教右翼相比。從1980年雷根競選總統開始，許多總統候選人在競選中都大打以色列牌，目的不僅是爭取猶太選民的支持，而且更多的是為了爭取基督教右翼的支持。
面對基督教右翼尤其是基督教錫安主義的崛起，美國猶太人有不同的反應。以“反誹謗聯盟”（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簡稱ADL）為代表的自由派猶太人所持基本態度是恐懼和排斥。他們認為基督教右翼以美國的基督教化及猶太人改宗基督教為目的，言論和著述中充斥著反猶主義情緒，這與美國猶太人長期以來奉行的理性主義、多元主義、自由主義和反對狹隘的教派利益的原則相違背。在美國對以政策問題上，他們認為基督教錫安主義者的立場不利於阿以衝突的最終解決，嚴重違背以色列和猶太人的根本利益。在1980年福爾韋爾獲得以色列政府頒發的“雅伯廷斯基獎章”（Jabostinsky Medal）時，美國猶太人領袖亞曆山大·欣德勒（Alexander M. Schindler）曾在《耶路撒冷郵報》上撰文，質問“傑裏·福爾韋爾對猶太人有益嗎？”他認為，“這一新的政治勢力……除將美國基督化、使之成為一個由基督統治的共和國之外別無所求……根據我的判斷，這樣一種政治氣候對公民自由、人權、社會公正、不同信仰之間的對話及美國人之間的相互尊重是不利的。因此，他對猶太人是無益的。”(注：Paul Charles Merkley, “American Christian Support for Israel,” p.109.)
對基督教右翼的恐懼最初體現在1980年代的兩次總統選舉中。1980年美國猶太人對信奉保守主義的雷根的投票率約為39％；4年之後，由於基督教右翼在共和黨和雷根政府的影響大增，使得猶太人對雷根的支持率下降至31％。1984年“美國猶太人委員會”調查顯示，有大約46％的猶太人把“大多數”或“許多”基督教右翼原教旨主義者列入反猶行列。1994年，“反誹謗聯盟”發佈一項題為《宗教右翼：對美國寬容與多元主義的攻擊》的報告。(注：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The Religious Right: The Assault on Tolerance & Pluralism in America,” The Jewish Exponent (Philadelphia), August 19, 1994, cited from Murry Friedman, 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 p.215.)該報告對宗教右翼所宣揚的“教派性的、絕對主義的主張”，以及對文化上的不同表達使用“恐懼性的、懷疑性的甚至是仇恨性的語言”並與“偏執分子和陰謀分子相過從”的傾向予以抨擊。報告將宗教右翼定性為將會摧毀政教分離界線的“排他性的宗教運動”，在某些時候“受到表現出陰謀性的、反猶的和極端情緒的高層人物”的唆使。該報告歷數了基督教右翼運動領袖福爾韋爾、帕特·羅伯遜、保羅·韋裏奇（Paul Weyrich）和唐納德·懷爾德門（Donald Wildmon）等人的反猶主義言論。(注：Murray Friedman, 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 pp.215～216.) 此後一些自由派猶太人如專欄作家安東尼·劉易斯（Anthony Lewis）和弗蘭克·裏奇（Frank Rich）等人，以《紐約時報》等媒體為平臺對基督教右翼進行猛烈批評。自由派知識份子指責帕特·羅伯遜所著《新千年》(注：Pat Robertson, The New Millennium: Ten Trends That Will Impact You and Your Family by the Year 2000, (Nashville, Tennessee: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1990).) 和《新世界秩序》(注：Pat Robertson, The New World Order (Nashville, Tennessee: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92).) 等作品充滿了反猶主義觀點。1995年4月17日一期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雜誌稱羅伯遜的思想意識為“隱蔽的法西斯主義”。近期“美國猶太人委員會”公佈的調查顯示，大多數猶太人依然認為基督教右翼是反猶的。回復調查的猶太人中91％選擇“多數”“許多”或“一些”來描述基督教福音派和原教旨主義者的反猶情緒。(注：Murray Friedman, 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 p.216.)
與美國自由派猶太人不同，美國保守派猶太人極為歡迎屬於基督教右翼的基督教錫安主義者。一些右翼猶太人和基督教錫安主義者共同建立支持以色列的組織，其中尤以猶太拉比耶歇爾·埃克斯坦於1983年在芝加哥創建的“基督徒和猶太人國際協進會”最為著名。該組織旨在加強與基督教錫安主義者的聯繫，並宣稱“真正的基督徒是猶太人最好的朋友。”埃克斯坦還在華盛頓特區建立“猶太－基督價值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Judeo Christian Values），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和丹·科茨（Dan Coats）共同擔任該組織的主席。該組織還建立名為“支持以色列”（Stand For Israel）的網站，併發起旨在推動猶太人從前蘇聯地區、阿根廷和埃塞俄比亞向以色列移民的專案。克林頓政府時，宣稱代表8000萬人，由162個支持以色列的猶太組織和基督教組織組成的聯盟——“支持以色列的聯合之聲”（Voices United for Israel），曾在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訪美時集會表示聲援。
針對“反誹謗聯盟”的報告，美國保守派猶太人曾在1994年8月2日的《紐約時報》上刊登題為《猶太人應該對‘基督教右翼’產生恐懼嗎？》的政治廣告。這份由75位知名猶太人士簽名的廣告對“反誹謗聯盟”對基督教右翼的攻擊進行駁斥。組織這次活動的正統派拉比丹尼爾·拉平（Daniel Lapin）曾在西雅圖創建了政治上保守的猶太組織“面向傳統”（Toward Tradition）。此外一些著名猶太人士如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莫裏斯·艾布拉姆斯（Morris Abrams）、著名猶太新保守主義者諾曼·波德霍雷茨等人紛紛為基督教右翼辯護，甚至認為“反誹謗聯盟”走得太遠了。(注：Murray Friedman, 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 pp.217～218.)
猶太保守主義者對基督教右翼的接納既有其意識形態的基礎，即對美國社會過度世俗化和反文化運動盛行的批判及反對國際共產主義等，也有其實用主義色彩。猶太新保守主義代表人物歐文·克裏斯托爾和新保守主義者、研究大屠殺的歷史學教授露西·達維多伊茨（Lucy Dawidoicz）曾在《評論》（Commentary）雜誌上撰文，認為不應該過度看重福音神學。克裏斯托爾持有同樣的觀點。他認為，“道德多數派源於基督教信仰對以色列的支持，不應該成為猶太人疏遠他們的理由。它為什麼對我們是個問題？那是他們的神學理念，但這是我們的以色列。”(注：Murray Friedman, 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 p.209.) 在聽完基督教聯盟總幹事裏德1995年5月在“美國基督教公共關係委員會”的演講之後，後來在小布希政府中東政策制定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埃利奧特·艾布拉姆斯深受觸動，他表示雖然不知道裏德是否需要猶太人，但是“我們需要拉爾夫·裏德。”(注：Murray Friedman, 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 p.220.)
右翼美國猶太人與基督教錫安主義者在1990年代後期建立的良好關係，使美國保守主義運動獲得了強大的力量，而這一影響力又因為以色列右翼政府的介入得以強化。以色列右翼政府很早便注意併發掘美國基督教錫安主義者的政治影響。1978年以色列總理貝京邀請福爾韋爾訪問以色列，次年以色列政府贈給福爾韋爾一架裏爾噴氣飛機，1980年貝京政府授予福爾韋爾“雅伯斯廷斯基獎章”。貝京的支持者舒米爾·卡茨（Shmuel Katz）針對某些自由派猶太人對此舉的異議辯稱，“美國的道德多數派運動已經表明其對以色列的支持，這一同情應該是相互的。”(注：Paul Charles Merkley, “American Christian Support for Israel,” p.109.) 1981年，當“全國教會委員會”（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譴責以色列轟炸伊拉克的核反應爐時，應以色列政府的請求，福爾韋爾出面公開駁斥這一指責。此後以色列歷屆右翼政府都主動與美國基督教錫安主義者接觸。內塔尼亞胡和沙龍不斷在美國或以色列會見基督教錫安主義組織領袖或參與他們的會議和活動。以色列宗教事務部官員約納·馬拉赤（Yona Malachy）曾被派往美國，專門研究美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並逐步與基督教錫安主義者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他的研究成果《美國原教旨主義和以色列：原教旨主義教會與錫安主義和以色列的關係》(注：Yona Malachy, American Fundamentalism and Israel: The Relation of Fundamentalist Church to Zionism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Jerusalem: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Jewry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1978).) 被視為立庫德集團獲取原教旨主義教會支持以色列的計畫指南。為做好對基督教錫安主義者的工作，以色列議會專門成立了由12名議員組成的、代表多個政治黨派的“基督教同盟議員團”（Christian Allies Caucus）。加強與基督教錫安主義組織的聯繫成為以色列駐美使館的一項重要使命，以色列政府要求駐美大使主動尋求與基督教錫安主義組織建立良好的關係並積極參與它們的公開活動。(注：Paul Charles Merkley, “American Christian Support for Israel,” p.121.)在基督教錫安主義者中，頭面人物除經常往返以色列進行訪問之外，還聯合以色列相關部門組織大批的普通成員前往以色列參觀訪問，以增進認同和獲取他們的政治支持。2004年2月以色列旅遊部長本尼·埃隆（Benny Elon）高度讚揚帕特·羅伯遜，表彰他不顧美國政府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發出的海外旅行警告，組織大批福音派教徒參觀以色列，從而“使得以色列的旅遊業免於破產。”(注：Lee Marsden, op.cit., p.192.) 2004年有40多萬福音派教徒前往以色列參觀。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保守派猶太人對基督教錫安主義者的接納，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自由派猶太人的態度。2002年5月，“反誹謗聯盟”在美國一些報紙上刊登一系列政治廣告，拉爾夫·裏德應邀在廣告上稱，“我們有信仰的人堅定地與以色列站在一起。”面對猶太群體中一些人對邀請裏德出面表示反對，該組織主席阿貝·福克斯曼（Abe Foxman）指出，儘管猶太人與基督教聯盟在諸如學校祈禱等問題上的分歧依舊存在，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拒絕他們的支持，事實上猶太人應該對這種支持心存感激，尤其是因為基督教右翼不要求任何回報。”(注：Murry Friedman, “The Changing Jewish Political Profile,” offered by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Center of US Embassy to PRC.) 美國猶太人委員會行政副主任戴維·哈裏斯（David Harris）則表示，選擇朋友是猶太人難以償付的一項奢侈，因為“末日也許明天就會到來，但是以色列在今天便命懸一線。”(注：Lee Marsden,op. cit., p.190.) 包括“猶太公共事務委員會”（Jewish Council for Public Affairs）在內的一些猶太組織開始逐漸增加與基督教錫安主義組織的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