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修二是201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中村修二認為，亞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費時間，年輕人應該學習不同的事情。東亞國家現代的普魯士教育體制阻礙了學生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究，對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害無益。
家長在稀缺心態的驅動下，讓孩子從小沉浸在補習班和題海裏，希望能先去搶到眼前看起來很稀缺的學校資源，也許從長遠來看，就反而浪費了孩子最大的資源——有無限可能性的少年時光和天生的好奇心。
要成為好學生，不是像體力勞動者一樣忠實地完成老師的作業，而是要像知識工作者一樣，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該做的事情”，好學生一定得做到：要自我決定學習的側重，衡量自己知識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學習時間。這就需要具有極大的主動性和自由度。
因研發藍光LED而獲得201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中村修二於2015年1月在東京的駐日外國記者協會舉行記者會，批評了日本的專利制度和整個東亞教育體系。他抨擊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稱大學入學考試制度非常糟糕，中國和韓國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標都是考入著名大學。他認為亞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費時間，年輕人應該學習不同的事情。
中村修二是個非典型的日本科學家：出身普通漁民家庭，考試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學德島大學；他動手能力非常強：上午調儀器，下午做實驗；自學能力非常強：中村對物理學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自學而來的。他讀的德島大學甚至沒有物理系。
這樣的人在日本飽受壓制，他對於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評，也是言出有因。
一、東亞教育體制的兩面性
東亞的教育體制是比較特異的，經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讚賞和局內人的詬病。日本的教育體制已經相對算這三國裏比較寬鬆的了，中國就別提了，老師、學生、家長，所有人都深受其苦。至於韓國也是以極端的應試主義和學歷主義聞名的。
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麗大學(Korea University)和延世大學( Yonsei University)總稱為“SKY”，韓國最大規模企業的總裁們，70%是這三所大學的畢業生，而80%的司法機構、公務員來自這三所大學。韓國孩子幾乎都要上補習班，2009年韓國補習班獲利總額約73億美元，這比三星電子的盈利還多，教育支出龐大是韓國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
2012年，經合組織進行了“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畫”，在數學和閱讀專案上，韓學生在所有成員國中排名第一。但是，這項成就是以相當低的效率取得的，有評價說：“這些孩子是靠雙倍的努力加雙倍的花費……才得到這樣的成績。”
為何東亞會有這樣的教育體系呢？我覺得，是因為東亞國家在現代教育體系本來就有的普魯士的基因，再加上了東亞儒家和科舉傳統（對於中國來說，可以說又加上了蘇聯式教育的實用速成導向和思想灌輸功能）。
二、現代教育體制的普魯士基因
在19世紀之前，教育其實是個類似手工業的學徒制，不管是東方的私塾還是西方的家庭教師。但是隨著科目的增加和對受基本教育的勞動人口的需求，出現了所謂的K-12（也就是我們亞洲的普通中小學）教育制度。可汗學院（Khan Academy）的創立者薩爾曼·可汗在他的《翻轉課堂的可汗學院》（The One World Schoolhouse）中指出了現代教育制度的普魯士起源。
現代各國的標準教育模式，是我們已經以為天經地義的幾個基本要素：早上七八點鐘走進教學樓；在長達40～60分鐘的課程中全程坐著聽課，在課堂上，教師負責講，學生負責聽；穿插在課程之間的有午餐以及體育課的時間；放學後，學生回家做作業。在標準化課程表的禁錮下，原本浩瀚而美不勝收的人類思想領域被人為地切割成了一塊塊、一塊塊便於管理的部分，並被稱為“學科”。同樣，原本行雲流水、融會、融會貫通的概念被分成了一個個單獨的“課程單元”。
這個模式，是在18世紀由普魯士人最先實施的。是他們最先發明了我們如今的課堂教學模式。普魯士人的初衷並不是教育出能夠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是大量炮製忠誠且易於管理的國民。他們在學校裏學到的價值觀讓他們服從包括父母、老師和教堂在內的權威，當然，最終要服從國王。
當然，普魯士教育體系在當時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創新意義。這樣的教育體系讓上萬人成了中產階級，為德國成為工業強國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原動力。基於當時的技術水準，要在普魯士王國實現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標，最經濟的方法或許就是採用普魯士教育體制。然而，該體制阻礙了學生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究，對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害無益。
不過，在19世紀，高水準的創造力邏輯思維能力也許不如思想上服從指揮、行動上掌握基本技能那麼重要。在19世紀上半葉，美國基本照搬了普魯士的教育體系，就像在普魯士一樣，這一舉措能夠大力推動中產階級的構建，使他們有能力在蓬勃發展的工業領域謀得一份工作。除了美國，這個體系在19世紀也被其他歐洲國家仿效，並推廣到歐美以外其他國家。
但是，如今的經濟現狀已經不再需要順從且遵守紀律的勞動階層，相反，它對勞動者的閱讀能力、數學素養和人文底蘊的要求越來越高。當今社會需要的是具有創造力、充滿好奇心並能自我引導的終身學習者，需他們有能力提出新穎的想法並付諸實施。
不幸的是，普魯士教育體的目標與這一社會需求恰恰相反。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視了人與人之間異常美妙的多樣性與細微差別，而正是這些多樣性性與細微差別，讓人們在智力、想像力和天賦方面各不相同。
三、普魯士基因以外，東亞教育還深受儒家傳統和科舉制度影響
東亞三國在19世紀末為了追趕西方列強而開始引進這種現代教育制度時，又不可避免地由於自己的儒家傳統和科舉制度，而對這個制度作出了潛意識的扭曲和偏重。
（一）對大學入學考試和科舉制度的混淆：
東亞國家對大學入學考試，總是會和他們長期的科舉傳統混在一起。古代社會對創造力沒有那麼大的需求，所以科舉是個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衝突完成了社會管理者的選拔，且完成了一個以智力取代門閥的準繩的建立。但是，如果要和科舉類比的話，現在的對應物應當是公務員考試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職考試。因為這些考試和科舉一樣，是需要選拔出已經訓練有素的成年人，馬上就可以從事某些工作。
而大學入學考試，目標則是要選出可塑性強而又有志向者進行下一步的教育，這樣的人要好像從熔爐裏取出的液態玻璃，可以旋轉拉長，可塑性極強。而科舉考試得到的人員，則要像上了釉彩的出窯瓷器，馬上就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你做什麼改動，不是破裂就是刮傷。
此外，考試是個用處非常有局限的工具。古代的科舉對人才的遺漏盡人皆知，而現代不管哪種考試，能考得出考生的興趣、志向、想像力和實際操作能力嗎？即使是已經看起來最客觀最可衡量的數學考試，也會遺失很多東西。
薩爾曼·可汗舉了代數為例子。在學習代數時，學生們多半只專注於在考試中獲得高分，考試的內容僅僅是各單元學習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生們只記住了一大堆X和y，只要將X和y代入死記硬背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它們的值。考試中的X和y體現不出代數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代數的重要性及魅力之處在於，所有這些X和y代表的是無窮的現象和觀點。在計算上市公司的生產成本時使用的等式，也可以用來計算物體在太空的動量；同樣的等式不僅可以用來計算拋物線的最佳路徑，還可以為新產品確定最合適的價格；計算遺傳病患病率的方法同樣可以在橄欖球賽中用來判斷是否應該在第四節發起進攻。
在考試中，大部分學生並沒有將代數視為探索世界時簡單方便且用途多樣的工具，反而被視為亟待跨越的障礙。
所以，雖然考試是很重要的，但是社會必須能認識到考試的極大局限性，並削弱它在選材中的位置。美國的教育制度以雙保險的方式抑制學生在在考試上過分浪費精力：其一，SAT的考分只是錄取考量的諸因素中的一項，過於重視SAT是不明智的；其二，SAT每年有6次報考機會。
中國的教育制度則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學生浪費青春：其一，高考分數是錄取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其二，高考一年一度。
（二）東亞國家對復習的過度重視
2009年發佈的“中日韓美四國高中生權益狀況比較研究報告”顯示：78.3%的中國普通高中學生平時（不包括週末和節假日）每天在校學習時間在8小時以上，韓國為57.2%，而日本和美國幾乎不存在這樣的情況。中國學生每日學習的時間最長。各國學生所學內容的多少相差不會太大，那麼如果學習時間過長，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復習時間所占比重過大。這是扼殺學生想像力、創造力的最大手段。
說起復習的重要性，人們經常會引用“學而時習之”, 這個”習“就是復習。但是，孔子時代與今天社會有個巨大差異，是學習的內容。孔子時代的主要學習內容是“禮”，扮演者唯反復演練才可達到效果。但是，人類的社會生活演化到近現代，學習的主要內容由“禮”轉變為認知。認知是拓展和變化的，其本質是創造或學習新的東西。如果教育過度強化復習，是產生不出創新人才的。
而且，正如保羅·葛蘭素所說的，“即使在最好的高中裏學到的知識，和大學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以文科為例，那幾本高中需要反復誦讀的歷史課本上的知識，和隨便幾本大學歷史系必讀書比起來如何？至於數學呢，即使是中學數學都掌握很好了，還沒有學到17世紀就出現的微積分。何況，隨著知識的爆炸，1900年所有的數學知識可以塞進1000本書裏， 到2000年已經需要10萬卷書了（德夫林《數學猶聊天》）。可見，花了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幾年時間反復學習這麼有限的知識，是多麼低效的學習法啊。
這幾年有個流行的一萬小時理論，對反復練習好像是個理論上的支持。但是，這種論述的多在（認知複雜性）較低的活動，如象棋、鋼琴、籃球、計程車駕駛、拼寫。但是，對於（認知複雜性）較高的活動，如創作、管理等作用就很難找到足夠的證據。其實，這一點反而可以用來說明，為什麼鋼琴小提琴這類技藝的訓練在西方業已式微，而在東亞國家卻大為興盛。
這類19世紀就已經蔚為大成的技藝，特點是難度訓練階梯比較固定，知識總量也已經限定，只需要多加練習即可，而且學習的進度，又可以通過曲目難度或考級來衡量。這正好切合了東亞偏愛的學習法。所以東亞國家這些琴童家長，多半既沒有音樂愛好也不了解古典音樂背景知識，卻讓孩子花了大量時間練習，其內在出發點，就好像著名笑話中那位因為路燈比較亮，就只在路燈下找鑰匙的愚人一樣。
（三）平均主義和匱乏心態的影響
很多對高考的辯解，都是說，雖然高考不盡如人意，但是是最公平的。這是儒家傳統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響。公平並沒有錯，但是如果為了公平，就反而一刀切壓制了不同類型的人才發展途徑，那就很可悲了。這正如建國後那三十年表面上看起來的經濟上的平均和公平，其實是建立在壓制了無數發展路徑和積極性的基礎上的，實際上付出的機會成本高得不可想像。東亞國家的人口基數那麼大，這種人才浪費的機會成本也是高得很難估量。
舉個其他國家的例子。歐洲學術界有個比較，像英國和德國都算是古典學術的學霸類國家，但是英國這方面的人才要出色不少。究其原因，反而是因為英國的教育制度不夠公平。英國有一些中學進去後由於傳統原因，上好大學的可能性非常高，這樣裏面的學生很早就可以不慌不忙地淫浸在龐大的古典學術中。
反過來，德國比較公平，所有學生上大學都要通過考核，這樣，學生反而要花更多精力在通用的備考科目上面。結果英國這種表面的不公平反而有可能造就優質人才。
這就像彼得·泰爾的《從０到１》中舉的商業上的例子，表面上完全競爭好像比較公平，實際上參加這樣競爭的企業利潤會變得像刀刃一樣薄，朝不保夕，只能顧著眼前利益，不可能對未來做長遠規劃。
而類似穀歌這樣的壟斷企業，因為不用記掛著和其他企業競爭，反而可以有更大的自主權關心自己的產品和做各種長遠得簡直不靠譜的計畫。所以學生如果長期處在考試的競爭壓力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長遠的自我成長計畫，而只能把心思集中在將會決定一生道路的一次次考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