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協京
一、近代日本大學的創立和發展
日本稱之為“大學”的教育機構早在西元670年就已出現，比歐洲最早的大學還要早得多。當時的封建統治者在政治上取法於中國隋唐的律令制度，推行“大化改新”（大化元年-西元645年），建立起了包括官制、田制、稅制、兵制、學制等在內的中央集權的律令制國家。出於培養大批官僚的需要，中央政府設立了最高學府“大學寮”，而在地方則由各封建屬國設立了“國學”，這些官府學校的主要教育內容是誦讀和講解四書、五經、左氏春秋等中國古代經典著作。從那時起，日本在漫長的年代當中一直深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直到近代在堅船利炮的威脅下向西方列強打開國門，並開始由效法儒學而轉向取道西學。
到了近代特別是19世紀中期，日本政府強烈感到培養高級人才的迫切性，於是在原來培養儒學人才的昌平阪學問所的基礎上，又成立了專門培養西語人才並研習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的東京開成學校、以及研究西洋醫學技術的東京醫學校。1868年明治維新政府接管了這幾所學校，並積極推行大學政策，將這三所學校分別以“大學”、“大學南校”和“大學東校”的名義編入新政府的大學體系。後來，由於明治政府為向西方學習以迅速增強國力而採取了偏重西學的政策，傳授儒學的“大學”（昌平阪學問所）曾在明治4年（1871年）遭到關閉。
 1877年，明治政府將東京開成學校（大學南校）和東京醫學校（大學東校）合併，成立了日本近代意義上的第一所大學——東京大學，它由學部（法、理、文）、醫學部和預科三部分組成，校址總部選在了位於東京本鄉的原昌平阪學問所（大學本校）。東京大學是在明治政府的重視和主導下成立的官僚培養機構，它特別重視西語尤其是英語、以及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的傳授和研習。可以看出，近代日本的大學從起步之初，就是以培養對國家有用的人才為目的、由國家設立的高等教育機構。1886年，時任文部大臣森有禮發佈了一系列“學校令”，根據其中的“帝國大學令”，東京大學被改建為“帝國大學”。它廢除了學部制，建立了由法、醫、工、文、理五個分科大學組成的綜合大學，在分科大學之上，還建立了大學院。1890年，又將東京農林學校併入“帝國大學”，成立了第六個分科大學——農科大學。作為綜合大學的東京“帝國大學”為日本後來建立的幾所“帝國大學”確立了樣板，即所有“帝國大學”都是門類齊全的綜合大學。
 1897年，明治政府在京都建立了第二所“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為了加以區別，原來位於東京的“帝國大學”改稱為“東京帝國大學”。在此之後的幾十年裏，日本又先後在本土建立了五所“帝國大學”，它們分別是:“東北帝國大學”(1907年)、“九州帝國大學”(1911年)、“北海道帝國大學”(1918年)、“大阪帝國大學”(1931年)、“名古屋帝國大學”(1939年)。這七所大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被改組為新制大學，其名稱當中的“帝國”二字均被取消。除此之外，日本還曾在其侵佔的海外殖民地建立過兩所“帝國大學”，它們分別是位於韓國首都的“京城帝國大學”(1924年，今首爾大學)和位於中國臺灣的“臺北帝國大學”(1928年，今國立臺灣大學)。從“帝國大學”這一名稱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近代化過程——包括高等教育近代化在內，是伴隨著向海外殖民擴張以實現“大日本帝國”之野心的過程。
除了國家設立的“帝國大學”，對日本近代高等教育做出巨大貢獻的私立大學的發展也非常值得關注。日本最早的私立大學，大多是由仁人志士開辦的私立學校演變而來的。例如，被稱為日本近代文明之父的福澤諭吉19世紀60年代在東京開辦了慶應義塾，這就是著名的慶應大學的前身；曾兩次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的著名政治家大隈重信於1882年創辦了東京專門學校，從此誕生了日本另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學——早稻田大學。日本正式承認私立大學，是在大正年間頒佈“大學令”之後。在此之前，儘管一部分私立學校開設了“大學部”甚至使用了“✕✕大學”的名稱，但在學制上均被納入“專門學校”的體系當中。大正7年（1918年），日本頒佈了對其大學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大學令”，第一次承認了在“帝國大學”之外，可以開設官立、公立、私立的綜合大學以及單科大學。但是，當時對開設私立大學條件要求較高，如：設立者必須是財團法人，須擁有大學必備的設施及資金、以及足夠維持大學運轉的財產收入，其基本財產須以現金或國債等有價證券的形式向國庫繳納委託保證金。儘管條件苛刻，仍有一些私立學校在滿足了該條件的基礎上正式升格為大學。例如，1920年有慶應、早稻田、明治、法政、中央、日本、國學院、同志社等學校升格為大學，緊接其後，1921年的東京慈惠會醫科以及1922年的龍穀、大穀、專修、立教、立命館、關西、東洋協會（拓殖）等學校也陸續升格為大學。這些私立大學的相繼確立，對當時日本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以及近代日本大學的發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二、近代日本國立大學的國家主義教育理念——以“東京帝國大學”為例
19世紀中期的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政府為培養實現富國強兵的近代化目標所急需的高級官僚和各領域的高級人才，先後在本土建立了以“東京帝國大學”為首的七所“帝國大學”，在高等教育上採取了典型的國家主義教育政策。
1886年由文部大臣森有禮頒佈的“帝國大學令”在第一條當中就明確規定：“帝國大學以教授國家需要的學術技藝及究其蘊奧為目的”，鮮明地體現了國家主義的教育理念。1889年年初，森有禮曾對文部省直轄學校的校長發表過以下的演講：“政府設立文部省以負責學政，借國庫之資力維持諸校，是為了國家，學政的目的也必須是為了國家。若論帝國大學之教務是為學術抑或為國家，則當然應以國家之事為最先和最重。因此需要各校始終牢記，各自之學政非為學生其人，而是為了國家。此為最重要之事，各位需嚴肅加以體認。”[1]
日本“帝國大學”在其機構組成及任務上，也反映了當時明治政府考慮國家發展需要的意圖。“帝國大學令”第二條規定：“帝國大學由大學院和分科大學構成，大學院研究學術技藝之蘊奧，分科大學教授學術技藝的理論及應用。”所以，作為“帝國大學”主要組成部分的分科大學的任務，就是教授國家需要的學術技藝的理論及其應用。“帝國大學令”第十條規定：“分科大學是法科大學、醫科大學、工科大學、文科大學及理科大學”（後來又增設了農科大學），這裏分科大學的排序也可以說是反映了當時日本對相關學科的重視程度，即應用型的學科——法律政治、醫學和工程技術是國家最急需的，也是最受到重視的。為了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和制度，東京“帝國大學”曾從德、英等國聘任了不少外籍專家擔任教官，而其中多數都是醫學或工程技術方面的專家，這種做法與日本政府提倡的“和魂洋才”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日本明治政府還從管理制度上將“帝國大學”完全置於它的控制之下。“帝國大學令”第六條規定：“帝國大學總長接受文部大臣的任命”，他的職責是“維持帝國大學的秩序”；“監視帝國大學的情況，如有需要改良之事項，須報文部大臣並提出方案”；“擔任大學評議會的議長，整理評議事項並將評議過程的情況報告文部大臣”；“擔任法科大學的校長”。[2]從“帝國大學”總長的這些職責及兼任法科大學校長的規定中可以看出，明治政府對“帝國大學”特別是對教授法律和政治的法科大學實行了嚴格的管理和控制。
上述“帝國大學”的情況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家主義教育理念是如何滲透到近代日本大學特別是國立大學當中的。事實上，在近代日本教育中，這種國家主義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政策不僅體現在高等教育上，而且是貫穿於整個教育體系當中的。儘管有自由民權主義、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等種種思潮引起的爭論甚至運動，但近代日本最終確立了以尊崇至高無上的皇權為第一要義的國家主義的教育體系。1890年，日本明治天皇向內閣總理大臣和文部大臣詔發了《教育敕語》，宣揚日本“皇祖皇宗宏遠之德”，號召日本臣民“克忠克孝，億兆民眾團結一心”，“尊重國憲，遵守國法，一旦有何緩急，則義勇奉公，輔佑天壤無窮之皇運”。[3]這種國家主義乃至皇國主義的理念，在此後的半個世紀一直支配著日本的教育，並被軍國主義勢力加以利用，打著天皇聖戰的旗號發動了對亞洲近鄰的侵略戰爭。
 
三、近代日本私立大學相對自由和個性化的辦學理念——以慶應大學為例
與國立大學相比，相對而言近代日本的私立大學多以創辦者的辦學理念為宗旨，體現出較為自由、富有特色的個性化的風格。
例如，慶應大學（前身為慶應義塾）在辦學理念及風格上就頗受其創始人福澤諭吉的影響。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最負盛名的啟蒙思想家和教育家，被稱為日本的“文明之父”，他所創辦的慶應大學，與早稻田大學一起被譽為日本私立大學的“雙璧”。其教育思想及辦學理念對慶應產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崇尚務實的學風，反對教育脫離實際。
福澤諭吉在1886年春季迎接新生入學時的講話《告慶應義塾學生諸君》中說；“教育愈提高，學校則愈益變成超脫現實的仙境。在這種境界內閉門就學，數年後，隨著歲月的流逝，學者愈加忘掉人類社會的事情，甚至從心底裏產生蔑視的思想感情。其結果必然導致世俗人們不願與學者交往，敬而遠之；工商界更不欲與之共事。只要一聽是學者，便視若神明，表面裝出尊敬之儀，實際上則退避三舍。學者也不屑與其（世俗人們和工商界）接近，而又缺少打破世俗偏見、獨立創造事業的勇氣，只好困守他所熟悉的學校的狹窄世界而以教書為業。”[4]針對這一弊端，福澤諭吉指出，教育的目的不單是為了培養老師，而是為了培養實業家。他說；“我們慶應義塾的教育方式，正如諸君業已瞭解的，從創業之始即重視實業，以歐美的學術、文明為主，非常尊重其真理與原則……隨著新的一年開始，有必要對舊的教育方式再增添一些生機。所謂生機，是使本塾的學風更加務實，事不分大小，一切措施都要立足於鼓勵學到實際知識，以期全體學生均成為實幹家。”[5]
2、注重講求實際的應用學問，特別是商業、經濟、法學等學科。
關於慶應以塾的教學內容，福澤諭吉在《告慶應義塾學生諸君》中講到：“本塾的教育首先以文學為主，獎勵學習日本文字文章，為了識字也使用漢文書籍。學術的主體則是洋學，教授英文、英語，從物理學入門起到數學、地理、歷史、薄記學、商法及經濟學等。為了培養讀英文書籍的能力，還要講讀高深的原著。在道德修養課上不特別限定某種主義，唯以教師朋友間友好交往為基礎。讀書可以隨意選擇，從中吸取嘉言善行之實。”[6]可以看出福澤諭吉是提倡博學的，但以講求實學的西洋學問為主。他尤其重視商業、經濟、法學等學科，在19世紀慶應義塾的早期教育中，除文學科之外就設有理財科和法律科。時至今日，經營管理、金融貿易一直都是慶應大學的優勢學科，這也使慶應的學子在日本的企業、貿易、金融等實業領域，得以佔據重要的崗位。
對於修成學業步入社會的學生，福澤諭吉非常主張和鼓勵他們投身實業。他於1891年在《告慶應義塾畢業生》中說：“近來學者人數逐漸增多，在社會上已不足為稀，所以要謀求一個地位很難……但從另一個方面看，社會上應做的事業還有不少，實業家常苦於無人。”[7] 1893年，他在《應該普及教育》中又談到：“想躋身於理論界的人太多，而事情卻少；如眺望實業界的話，那裏事情多而人手少。工商界上百科事業，每種無不等待有學問的人應用其知識。理論界的學者多得好比雨後春筍，而實業界正好缺少這種人……學問豈能永遠局限在理論界中，當學者饑餓的時候，必然要奔向工商界了。工商界豈能是永遠受辱的行業，它一旦掌握在學者之手，其地位自然會提高。”[8]
19世紀後半葉正是日本開始崛起、百業待興的時候，對此，福澤諭吉審時度勢，鼓勵學生投身充滿創業機會的實業界，這是他作為教育家和師長的富有遠見的地方。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作為私立大學的創始人，福澤諭吉的立場更多地傾向於為學生個人的前途考慮，這既是他個人主義教育理念的體現，也是以他為代表的私立大學創辦者在教育理念上不同於完全奉行國家主義教育理念的國立大學的地方。
3、培養學生獨立自尊的精神。
 慶應大學非常重視培養學生獨立自尊的精神，這正是福澤諭吉所強調做人的基本品質。他在1891年的《告慶應義塾畢業生》中說：“大凡在人生中最重要的是掌握獨立的意義……第一，擴展知識見聞是重要的……諸位在本學塾已學習多年，今後走向社會對不熟悉的事情向別人請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不可完全沒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只借用他人的智慧是不行的……第二，對有形之物不要仰仗他人的幫助……鄰家富有，而我家貧窮，的確是難堪的事，但這是因為文明社會組織的不健全而產生的幸與不幸之區別，不是靠人力能醫治的……我走我的路，自食其力，以貧居貧。如有幸而致富，則以富處富，毫不貪圖意外之財，直至終生。”[9]
 1900年，慶應大學負責人按照福澤諭吉的指示，將福澤的教育理念概括為“獨立自尊”，以這四個字作為關鍵字編纂了學校的《修身要領》。1901年元旦，福澤諭吉親筆寫下“獨立自尊迎新世紀”的書法條幅，一個月後福澤去世，這幾個字成了他的絕筆。對於他所宣導的培養“獨立自尊”之人格的理念，曾有人攻擊其違背了明治天皇《教育敕語》所確立的“皇國臣民”、“克忠克孝”的思想。然而，“獨立自尊”這四個字卻始終成為慶應大學的最基本的教育精神和理念。從這個側面，也可以折射出近代日本私立大學相對自由和富有個性的辦學風格。
4、樹立作為社會先導者的責任意識
福澤諭吉宣導的慶應大學的教育理念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教導學生敢於成為社會的先導者、引領者，培養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和主人翁的意識。
1896年11月，福澤諭吉在一次集會發表的演講當中談到了“慶應義塾的目的”：“慶應義塾不能僅滿足於成為一所學塾。其目標應在於成為我日本國中品格之源泉、智德之模範，在實際行動上，應明瞭居家、處世、立國之要義，不僅在口頭上，而且要躬行實踐，以成為全社會之先導者。”[10]這段話明確表達了福澤諭吉對慶應大學教育目標的期望，即牢記社會責任，做日本國民“品格之源泉、智德之模範”，成為“全社會之先導者”。他的這段話，一直被視為慶應大學辦學理念之圭臬。
慶應大學的情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代日本私立大學相對自由、富有特色的個性化的辦學理念和風格，當然，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像1882年建立的早稻田大學（起初的名稱是“東京專門學校”）在其創始人著名政治家大隈重信的影響下，以“學問的獨立”、“學問的活用”、“模範國民的造就”為辦學宗旨，本著“在野精神”、“進取精神”和“平民精神”，既培養了不少領袖人物和精英尖子，更為社會輸送了大批活躍在各領域的實幹型人才。今天，早稻田大學的開放的辦學風格使它富有時代的生機和特色，像它不設圍牆的開放型校園，隨時迎接人們來這裏參觀，甚至借用學校的場地開會，形成以鄰為友、和睦相處的局面，而早稻田大學的學生也經常參加周邊社區的各類活動，這些都體現了該校100多年來所特有的平民風格。大隈重信在辦學理念上還提倡“東西方文明的調和”，使早稻田大學一直注重吸收國外先進的學術文化並向世界各國開放門戶，其接收外國留學生數目之多在日本大學中位居第二，僅次於東京大學，同時每年也派遣相當規模的日本學生到國外留學。早稻田大學很早就開始和中國進行文化交流，1905年即成立早稻田大學清國留學生部，第一年招收中國留學生762名，其規模在日本各大學居於首位。[11]此外，像京都的同志社大學是一所以基督教主義、自由主義和國際主義為辦學理念的私立大學，其創始人新島襄在19世紀中葉留學美國時受到基督教的洗禮，認為有必要通過宗教教育來培養人的“良心”，養成高尚的品行及充滿正義和偉大的精神，他在回到日本後多方奔走，籌辦建立私立的同志社大學。再如佛教系統的大正大學，以虔誠的宗教之心和大乘佛教的精神為辦學宗旨，宣導不陷偏見、不墮宗我，懷著博大而中正的胸襟和觀念，培養能夠自我控制、即具備佛教之慈悲和利他精神的人。
本文僅舉了幾個典型的例子作為代表，考察了近代日本國立和私立大學的辦學理念和風格。可以看到，近代日本的大學發展鮮明地反映了日本整個教育發展乃至國家發展的特點。從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相當長一段時期，日本的國立大學教育比較突出地體現了國家的意志和辦學理念，即為了實現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的近代化目標而培養國家急需的高級官僚和技術人才，與人文科學相比，更加重視自然科學以及政治法律、外語等帶有應用性的社會科學領域的教學和研究。相對而言，日本的私立大學則有較為自由的、富有特色和個性化的辦學風格和傳統。
今天，在國際化、全球化新形勢的影響下，日本大學的辦學理念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例如，過去比較重視基礎研究，並普遍強調和維護大學的學術權威地位，而現在隨著大學改革的不斷推進、國立大學法人化等政策的變化以及由社會少子化引起人口減少而帶來的學校教育競爭的不斷加劇，越來越要求大學在辦學上加強自主經營和效率管理。雖然國家通過改革評估制度增強了對學校教育品質的監督和控制，但在經費投入方面，在總體上壓縮財政投資的同時，傾向於集中投資重點扶持的領域和學校。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大學紛紛將努力的重心轉向如何爭取到國家重點計畫的專案資助，同時加強應用性研究以從財團、企業那裏得到更多的贊助和投資。形勢的變化迫使日本大學和大學裏的教師及學生走出“象牙之塔”，為了獲得足夠的資源以謀求生存和發展，他們可能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意願，而按照官方投資專案的方向、或是財團企業的需要去從事研究。這一現象被稱為“大學資本主義”，在其影響下，傳統意義上的大學的學問自由也因此而受到挑戰。當然，這絕非日本獨有的現象，而是在世界各國大學發展普遍趨勢影響之下而出現的難以避免的變化。在新的形勢下，日本的大學將如何去應對挑戰？他們能否在維護大學生存與發展的同時，仍保持作為國民楷模及社會先導者的姿態對社會發展起到積極的良好的引領作用？事實上，日本大學面臨的很多問題，也是我們中國大學將會面臨的類似的問題。因此，我們在關注日本大學發展的同時，也將深刻思考中國大學發展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