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革後的第一屆研究生，我在1978年離開田林縣的平宜屯時是以大學本科“同等學力”者的資格考入學術之門的。後來一次接待日本同行，對方問我本科在哪里“出身”，我答曰：“‘早稻田大學’。不過這個早稻田可不在東京！”人所共知的“早大”是日本排名第一的私立大學。而我的“早稻田大學”就在田林壯鄉。在那九年多插隊期間，田林各地的許多水利水電交通基礎設施工地，就是我的這所“早稻田大學”的重要課堂。
田林縣喜歡搞各種工程似乎是一種“小傳統”，當時在百色地區已有名氣。過往這一帶的外地司機都有“田林愛水庫，隆林愛杉木”的說法。而整個70年代田林的大小工程我至今仍能如數家珍，其中很多我都曾經參加過施工：1969－1970年冬在田西公路馱娘江邊的那讀段。1970－1971年冬在該公路的渭密段後又轉進高龍煤礦公路。1971－1972年冬在八桂－那比公路八桂橋工地。1972－1973年冬在樂裏河上的新建水電站工地，新年前後又轉進豐厚水庫進行“搶險”施工直到農忙前才收兵。1973－1974年冬再次上豐厚水庫。此後還去過潞城－百樂公路、龍車水庫，以及一些公社、大隊辦的小型工程，如亻來的公路、爛擋水庫、平宜水庫南幹渠整修等。總之在這九個冬天（以及其他一些時候），北起龍車南至高龍，東起新建西至定安，點狀的電站、水庫，線狀的公路、幹渠，那個時期田林縣境內的許多大小工地都流下了我們這些知青民工或曰“民兵”的汗水。這九年我從15到24歲，按年齡正常情況下那時可不就是大學本科的時代，名副其實的青春年華，都獻給了我們的田林縣，我的“早稻田大學”！
漫話工棚
那時的工地，點狀的與線狀的有很大區別。水庫、電站之類點狀工地，民工居住集中，較大的工程在農閒的施工高峰期往往形成上萬人聚集的“工棚城”，入夜燈火璀璨一片，頗為壯觀。我當時曾寫過一首《工地上的星光》為之讚美，成為我初次發表的“作品”。但更為實質的是這種工地在施工前一般已具備基本交通條件，物質供應相對方便，由於人群聚集精神生活也相對豐富。負面的一點則是生活污染極為嚴重，不僅工地周圍“千村霹靂人遺矢”，而且大片草棚密集還多次導致祝融光顧、“火燒連營”。僅我在豐厚水庫就見到過兩次火警。
而線狀的工地以公路為典型，不僅沿線工棚散處，往往僻無人煙，而且路既待修，何談交通，有時休說物質供應，連人進入現場都先得披荊斬棘。更由於公路常盤山而行，遠離溪溝，不像水庫電站俱屬近水樓臺。為生活計，工棚必須就水，有時便離工地甚遠。像我們在高龍公路，就溪邊結草為廬，而工地遠在山崖上，上工要爬一小時山，未幹活先累個半死。於是只得早出晚歸，帶飯上山，辛苦自不待言。但好處是這種工棚孤處山野，與自然相融，往往身邊流水潺潺，猿嘯狐鳴，林濤滿耳。當時苦累之軀無暇欣賞，而今懷之，常憾不得複居於是雲。
當時施工，有時是先派先遣隊前往搭好草寮，大隊人馬到時便有處棲身。但更經常的是並無此種預備，到得工地只見林莽一片，跋涉之疲人，鋪蓋一放，先得砍樹刈草，自構窟穴。有時到達工地天色已晚，不及結廬，只能幕天席地而眠。當時想起大寨人“先治坡後治窩”之豪語，不禁稱羨：有窩而得後治之是何幸也！奈我輩有坡而無窩何。1970年冬在高龍工地，到達當晚全連勉強蓋好一寮，女士優先。不料入夜降下冬雨，露天而臥的男子漢們驚醒時鋪蓋盡濕，唯有顫抖苦挨待曉。當時又想效那杜工部茅屋為秋風所破，作“無屋為冬雨所澆歌”，自詡為革命築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欲救全球三分之二階級兄弟於水火，勝少陵大庇寒士之志多矣。
比起這種窘境，只要有工棚可住就不錯了。回想那時的“民兵”也的確了得，只要一把斧子就能蓋起不錯的工棚。當時在點狀的大工地工具已經比較進步，運土的板車輪軸已是工業品，車身雖為自製，指揮部也有工具齊備的木工房。而在築路工地，民工們只帶斧子砍刀到現場，不僅伐木為寮，而且斬木為板為輪，不施刨鋸，只用一斧就可把大木頭生生砍成薄板（今天從環保的眼光看不免可惜），做成案板、腳盆、桌凳乃至拖耙、獨輪車等用具和工具。那九年我分別在平塘與潞城兩處插過隊，公路邊的潞城還比較“發達”，犁耙等物均為購置，而山裏的平塘那時還處在兩千多年前“鹽鐵論”的時代，消費品除了鹽巴，犁耙除了鏵口之類的鐵部件，幾乎什麼都是自製的。工地上更是如此，從碗（那時我們都用竹編小簸箕盛飯）筷之類的用品直到施工用具，全在現場自製。就連開山炸石用的炸藥，有時現成的硝銨炸藥供應不上，上面也就發下硝酸銨化肥及硫磺等原料讓我們自製，那種化肥大多吸潮結成大塊，當時以我們大錘猛砸不已，竟未爆炸，至今想來咋舌。
就是在這種不僅手工勞動，而且連勞動工具也多是手工自製的條件下，那時我們幹出的事情實可以自誇於後世。雖然當時科學性可疑的種種近期遠期規劃幾乎從來沒有實現過，有始無終工而不效勞民傷財的事也有不少。有些工程即使當時我也狐疑過，例如那座新建水電站，在比降極小的樂裏河上用極長（好像不下十公里）的管道引水，工程浩大而所得水頭非常有限，渠首的大壩卻又比同容量一般的引水式電站高大得多，幾乎是壩後式電站的規模，兼有兩種電站之費工而裝機幾何，工效比實堪懷疑。
但是，就我們實際達到的成就看，應該說已經相當可觀。1969年冬我第一次上工地時，裝機僅一百多千瓦的河口電站就算田林電業魁首，而1978年我離開田林時，4800千瓦的那拉電站已經發電。1969年的田林全縣12個公社，除了抗戰中修建的滇黔桂公路貫通4個公社外，其餘8個公社建國20年修通了車的只有浪平、八桂兩個（還有八渡與平塘的簡易路間或可以進車），而在九年後我離開時，這八個公社已經全部修通——當然，其中仍多是窄得不能錯車的“獨行俠”公路，而且一下雨就塌方，一年通不了幾個月，一月進不去幾趟車，往往是馬幫用路比車用的機會多，“山間笛鳴車難去，大路鈴響馬易來”。但不管怎麼說，總算是比過去只有山間鈴響馬幫來的時代進步了。雖然歷盡辛苦，我們的血汗並沒有白流。昔人雲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而一縣之興，匹夫如我亦當與有榮焉。
食在工地
工地上的勞動艱苦，生活也極其簡單。點狀的“工棚城”說是物流較易，實際也很貧乏。記得那年我們在新建過“革命化的元旦”，指揮部供應豬板油若干，意思大概是給民工煉油做菜的，但各連無菜可做，且已連月斷油，於是竟以板油為肉，白水煮之。果然異香撲鼻，諸人迫不及待，爭相啖之，頃刻而盡，眾口嘖嘖，皆稱天上人間第一美味。今日川菜館有所謂水煮肉片之名肴，而味覺難與當年“水煮板油”相比矣。
公路工地則更加艱苦，供應根本談不上，一般進入之時有的生產隊犒勞本隊應役者，備些乾菜如蘿蔔葉之類馬馱而入，入則全連“共產”，數餐而盡。此後則白飯鹽水而已。當時我們胡謅的“菜譜”有所謂“青龍過海”（菜湯），屬稀有珍饈，其餘則“畫龍點睛”（沾鹽巴下飯）、“滿江紅”（辣椒醬打湯）等等。平時工餘聊天，話題就是悉數平生曾享種種美食，“精神會餐”，初時以為我們如此，一次開會遇到各連同學，他們聊天的內容也都是關於美食的回憶，與我們居然毫無二致。
不過那時菜其實根本不重要，飯能果腹就行。當時真正的問題是饑餓。按說工地定量每天兩頓每頓七兩米，今天已覺太多。但是那時年輕能吃，個個是“古代阿拉伯——大食國來客”，工地上每天10小時以上的重活，加上全無半點油水，那幾兩飯穿腸而過竟無些而感覺。頭兩年工地搶飯，堪稱一絕。記得1969年我們第一次出民工，第一天上工，中午收工哨響，眾民兵轉眼無蹤，我們三個知青“假積極”，沒有兔遁而在工地上扭捏了一會兒，回到炊事棚一看，頓時傻眼：大鍋飯早被一搶而光，只剩幾塊焦糊的鍋巴粘鍋不下。我們喪氣之餘，刮而食之。下午空腹出工，那天真是餓的雙腳如踩棉，眼前一片黑！以後我們再不敢扭捏，收工時兔遁得比老鄉們還快。當時尚未使用“標準制式”的竹編飯具，各人自以茶缸盛飯，我們無經驗，只帶個小茶缸上工地。而別人或缸大如盆。那個陣勢，哪容你再添？後來總結了經驗，開始搶先盛上小半缸，饕餮數口而盡，趕緊再盛，則儘量盛滿壓實。如是方得半飽。那時開工之初，尚有“青龍過海”佐餐，但其實大家看也不看，先將飯搶食一空，然後才來欣賞菜湯美味。彼時彼地，豈容你以菜就飯作斯文狀!
後來看到搶食實在不像話而且難免饑飽不均，工地開始提倡分飯。不用各人所帶餐具，炊事員砍竹為蔑編成簸箕狀食具，每人一個，一般大小，飯熟，分盛各簸，布列於案，收工後人取一簸而食。反正無菜無湯也不怕竹簸有漏。大冬天如此事先分飯於下漏上敞之簸，食時或已放涼，但苟能果腹，也就“寰球同此涼熱”，無所謂矣。就這樣收工時人們仍然爭先兔遁，為的是先挑一份稍多一點的。而那時人們吃得也格外乾淨，食具根本不用洗：反正無菜無油，而又粒米不剩，食畢一放，已自光淨如洗矣。
實在吃不飽，有人就設法另外弄點私糧，置個鋁鍋，晚上煮食，謂之夜宵。一般也是無菜無油，白飯而已。但飯香撲鼻，仍是擋不住的誘惑。於是效尤者眾，十居五六。晚上剛吃過飯，營地上又複炊煙四起。我那時以懶做家務愛看書著名，沒有趨此時髦，飯後寧願躲進小寮成一統，就著油燈以書自娛。但是外面的飯香透過草寮襲來，往往使我魂不守舍，看不進書。
我那時甚至很為羡慕病號，倒不是病號有什麼特殊照顧或者可以休息，只是因為病號食欲減退，那飯就夠吃了。那時似乎對病號（重病就醫者除外）也的確沒什麼照顧。平時受饑餓之苦，病號蒙病痛之“福”不覺餓，甚或那份飯還吃不完，似乎已經是照顧了。當然那是我餓糊塗了，當時就不想想那病痛本身之難受不有甚於饑餓嗎？
正是工地上的饑餓，使我發現自己此前犯了個過失：當初從剛插隊後到首次出民工前在村裏的兩個月內，我們尚無住房也沒有自己開夥，而是每人一家分別吃住在村民房東家中。政府給我們下鄉知青第一年供應的口糧和生活補助也全數交給房東。那時我們的糧食供應定量是每月36斤，在每天兩餐制的當地每餐應合6兩。這個數字比我們下鄉前的飯量已經大得多了——那時我們在食堂打飯，4兩都吃不完。因此我從未想到有不夠吃的問題。插隊後既然自己並未開夥，也不知道6兩糧能出多少飯，總覺得按自己的飯量應當只多不少，房東應該還略為賺一點。因此平時吃飯並不留意節食。誰知頭一個月還好，第二個月與房東全家一起吃飯時，有時就發現他們在議論什麼，雖然那時我還聽不大懂壯語，但直覺感到是說我吃得多。當時我雖然沒有表露什麼，心裏還是有點不快。到了工地，每頓7兩還吃不飽的情況猛地使我想到，插隊後我的食量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猛增，實際上在我不注意時，大概已經遠遠吃超了定量，“剝削”了我房東一家！這麼一想真是慚愧得無地自容。壩關村當時相當貧困，村民並不能保證溫飽。而房東一家在我如此不明事理的“剝削”下仍然熱情相待，也真是讓人感動。工程收兵回村後我就注意了，但是畢竟饑餓難制，心管不住嘴，就算沒再吃超，大概也沒能省回過去吃超的。而當時我們無錢無糧（有錢無糧票也不能買糧），只能探親時從家裏帶回點東西送給房東。——這被看成是人情，而我私下是當成還債的。不久我們就離開房東另開夥了，也沒能再給他什麼幫助。我這個房東農蔔邊是個老實的普通農民，一輩子沒在村裏有任何“職務”，家境也始終窮困。1974年我離開平塘，20多年後我於1996年重訪故地，他已經去世多年。老伴尚在，茅屋依舊，也看不出什麼改革後新氣象，仍家徒四壁，令人心酸。
其實今天想來，我們那時的餓真不能算什麼饑餓。畢竟每天還吃了1斤4兩！當時的中國農民，有多少人的口糧消費能達到這個水準！更不用說歷史上的饑荒時代了。
寫了這些關於“搶飯”的文字，可能使人對當時的人際關係產生誤解。雖說聖人有言：“衣食足知榮辱”，可是他並沒有反過來說衣食不足就必定不知榮辱。艱苦的工地生活也凝結著友情。這裏只舉一例：那年在定安修路，臨收兵時我突患惡性瘧疾，這時指揮部已撤，大隊民工要返回，而我動彈不得。在這人地生疏的荒野工地，沒有任何交通手段怎麼翻山越嶺回到160裏外的壩關村？這時我的同學和同隊知青黃志先主動提出留下陪我。大家走了，我們靠留下的一點給養獨自在工棚裏待了幾天，待到燒退，我們便打算返回。可是我們這次來時是先到渭密，後來轉進高龍公路，現在再從這裏返回顯然不能走原路。而經定安回去的路我們並不認得。田林縣地廣人稀，除滇黔桂公路沿線與浪平等地外，多數地區村寨稀疏，定安到平塘所經的田林、隆林、西林三縣交界地帶更是如此。我們在定安查看了地圖，經由那門、經堂北上，山路迷離，幾次走岔，我又是病後弱體，一路上全靠志先呵護，經三天跋涉後才回到村裏。至今思及，能不感念當時的患難之情？
工地“白領”
大量知青參加各地的基建施工，是那個年代中國南北常見的一道景觀。毛澤東時代國家喜歡用政治動員，即所謂群眾運動的方式辦一切事情，經濟建設也不例外。這種近乎無償地平調農村勞動力，以人海戰術的方式進行施工的做法今天看來有不少弊病，但在國力貧乏的當時，用這樣的辦法進行“原始積累”似乎也是別無選擇，而且也的確辦成了不少事。那時的許多工程，工交專案無不名之曰“國防工程”、“戰備專案”，水利專案則年年號稱“搶險工程”。為此動員的大量農民勞動力，當時不叫民工，而叫“民兵”。這個叫法的好處，一是便於進行高強度的軍事化管理：那時工地設指揮部，各公社（如今的鄉）的勞動力組成“民兵營”，而每個大隊（如今的行政村）則成為“民兵連”。二是以此激勵政治士氣：按當時的全民皆兵軍政合一體制，本來是每公社有民兵團，大隊有民兵營的。而到了工地，公社成了營，大隊成了連，為什麼要回縮一級？因為按政治上的說法上陣的都是精銳，是“基幹民兵”，公社民兵團上陣的是該團的基幹營，大隊民兵營上陣的是該營的基幹連，以示光榮之意。後來知道這種做法源自戰爭年代，而自大躍進時在全國範圍內成為不成文的制度。因為那時有參軍光榮的政治氣氛，民兵雖非現役軍人，似乎也與有榮焉，“基幹民兵”更是被解釋為具有政治待遇的色彩。
這種榮譽感當年也許是起作用的，但是從大躍進到文革後，年年進行雷同的動員，榮譽感早已透支。不過，中國農民自古以來都知道，作為百姓給朝廷當差納糧是其本分，所以這個制度無論光榮與否，起碼被視為正常，因而能夠有效運作。公社化時代“皇糧國稅”在向農戶分配口糧前就已由公家預先扣除，無需再向農戶徵集，但興役派差還是要各戶出人的。雖然從國家來講幾乎是無償徵調民力，但對於出民工者生產隊給記工分，參加村裏的分配，所以從集體來講則出去的人是為集體應役，集體給予報酬，與歷史上的無償勞役有所不同。但是一般的農戶還是有避役傾向。這一是因為當時工地上的體力勞動一般都比本生產隊的農活勞動強度大，尤其是施工高峰期一般都選擇在農閒時，這時隊裏的勞動強度就更不能與工地上的勞動相比了。二是工地上的生活條件更比在家裏艱苦，無法享受“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樂趣。第三，更重要的是，外出者無法照顧家務，料理自留地和家庭副業——這在當時的貧困狀態下對於補貼家用還是很重要的。那時我們插隊的村寨裏生產隊基本上沒有什麼現金分配，靠工分只分得一些糧油等實物，如果沒有家庭副業，家裏就只能一文不名。因此一般農戶還是把出民工視為不小的負擔，不像今天的農民為掙工資而主動離土離鄉滿世界打工，當年的農民不會為掙村裏的工分而外出。所謂徵調“民兵”，其性質與歷史上的力役征派沒有什麼不同。
我國歷史上過去有三種派差的方式：輪充、均抽與雇役，公社化時代沒有了雇傭勞動，貨幣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也不大，因此以錢代役的雇役制不再存在。然而輪充與均抽之外，那個年代又有了一種新的派差原則，即對身份低賤者進行歧視性乃至懲罰性征派。因此，當時凡有派差，各村總是盡可能“優先照顧”四類分子及其他另冊中人，使得這類人員在民工中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人口比重，尤其在縣及縣以下工程中更是如此（那時有些國家重點工程，如我們插隊期間施工的枝柳鐵路等，對民工還是有政治要求的）。於是儘管按當時正式的說法，四類分子不能當民兵，尤其不能當基幹民兵。而我們在初次出征這類“國防工程”時，卻對這支光榮的基幹民兵隊伍中如此多的不光榮分子大感吃驚。但是很快我們就習以為常了，知道不是從榮譽感、而是從勞役負擔的角度講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後來從事歷史研究，瞭解到蘇聯當年史達林時代許多非常光榮的工程——從遠東的共青團城（今天著名的蘇霍伊系列戰機的生產基地）到列寧格勒附近的白海－波羅的海史達林運河等等——都是勞改人員集中的“古拉格群島”，而非如宣傳所說的那樣都是保爾式的理想主義光榮勞動的結果，也就完全能夠理解了。
儘管如此，我們當時參與這些建設卻完全是出於自願。如今有些知青文學把“接受再教育”描寫為十分屈辱之事，這並不符合我們當時的實際感受。當然插隊在當時並不是一種受歡迎的就業方式，也不是多數人的自主選擇，多數知青實際上是把它作為一種無奈下的“待業方式”來接受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知青在那時的鄉村社會中地位比農民，比號稱教育者的貧下中農低下。實際上，不僅村民們本性善良淳樸，而且在城鄉戶籍身份壁壘森嚴的當時，我們這些本人已經失去城市戶口的人僅僅由於家庭還在城裏，就足以令一般的鄉親們羡慕，他們對我們還是十分尊重的。而且初來的一段時間還十分客氣。我們在1969年9月22日到壩關村落戶，11月就趕上田西公路上馬，我們都報了名。隊幹部還說你們初來，這次是否就不上了。但是我們“決心很大”，隊裏也就同意了。而到了工地一看，雖然分散在各村的知青們事先並未商量，卻不約而同地幾乎都作為“民兵”上了這裏。從此，年年冬天都出民工就幾乎成為許多知青的一種慣例。
村民們視為負擔的這種勞役角色有知青來頂，隊裏當然是樂意的。尤其是初來時很多知青農活不熟練，讓他們充抵“民兵”名額在隊裏看來應當是十分合理的安排。
但是知青為什麼也願意呢？原因是多樣的。有些村寨幹部是動員知青去的，他們說你們沒有家庭拖累，就讓你們上吧。但就我自己而言，願意上工地的原因前後有些變化。應當說前幾年的確是政治熱情的成分大，總想回應黨的號召在最艱苦的環境下鍛煉自己。同時對當時宣傳的建設規劃與工程意義都深信不疑。記得第一次在田西公路參加開工誓師大會，縣委書記到場講了許多雄偉規劃，一氣列舉了一大堆工程，其中講到今冬要完成4800千瓦的那拉水電站，三年內要建成8萬千瓦的弄瓦水電站，徹底征服馱娘江與西洋江，等等，把我聽得真是熱血沸騰，深為能參加這場“改天換地”的偉大建設而自豪。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對縣裏的許多規劃工程各項數據一直記得爛熟，還在自己繪製的田林地圖上畫滿了這些未來的美景。但是以後我就發現這些規劃不能太當真：我1969年在這首次誓師大會上聽到要今冬建成的那拉電站，後來實際上過了八年才在我離開田林前不久全部投產，而會上宣佈三年建成的弄瓦電站，三年後尚未開工，但倒是正式列入了廣西自治區的四·五計畫（這是多年後我在廣西經濟史料上看到的），然而此後便沒了下文。直到35年後我在大洋彼岸寫這篇回憶錄前不久，才在互聯網上看到該電站已經改了規劃移壩址至洞巴，洞巴電站如今已經動工並將可望於今年內實現截流云云。當然另一方面，我當時在各種規劃圖上並未看見的那讀、福達等幾個電站今天倒是有了。
這且不論，反正當年我是深為這些規劃所動的。頭幾年我們在工地上也確實是“為革命”而苦幹，那時幹的就是挖土方的力氣活，以及打眼放炮之類的險活。然而再高的熱情在嚴酷的現實與幾乎凝固的生活模式中也會冷卻，幾年下來除了那些“知青官員”需要職業性的高調激情外，仍在勞作中的知青“革命意志衰退”幾乎成為難以避免的現象。
然而我們還是願意上工地，其原因便有了更多的現實考慮：第一，我們插隊的前五年都在深山裏的平塘公社，寨子通常很小，因而知青“插”得也很分散，平時難得走動，不免寂寞。在工地（主要是水庫、電站之類的點狀工地）上則生活雖苦勞動雖重，但人群聚集，比較熱鬧有趣。第二，在村裏收工回來還要自己生火做飯，操心柴米油鹽。而工地幹活雖重，伙食卻有炊事員管，反而省心，還有些時間看書。第三，在當時的鄉村，縣辦基建工程相對而言算是“知識密集型”領域，我們這些其實今天看來並無多少知識的“知識青年”有不少找到了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兩三年後許多人便不再挖土石方而幹上了其他工作，儼然成為工地“白領”：如指揮部與營部的各級施工員、會計、宣傳報導員、衛生員等。因而工地活重這一鄉親們抱怨的問題對於他們已不是問題。
我也成為這些工地“白領”之一。但是當初還有些不習慣，因為作為“藍領”時對一些人藉故“脫產”頗有非議，也害怕弟兄們如此議論自己。先是1972年我在八桂公路工地做了會計，但平時仍在“連”裏勞動，只是帶人採辦給養和月尾結賬時不上工。次年在新建水電站工地我因替宣傳隊寫的演唱角本受到好評，在轉進豐厚水庫後我就被調到“營部”做宣傳報導員。
宣傳報導那一行在那個年代是吹牛的代名詞，在群眾中口碑甚差，大家都把報導員張三李四稱為“張大炮”、“李大炮”，我過去也如此議論。現在我自己成了“大炮”，就害怕別人也指我的脊樑骨。於是上任後頭幾天還照樣回連勞動，希望以此保持“與群眾打成一片”。不料我這種當時有點反常的舉動似乎並未贏得贊許，反而感到大家的眼神裏有一種“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味道。一個老鄉就明著說：人家脫產你不脫，不就是想混個先進嗎？沒用！想當先進，首先得跟領導混好！一句話說的我面紅耳赤。憑心而論，那時我的確是很希望“進步”的。
但不久，一場“車禍”使我不敢再“賣乖”了。此前我們修水庫，都用自製的獨輪車運土，人在車後推。這次在豐厚，技術有了進步，改成用充氣輪胎的雙輪人力板車了。它比獨輪車裝土多工效高，但人是在車前拉，對於順坡下沖的車子來說人一旦滑倒，就有被碾撞受傷的危險。那時豐厚的壩基剛開始填土，位置很低，而取土場為了能夠使用稍久，位置又偏高，造成運土車道很陡（大壩築高後坡度會變得平緩），重載的土車下沖車速極快。而我眼睛不好，一向手腳不是很靈便。加上我的雙輪板車後刹板太窄，刹車力不足。一次刹車稍遲，在彎道上傾覆，車把將我打倒在邊坡，幸好只是手腳擦破點皮，險些沒有甩下穀中。爬起來一看不免心驚肉跳：如果被車撞了下去，我這“早稻田大學”可就永遠畢不了業了。後怕之餘，我也就隨俗不再上工。
但是眼見大家如此辛苦，我“脫產”也覺得過意不去，認為惟有努力盡責以報效這些辛苦的鄉親。於是我整天在各連轉悠，尋找弟兄們任何可資表彰報導的表現。稍微有些可說者，我即按當時通行的文體，添枝加葉，上綱上線，頻頻給工程指揮部廣播站供稿。由於我供稿甚勤，全縣12個公社12個“民兵營”所在的工地，廣播喇叭中“平塘營”的消息一度幾乎占了一半。以至於廣播只要一開機，音樂前奏過後大家就會介面念道：“現在播送平塘營的一篇來稿……”。而那時平塘在12個公社中人口只多於百樂板桃居倒數第三，平塘營也只是個小營。而且更重要的是，平塘營的施工業績好像並不比兄弟營更輝煌。一次營負責人（公社副書記）笑道：你還是省點力吧，人家都埋怨說，指揮部廣播站怎麼變成平塘營廣播站了。我有時也自嘲道：看來我也成了“大炮”了！
然而“大炮”有時也不免遇到問題。那時由於前述原因，“民兵營”中“四類分子”偏多，而這些人在當時條件下又特別老實馴服，工地上幹活非常賣力。我看到後問別人他姓甚名誰，厚道的鄉親告知名字後也未必會補充說他是四類分子。於是他們便在廣播喇叭中成了受表揚的“好人好事”。而這些“賤民”當時是不許被表揚的。我於是幾次遇到尷尬。好在只是工地廣播站，指揮部與營部對我的工作印象不錯，沒有為難我。以後我只好有時就不提姓名但說是某連的一位戰士，要提就需要核實他是否可以表揚。
“革命化”的節日
冬閒施工，當時遇到的一大問題是過新年和春節。新年還好辦，農民不太重視。春節則是農民傳統上必須回家團聚的日子。文革後尤其是“學大寨”的高潮中，經常號召“移風易俗，在基本建設工地上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但是號召歸號召，到時農民們還是都會跑光，工程也不得不下馬。
然而有幾次領導真急了。由於那時的水利工程往往計畫不周，工期通常都拖後。但是，有些成汛溪河上的水庫冬季截流後不留行洪通道，汛期到來大壩沒有達到洩洪高度就會毀壩成災，導致嚴重後果。這樣的事那時在中國也的確一再發生。當時的水利工程幾乎年年說是“搶險工程”，有些只是進行動員的說詞，但有些的確真的需要搶險。不過由於年年喊“狼來了”，臨到有險反而不易動員。1973年的豐厚水庫工地就處於這種狀態。這是當時全縣最大的水庫，位於縣城所在的樂裏河之上遊。當時有些小庫由於不能達到渡汛要求年年水毀年年修，不過勞民傷財而已，而豐厚這樣的中型水庫如果出問題可不是鬧著玩的。那年因為眼看工期嚴峻，新年前就把新建水電站上的人馬調到豐厚增援。但是還不行。縣領導真急了，到工地來開大會，聲言要“發揚五八年的幹勁，過革命化的春節，誓奪豐厚會戰的勝利。”
什麼叫做“五八年的幹勁”呢？我後來才知道，田林縣1958年大躍進時在遠離縣城兩百多裏大山中的渭洛（就是現在的平塘鄉境內）搞“鋼鐵野戰軍”，集中全縣上萬“民兵”封閉在那個山溝裏“大煉鋼鐵”，還出動武裝民兵封鎖交通不准人們逃跑。結果後來發生饑荒，糧食供應不上，困在裏邊的人餓死了不少。我們插隊後平時也聽到一些老鄉們提到“五八年餓死人”的事，——耐人尋味的是當地村民說起餓死人都說是“五八年”而不像一些外地資料說的是六零年。當時就有點奇怪：以田林這樣一個植被覆蓋率很高生物生長旺盛的亞熱帶季風雨林地區，不像西北乾旱的黃土高原草木稀少，廣西面積最大人口密度最低人均生存空間最廣的這個縣哪怕就是大災之年顆粒無收，如果人們是自由的，僅靠採集狩獵也不至於餓死人啊。但我們雖然就在平塘公社插隊五年之久（1974年知青集中並點到潞城），“鋼鐵野戰軍”的事，我一直到後來在縣文化館搞民間文藝調查時才聽說。
事隔十餘年，如今“五八年的幹勁”又採用了五八年的辦法來落實。大約在進入臘月不久，指揮部下令各營抽調武裝民兵封鎖了豐厚工地周圍所有大小路口，沒有指揮部的路條一律只許進，不許出，嚴防施工“民兵”開小差。於是整個工地儼然成為禁閉所，民工們的自由完全被剝奪。後來讀了索爾仁尼琴的小說，我想我們還不至於像史達林時代的勞改犯，但那種按“五八年”模式管理的工地，差不多也就是臨時的“古拉格群島”了。
但是，畢竟那時已經不是1958年，我們這些外來知青對當年的慘劇不甚了了，當地百姓在這麼短的時期還不至於忘記當年。事後想來，也許不提什麼“五八年幹勁”，而是實事求是地面對現實說明險情，動員效果是否會好些。可是那時的領導不願承認自己好大喜功計畫不周，只是一味使用豪言壯語和政治壓力。而“五八年”這個語言符號令人想起當年夢魘，更是可能起了反效果。
總之春節前工地上的逃跑現象愈演愈烈，禁而不止。武裝民兵也不像“五八年”那樣認真，而是抓一漏萬，應付而已。到春節前若干天，民工能跑的幾乎跑光，大片工棚已是空空如也。最多時上千人的平塘營，也就剩下了幾十個吧。最後留在工地過“革命化春節”的，基本上就是我們這些“工地白領”外加一群當時被認為是最“不配革命”的人：四類分子——他們不敢逃跑（其實也有跑的，不過沒有貧下中農跑的多罷了）。春節期間施工其實已經基本停頓。
然而，現在想來頗為可笑的是，那時十分忠於職守的我仍然勤於王事不敢懈怠，天天“筆耕不輟”，寫了許多充滿豪言壯語的表揚稿來鼓舞士氣。指揮部的廣播站仍然天天對著一大片寮空人去的工棚城開機：“現在播送平塘營的一篇來稿……”。只是細心者可以發現其中的被表揚者具名的已經極少，大部分提到的只是“平塘營戰士”、“某某連民兵”。因為在工地剩下的人當中，已經多是不能表揚的四類分子了。
但是樸實的群眾其實對於搶險還是並非漠不關心，當時的動員機制也仍然有效。春節以後各營“民兵”便陸陸續續地“回歸建制”。由於法不責眾，而且年前許多帶“兵”的大隊幹部也跑回家了，所以對群眾只能“既往不咎”。正月十五後，工地又變得熱鬧起來，施工也恢復正常。然而就在這時，指揮部又碰到新的煩惱：返回的民工紛紛投訴說，他們年前逃跑時遇到把守路口的武裝民兵，雖然被截回者少，但卻屢有被騷擾者：有的被勒索了賣路錢，有的被搜身拿走了東西，還有的婦女被“耍了流氓”。弄得指揮部十分頭疼。後來聽說查有實據的處理了一兩個，多數只能不了了之。畢竟封鎖工地把人扣住過“革命化春節”不是什麼很拿得上臺面的事，其中的那些“違規行為”也就不好大舉追究。那年老天爺也比較幫忙，雨季到來後降水並不多，也沒有形成洪水，豐厚“搶險工程”終於有驚無險地取得了“偉大勝利”。
與“革命化春節”大都在大逃亡中過得冷冷清清相比，工地上的“革命化元旦”過得就比較熱鬧。我印象最深的是插隊後頭一個元旦——1970年元旦，我們是在田西公路工地過的。我們施工的那讀路段地處馱娘江上定安與福達兩處河谷盆地之間的深峽河段。附近沒有村寨, 高山激流間只有江濤與林濤互相回蕩，是個十分偏僻的地方。年前施工用的炸藥雷管告罄，指揮部也沒有了，通知我們派人到八渡去挑炸藥回來。當時在建的田西公路是不能交通的，築路工程的後勤基地在70裏外的八渡公社（今八渡鄉）所在地-那裏有條簡易公路經由八桂通往縣城。當時在深山裏待了兩個月的我們看來，一個鄉鎮已經是個如同紐約般熱鬧的所在，因此明知是辛苦差事還是踴躍報名。1969年12月31日，我們從駐地出發經那讀涉過冰冷的馱娘江，走了70裏山路，途中野炊，我和志先兩人糯米炒飯，在沒有任何佐菜之下一頓吃了三斤多，每人幹了一斤七兩！這是我一生中吃得最多的一頓，算是元旦大餐了。
到八渡街已是掌燈時分，疲累不堪的我們也無心觀賞這座“大都市”的街市夜景，便被安排到八渡小學，睡在課桌並成的“床”上。這時聽到街上的高音喇叭，以那個時代特有的高昂語調播出了當時新年慣有的“兩報一刊元旦社論”，那年的標題為：《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其中有幾句話琅琅上口，我至今猶記：
“新中國蒸蒸日上，舊世界風雨飄搖；一座座火山爆發，一頂頂王冠落地。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日子不長了！”
今天看來，當時文革浩劫未過的中國問題多多，但在資訊極度閉塞的那時，我們大概和今天的北朝鮮人一樣認為“風景這邊獨好”，這篇社論還真讓我心潮澎湃，豪情滿懷了一番。“一頂頂王冠落地”云云，是指文中列舉當年下臺的幾位外國頭頭，其中多數其實是任期屆滿，還有一位是波蘭的哥穆爾卡，他因當時爆發的“波羅的海三城工潮”而下臺。就在那次工潮後逐漸形成了後來的團結工會，最終由波蘭開始，所有東歐國家都“一頂頂王冠落地”了。就此而言這篇社論可謂一語成讖，“修正主義”果然“日子不長”，至於帝國主義的日子長不長，還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