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秀真
在討論臺灣的西方醫學的歷史時，德國 - 日本 - 臺灣這個醫學知識傳承的系譜是長久來被談論、但很少被深入研究的議題。這個知識傳承的系譜所指的內容是，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引進德國醫學，使其成為日本在建立現代醫學系統時的典範。這個受德國醫學影響的日本現代醫學，透過其在臺灣的殖民政權， 將他所學的引進臺灣， 成為臺灣建立現代西洋醫學系統的基礎。有鑑於到西洋留學是日本社會在明治維新後引進西方知識–包括西方醫學知識，一個相當重要活動。所以本單元將以日本醫學生的留學經驗為切入點，來探討這些日本醫學生在德國留學時的學習經驗，對於日後西洋醫學在日本專業化過程造成何種影響。同時也希望透過此由學生自述的學習經驗，能夠將日本醫學生接受德國醫學時的態度、興趣以及他們對於此過程的影響呈現出來，以期能對於這種跨越過度及文化界限的知識傳播活動，加入較具有跨文化及時代背景觀點的陳述。藉此能更加認知日本醫學生到西方國家的留學經驗，對於西洋醫學在東亞社會發展過程的重要性。
早期在臺大[1]念理學院或醫學院的學生，相信在求學的過程中，都有經歷必修日文或德文為第二外語的就學經驗。這樣的經驗，對於現在在臺大求學的學生，可能已相當的陌生。但即使在今天，日本大學的醫學院、甚至是在理學院中，以德文為必修的第二外語還是普遍可見。從這個西洋醫學知識傳承的系譜，德國 - 日本 - 臺灣的角度來看，這些在日本或是臺灣早期受高等教育的經驗，在某種程度上是延續他們的前輩們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求學經驗。這不僅反映出日本及臺灣西洋醫學知識發展的歷史背景，而他們的求學經驗同時也是建構德國-日本-臺灣這個知識傳承系譜重要的歷史基礎。[2]
1.跨地域知識傳播的研究方法
在還沒有開始談德日跨國的知識傳播前，首先對於跨地域知識傳播的研究主題及其發展的時代背景作一簡單介紹。在日益全球化的現今世界，這種日益頻繁的跨國域及文化界限的交通、交流活動，對於人類的知識及文化的形成造成何種影響？是當今歷史學家─包括科學醫學及文化史學家，相當關注的問題。在這研究主題上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是探討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在這‘類似’[3]全球現代化的過程中是透過何種機制，使得在今日世界上的不同區域─不論是在其法律、教育、政治等等制度上、或是其國民的生活型態上，呈現出相當類似的狀況。在研究上，除了對於造成這種現象的可能機制如模仿、引進等等的作用過程做一探討外，另一學者們有興趣的研究對象，是這些跨地域知識傳播的執行者。藉由探討其接觸及傳播異域知識的機緣及動機，如旅行、留學、逃難或是流亡等等，希望可以對他們的傳播行動之於這種制度、知識及文化全球化過程所造成的影響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2. 明治後日本醫學專業化的背景知識
目前對於德日醫學交流史的陳述
不論是在當時留德日本醫學生的陳述，[4]或是在─尤其是二戰後醫學史家的評價中， 日本明治維新後所發展出的西洋醫學，被認定是“移植”德國醫學而形成的。這個陳述的背後，同時含有對於這個事實正面及負面的評價。讚揚日本現代化過程成功的史學家， 對這個“移植”的方式，給了正面的評價。同時，二戰後的日本醫學史家因日本引進德國醫學所造成的後果，如只重視實驗醫學的研究，而不重視疾病的治療法的研究。而對於日本以移植的方式引進德國醫學，則給予負面的評價。[5] 但不論正面或是負面的評價， 一個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是德國醫學對於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西洋醫學的發展，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
在目前有關這種跨地域知識傳播的研究中， 一個重要的研究面向是重視知識傳播執行者行動的動機、態度及目的對於此過程結果的影響。這樣的切入點是基於對跨域知識傳播過程的理解，並不是一個將知識複製式的移到異域、而是一個經由執行者有條件地接受、選擇及轉化的過程，讓傳來的知識被接受及融入他們的系統中。在這個過程中，執行者的文化背景、興趣及動機，對於決定最後結果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在學理上，目前相當一致的認同是，一個異域傳來的知識，必須經過轉化 (Transformation) 的過程，才能使得這個由異域傳來的知識成功融入收容地的知識系統中，而成為在接受地被認同的知識。[6]
基於這樣的研究觀點，希望藉由本文中對於日本醫學生的留學經驗，可以重新檢視至今對於德日醫學交流史的陳述。日本醫學生在學習德國醫學時對於德國文化、醫學觀念、方法及技術的態度及好惡，以及他們在留學情境時所造成學習時的外在環境的限制等， 將是陳述其經驗時的重要點。藉此，也希望可以對於日本現代醫學史的發展，能有一較具跨文化及時代背景觀點的評斷。
日本的現代化及日本引進德國醫學的背景
在開始談日本在明治維新後接受德國醫學的歷史之前， 先來談日本醫學在明治維新之前的狀況。日本接觸西洋醫學的歷史，事實上早在明治維新之前。這段明治維新之前的歷史，對於其日後如何引進及接受西方醫學的發展是相當重要的。首先陳述此時國際政治及日本社會的時代背景。自十九世紀的40年代，日本國內政治上因為長年欠收、飢荒， 開始產生政局的緊張情勢。在外交方面，中國在1842年鴉片戰爭中面對西方殖民列強的失敗，對於日本政界領導者有很大的衝擊。如何面對西方的強權及因應措施，在日本政治領導階級中引起很大的討論。[7] 在日本社會上，中國的魏源在1843鴉片戰爭後初版、1852全部100卷完稿的『海國圖志』一書中所提起的面對西洋列強的態度，所謂“師夷之長以制夷”的理念，在日本國內引起極大的正面影響。[8]
魏源“師夷之長以制夷”的理念，在日本的實踐─如面對西洋列強入侵，使幕府時代日本西南沿海區邦的大名，在1940年代，即開始實施一連串邦內的改革運動。其中便包括送留學生到西洋去學習西方的軍事技術。[9]日本的武士階級也開始學習西方的語言，從事翻譯西方的書籍，並將有關於西方的政治社會制度等等，介紹給日本民眾。相對西南沿海區邦的大名，反應較慢的日本幕府政權，也在美國博理的黑船於1853年入侵及在和多國簽下不平等條約之後，從十九世紀的50年代起，也開始實施一連串政教上的改革。其中包括建立由荷蘭醫師主導的西洋醫學醫院及醫學教育。
在幕府政權建立由荷蘭醫師主導的西洋醫學醫院及醫學教育之前，西洋醫學、所謂的蘭方醫學（Rangaku），此時已存在日本有近百年的歷史。蘭方醫學是藉由荷蘭人在日的貿易關係，於17世紀中葉，藉由駐在日本的荷蘭醫師引進日本成為日本醫療的一部分，[10]是日本醫學當時存在眾多醫療學派的一支。當時的日本醫療市場，除了傳統中國醫學之外，還有由不同日本醫生依據實際執醫經驗改進中醫的療法。[11]
在明治維新後，明治政府所發起的一連串現代化改革運動，基本上是幕末日本政府改革運動的延伸。在對於醫學教育的改革上，明治政府接受當時日本國內西方醫學的菁英 的建議，決定引進德國醫學教育制度來培育日本的西洋醫學人才。[12] 明治政府在政策上，一方面邀請德國醫生在東校─日後的東京大學及東京帝大教學，另一方面透過送留學生到德語區的大學去學習醫學，讓德國醫學教育成為培養近代日本西洋醫學人才的模範。
東京大學的醫學系及日本西洋醫學明治時期後的專業化過程
在明治維新後， 日本政府完成其以德國醫學教育為模範來培養近代日本西洋醫學人才的目標時，高薪聘用德國醫生做為當時東校的教師。[13] 東校在1877年後改為東京大學，1882年後為東京帝國大學，是日本在1897年成立京都帝國大學前， 醫學高等教育唯一的機構。日本政府希望將東京大學醫學系及其前身設為日本培養德式醫學人才的種子學校。透過醫學教育法令上的修訂，聘用東校或是之後的東大及東京帝大醫學系的畢業生擔任教師，便成為日後成立新醫學院時必備的前提。 透過這樣的設計，明治政府希望能在全日本完成以德國醫學教育為模範，來培養近代日本西洋醫學人才。 這個因為經費短缺所設計出來培育日本西洋醫學人才的教育制度，使得東大醫科在日本西洋醫學教育的發展過程中，有著相當重要的主導地位。所以本單元將以在東大的醫學教育模式及啟發展實況，來作為對日本近代西洋醫學教育瞭解的切入點。
另外，雖然在明治時期到德語區大學留學的日本醫學生， 只佔日本西洋醫學生相當少數的比例， [14] 而日後成為東大醫學系教授的日本留學醫學生，其數目更是稀少。但因留學西洋對於明治時期的日本，不論是在政治社會或是文化上都有相當重要的特殊意義， 所以當時這些留學生歸國後，大部分成為日本醫育機構或是醫院系統以及軍醫單位等等的領導人。因此在探討明治後日本西洋醫學專業化的發展，研究這一小群日本醫學生留學德語區大學的學習過程及其如何因此引進特定的德國醫學研究文化，對於瞭解日本近代西洋醫學史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為了對這一群日本醫學生在其留學時，獲取特定德國醫學知識的態度、以及他們使用方法及進行過程有所瞭解， 所以利用這些日本醫學生個人陳述的資料，如日記、書信、留學報告書、他們上呈日本政府的公文信等等史料紀錄，來得知相關資訊。本篇文章著重於這群日本醫學生的留學經驗對於日本西洋醫學專業化發展過程所造成的影響，此項討論的重點之一是日本醫學生透過留學和德國醫學教授所發展出的師生關係，對於德國醫學知識被這群日本留學生傳播到日本的過程有何種影響、還有此影響是透過何種方式來作用的。
在時間上， 本篇文章所陳述的日本醫學生在德國的留學經驗，主要侷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也就是從1870年至1914年。 因為德日在一戰時的軍事敵對狀態，所以在一戰爆發後，日本醫學生中斷到德國去學習醫學。在一戰後，雖然日本醫學生恢復到德國的留學活動，但和戰前的盛況無法相比。同時在一戰後，雖然日本及德國的醫學交流依然熱絡， 但比較是透過短期互訪的形式，不再是如戰前透過日本醫學生到德國留學那種形式。
另外， 根據日本醫學生在留學前不同的醫學教育背景，在此將陳述對象分為三個族群，即是在19世紀的70、80及90年代三群在德語區大學留學的日本醫學生。這種族群的分類意義，主要是建立在下述的假設前提下，也就是認定他們在留學前不同的教育背景，對於他們日後不僅在獲取德國醫學知識的能力上、或是他們認定日本西洋醫學專業化目標發展的方向上，都是一重要因素。在十九世紀的70年代到德國受教育的日本醫學生，在留學前所受的教育是由荷蘭人傳授的西洋醫學；80年代的則是接受完全由德國醫生系統化所傳授的醫學；90年代到德國留學的日本醫學生，在留學前主要是受教於自德留學歸國的日本醫學教授所傳授的高等醫學教育。他們在留學前的德語能力及他們在醫學理論知識及實務操作上的能力、以及他們到德國留學後，在攝取德國醫學知識及技術上有不同的過程及成果。
另外透過這種對於不同時期到德國留學過程的探討，同時也可以看到前期的日本醫學生留學活動造成當時德國留學的外在環境架構的改變，是如何影響日後日本醫學生在德國留學時的活動情形。
3. 東京帝國大學醫學系教授留學前所受的醫學教育
在幕府政權建立西洋醫學教育時，其首先做的措施就是在1861年於長崎正式成立第一所西洋式的醫院及西洋醫學教育所─也就是養生所。一年後（1862年）在當時幕府政權的首都江戶─也就是今日東京，幕府政權設立第二個西洋醫學的學習所，以西洋醫學所稱之。[15]
幕府政府的西洋醫學教育[16]
在這兩個西洋醫學所受教的學生，就是在明治維新後，1870年第一批由明治政府派遣到當時普魯士（1871年後的德國）的留學生。在這兩所學校執行的醫學教育方式相對於日本至此時的醫學人才培育，有了很大的改變。在德川幕府時期的日本，不論是蘭方醫學或是中醫，都是透過所謂的私塾，來培養醫學專業人才。在私塾中主要學習醫學的方式為師徒制。要習醫的學生，通常是透過到外地跟隨一位有名的醫師來學習看診或疾病的治療。他們日後歸鄉執醫後，也希望能同時透過其為名醫的在室弟子之名，來增加顧客及收入。[17]
在幕府政權所設的這兩所醫學校中，西方醫學教育中所教授的科目，成為在校的學生必修的課程。在這兩所醫學校中，即使在教育制度設計上有其相近性，但在實際教學上， 其各自所進行的實況，不論是在課堂授課或是實驗及實習上，都是截然不同的。
在長崎的醫學校，主要是由一個荷蘭醫生用荷蘭文來教授全部的課程。根據當初學生的就學經驗報告可得知，在當時沒有教科書的情況下， 學生在下課後謄寫上課時的筆記，是他們主要的方式。在實驗或臨床教學上，因受佛教勢力在日本產生的影響，屍體解剖仍是社會上一大禁忌。藉由觀看由國外進口的紙模型(Papér-mache`)以及一個死掉的俄國(日後蘇聯)將軍的頭顱來學習人體解剖，成為學生們在解剖課中的實際學習方式。[18]另外，有一些學生也會自己到肉店去買牛的眼睛來練習其解剖技術。[19]在醫院中的臨床實習上， 雖然此一學校位於一所新式的西洋醫院中，但醫院中主要的看診，還是由醫學校的荷蘭老師來負責。學生通常是透過在旁觀看來學習疾病診療。
當在日本教書執醫的荷蘭醫生回荷蘭時，幕府政府會派遣兩名在校的學生，靠著幕府政府的資助，跟著荷蘭醫生回到荷蘭，然後繼續在Utrech大學學習醫學。這就是在幕府時期，日本醫學生留學的其中一種方式。 除了幕府政權外，各藩的大名也會因應藩中西洋醫學人才的需求，資助藩中的優秀人才跟隨荷蘭醫生到荷蘭去學習醫學。
在江戶 (日後東京) 的西洋醫學校，由於沒有外國老師來此授課，主要的教師就是日本有名的蘭方醫生松本順良。松本在擔任江戶西洋醫學校的教師之前，就已先到長崎向荷蘭教師學習醫學。他在長崎學習時所謄寫的上課筆記，就成為他日後在江戶西洋醫學校的教材。在江戶的學生，主要是透過閱讀及翻譯荷蘭的醫學教科書來學習醫學。而因為江戶的西洋醫學校沒有附設的實習醫院，所以學生並沒有實驗或是在醫院裡實務學習的機會。
當初進入這兩所幕府政府所設西方醫學校就讀的學生，主要是由各藩所挑出來的菁英學生。其大部分是屬於下級武士階級。因為他們大多是遠離家鄉到長崎去求學，所以在求學階段他們通常是住在學校的學生宿舍。在這兩所醫學院中就讀的昂貴學費，包含住宿費，都是由各藩藩主支付。[20]這兩所西洋醫學校， 可說是在栽培日本西洋醫學菁英的教育中心。
明治維新後在東大的西洋醫學教育
明治維新後，於1880年代到德語區國家去留學的第二批日本醫學生，也就是明治維新後於1870年代在東校 (1877年後的東京大學醫學系)就學的學生。  
1870年代的東大醫學教育[21]
在東京大學醫學系前身的東校上課的學生，他們在入學前通常已在東京一些有名的私塾中學習了兩年以上的德語。在達到通過東校入學考試所要求的德語能力後，他們才能進入所謂的醫學預備課程 (醫科預備教育在東校成立開始時設為2年，後改制為3年， 最後訂制為5年的) 。在通過預備課程的考試後，他們才能進入為期大約5年的正式醫學教育。他們在東大所受7至10年的教育過程中所上的課，全部都是由來自德語系國家的教師及醫生授課。在預備課程中，教授的課程為醫學系的基礎自然科學科目，如數學、物理及化學、生物。除此之外，拉丁文及德文亦是此階段授課的重點。在進入正式的醫學教育後， 他們上課的課程則是比照德國醫學系的課程設計，也就是學習西洋醫學的7個基本學科。[22]
有關於他們在將近10年的語文學習後所獲得的德語能力，可以由不同的資料顯示，是相當足夠讓他們到德國留學時直接和德國學生一起聽課，而不產生大問題。由他們在上課時所抄寫的筆記，或是德國教師的陳述中都顯示，因為長期學習德語，而且在東大經歷超過七年經由來自德語區教師授課的經驗，使得他們在德語的書寫及聽力上，經由在日德國人的判斷中是相當卓越的。[23] 此外，根據學生自我陳述史料也可得知，他們在求學期間，主要是透過課堂聽講及課後所整理的上課筆記來做為學習的材料。[24]這個因為西洋醫學教科書的貧乏所造成的學生因應策略，也對於培養學生的德語聽力及抄寫德語的能力有正面的效果。
有關於他們在留學前已獲得的西洋醫學知識方面，由德國教師在年報中的敘述可得知，[25]他們在東大受教時，所能獲得的醫學知識是相當理論方面的知識。在實驗及臨床的醫學知識方面，因明治政府經費上的困難，東京大學的教學醫院在1877年才完工，大學教學實驗室的設備也相當簡陋。又因為他們大部分在自東大畢業後， 即啟程到歐洲去留學， 所以他們在留學前，不論是在實驗室、 或是臨床的病人診斷方面的經驗，其實都相當缺乏。
1880年代的東大醫學教育[26]
10年後，在東大習醫的日本學生和10年前的學生的經驗，已有相當大的差別。這些差別不僅是在語言上、同時還呈現在所受的醫學專業教育上。在其德語能力上，因其授業教師─不論是在預備課程或是在醫學專業教育上，主要是由日本人或是留學德國歸來的日本醫學教授所教授。所以他們的德語聽課能力因缺乏練習機會，普遍不及之前同校的學生。
但在醫學專業教育上，他們的學習成果相較於前一期的學生，通常是較具有優勢的。其中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在東大時，通常每一醫學專門科，都是由一位該科的專業教師授業。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明治政府派遣留學生以來培養專業教師政策下的結果。
當在東大醫學系的授業工作主要是由來自德語區的醫生擔任時，對於當時明治政府的財務狀況而言，應是相當高的外籍教師薪資，甚至高於日本政府下各行政部部長的薪水。 因此造成的財務負擔，使得在此時，醫學系的課業通常由2至3位德國醫生教授負責7個專門科目的授業。這樣的結果，也造成在日的德籍醫生抱怨他們必須教授非他們所學專長的科目。
另一方面，由學生的回憶錄中可看出，他們對德籍教師及日籍教師授課的接受度，會因授課時所使用的語言以及其身分，而有所不同。可以得知的是，這些日本留學歸來的醫學教授的授課效果，似乎較前一期的德國醫生好。這個論點主要是建立在他們於回憶錄中，如何談論有關日籍及德籍教師教學過程描述上的不同。在談及對日籍教師授課過程的回憶時，他們通常使用強烈的字眼，來形容日籍教師授課時所傳達出的肢體語言及所希望傳達的醫學觀念。如對第一位歸國的東大生理學教授大澤謙二的回憶錄中，當時的學生常談到他們在授課時所感受到活潑生動的言語及他對於學術的熱愛。相對的，他們用來談論德籍教師時，偏向用較公式化的語言來表達。這樣的陳述方式，也同時表現出他們對於德籍教師那種雖然尊重但卻疏離的關係。有一位同時上過德籍教師及日籍教師課程的學生口中可以得知，雖然他試著盡量去理解德籍教師的上課內容，但他承認並無法感受到他真的能完全理解德籍教師想要表達的意思。[27]
這種較親近的師生關係，也對於他們在東大實際醫學操作的學習，如在實驗室研究或是臨床診斷、及經驗的收集上，都有重要的影響。當他們在東大就讀時，不論是在實驗室研究或是臨床教學的設備上，相對於前期的醫學生就讀時，都已有相當的進步。在學生自述此時的學習經驗中，他們會提及這些剛留學歸國的日本醫學教授，對於引進實驗室醫學研究以促進日本西洋醫學專業化的熱誠。[28]通常這一群日本醫學生在留學前，已在德國的醫學雜誌上發表他們在日本的研究。臨床醫學的學生，也通常在出國前就有過幾年於醫院工作的經驗。
他們在出國前所參與的醫學專業活動還包括日本醫學雜誌的編輯，及撰寫日文的醫學教科書。能有這樣的經驗是由於他們屬於當時在日本國內少數會德語的醫學人才，以及當時日本國內對於西洋醫學知識的需求。因此他們被邀請去以日語撰寫西洋醫學知識的工作， 以因應當時如其他醫學專科學校的學生、或是執業的醫生對於西洋醫學知識的渴求。
日本的經驗主義：日本醫學菁英的遊學及留學經驗
這三群日本醫學留學生，在其留學前，共同的經驗就是遊學經驗。這種遊學的形式， 是屬於幕府時期一般的職業訓練，包括執業醫生訓練的一部分。 當時，不論是中醫或是西醫，在進行醫生職業訓練時， 即使本身是來自醫生家庭，學徒通常還是透過到其他地方去拜訪名師，來學習該名師的醫術。因此江戶時期存在一些有名的醫學私塾，他們是當時有名的醫生所開，也是大部分學徒學醫時會去拜訪的學院。[29] 在明治維新之後，幾乎所有屬於筆者研究對象的日本醫學生，都有從外地到東京去求學的經驗。其目的大多是去拜訪一些在東京有名的私塾、學習大約兩年的德語，以便能通過東大醫科預備學校的入學考試。或是當時大部分在東大就學的醫學生， 也是來自外地，為了到東大就學，他們通常在青少年時期， 大約14、15歲時， 即為就學而離鄉。這種因為要拜訪名師、或是到有名學術中心去遊學而離鄉的行為，是自幕府時期日本社會有志青年追求學業、同時也是人生事業的成功之道。[30]
當初在日本盛行的遊學文化， 其背後強大的文化背景是幕府時期盛行於日本各個社會階層的旅遊文化。[31] 這種現象同時也是日本文化重視個人體驗的呈現。作為這種重視個人旅遊經驗的證明，就是在幕府時期由各個階級所寫下的大量旅遊日記。 當時，寫下自己親身的旅遊或是體會到的經驗，不僅是一種個人的日常生活習慣、同時也是當時日本社會的期待。所以當時的遊記都會以不同的形式公開發表。在幕府末期至明治時期，日本的出版品中就出現大量日本人到西方國家旅遊的記事。[32] 日本社會這種重視個人體驗及經驗的文化現象，和日本人對於知識獲取方式之間的關係，還尚待做更詳細的討論，[33]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在幕末尚未決定引進德國醫學時，日本西洋醫學的領導者在公開場合申言日本將來所該獲取的醫學知識，應同時具有實用性及有用性這樣的特徵(practical and useful)。[34]
4. 日本醫學生的留學經驗－以其對日本醫學的專業化發展觀點來看
在本文中，討論日本醫學生在德的留學經驗時，焦點是在於此種經驗對於日本醫學專業化的影響。其中著重的面相是日本醫學生如何去接觸及認知德國醫學一大特徵─也就是實驗室醫學在醫療系統上的新地位，尤其是其和臨床醫學間關係的改變。
在此段，採用的是根據歷史的時序，來陳述這三群日本醫學生如何在19世紀的70、80及90年代去學習德國醫學，以及他們的學習成果。主要敘述日本醫學生對於日本醫學專業化的觀點、學習的興趣、以及他們如何就德國大學醫學教育方式所發展出的學習經驗。更進一步來看，他們這些留學經驗，是如何成為日後投身日本醫學專業化發展時思考及行動上重要的指引。
1870s年代的日本醫學生
屬於這一群的日本醫學生，一共有12人。他們是在1870年由明治政府派遣到當時普魯士的首都柏林去學習醫學。當時在柏林留學的日本人，還有當初的日本貴族及其侍從。[35]然而這12人並不是同時在1870年一起由日本出發到柏林。其中佐藤進是在1869年時，就已利用自費留學的方式到了柏林。[36] 他是在明治政府開放海外旅遊後，留學海外的第一個日本人。這12個人中還包括三位在幕府末期，就由日本西南地區邦藩的大名 (Daimyo) 送到柏林的醫學留學生。在明治改革後，他們也被明治政府收納為公費生。這群中的松本銈太郎，他已在幕末隨著荷蘭醫生到荷蘭Utrech大學學習醫學。在明治政變時，才回到日本。 由這群留學生的組成來看-他們都曾在長崎或是江戶那兩所有幕府政權所設的醫學校就讀，明治時期的留學政策，幾乎可以被看成是幕府政府人才培育政策的延伸。
這群日本醫學生在當時普魯士的共同學習經驗，就是必須先學習德文，之後才能開始做自己專業方向的學習。首先來談他們的語文能力對於他們的留學生涯產生何種影響。有關當時明治政府對於這批學生的留學規劃，因為沒有這批留學生的留學公文令，而無法真正得知。可以確定的是他們滯留在歐洲留學的時間，遠超過明治政府及他們自己出國前的構想。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他們對於語文能力在學習過程可能造成的影響評估。
他們留學時有一年以上的時間主要是在學習德文，以便能在大學中聽課。雖然此時在德國的大學並沒有對外國學生聽課有語文能力上的要求。但有關自身因語文能力不足而無法理解上課的內容的事實，對於當時在柏林的日本留學生而言是一個相當難以面對的情形。身為當時日本最優秀的醫學人才、甚至是學術人才，他們具有相當高的使命感，希望能透過留學來吸收西洋的醫學知識。 由佐藤進剛到柏林、還在學習德文時寫回家書信反映出他迫不急待想進大學就讀的心情。當時，他藉由一位曾在日本的德國軍醫的幫助，就地去參觀了柏林大學解剖課的課程，在他寫給父親的書信中也提到 ，在柏林大學可以解剖這麼多屍體他感到非常羨慕。同時在信中也提到他對於當時日本醫學教育的不滿。日本 此時因傳統佛教勢力完屍觀念的影響， 也就是三、五年才有一具屍體可以解剖，所以在做日本醫生訓練中，基本上無法獲得解剖屍體的經驗。佐藤進這種拿當時的德國和日本做比較的態度及行為，在這一群日本留學生中不是太特殊的。在同一時期的留學生，池田謙斎寄回家的書信中也出現類似的比較。池田留學歸國後成為第一任東大醫學院的院長，他在剛到柏林時寫給他養母的書信中提到他對於自己外貌的自慚，因和高大的白種西洋人比較，而覺得自己相較下很像黑人。
日本留學生這種和德國比較的態度，也影響到他們如何訂定自己留學時的學習目標。 佐藤進就在他剛入大學習醫不久後，寄給他養父的書信中提到：他決定和德國的學生一樣，要接受完整的德國醫學教育，獲得德國的醫學博士學位。他提及不僅是德國人，還有在德國的外國醫學生，也都有取得德國醫學博士學位的決定。這意味他需要至少4年的時間，來完成所有的課程，包括兩年基礎醫學及兩年臨床醫學，之後他必須再進行一個研究計畫、並遞上研究成果論文。在通過結束大考後，他才能獲得德國的醫學博士學位。佐藤進這樣的決定，可以確定的是，是他自己的規劃。
明治政府是否對於他所送出去的留學生有任何獲取任何學位的規定， 雖然並不清楚，但是自1873年開始，在1874年時， 明治政府召喚所有派遣的醫學留學生回日本。原因是在1872年日本學校教育改革實施後，明治政府開始重新討論其教育政策，也包括留學政策的存在於否。對於明治政府當時的財政而言，派遣留學生花費相當的高。再加上明治政府在西南戰爭中 (1874年)大量的財務損耗。不過在正式公告中，明治政府卻宣稱召回的理由是因為日本留學生在海外的表現太差。
佐藤進為自己決定的學習目標，也對同期其他日本醫學生在做自己的留學目標決定時，產生重要的影響。不論是同期其他日本政府派出的醫學生、或是由日本陸軍派出的醫學生橋本綱常，也都以受完整的德國醫學教育、拿到德國的醫學博士學位為他們的留學目標。
留學的成功， 明治政府的政策
就這群日本醫學生的留學經驗，筆者想要對於至今史學家在談日本醫生的留學、及與明治維新之間關係時，所常做的論述，也就是在談日本現代醫學專業化成果時，常過度強調明治政府維新政策成功的部分，做一重新檢視。對於這些歷史事實，如日本以學生佐藤進在明治政府的留學政策決定前，就藉由私費到德國去學習醫學、或是日本第一批留學德國的醫學生是如何在缺乏明治政府的支持下，完成其博士學位。
明治政府自1874年召回留學生之後，日本醫學生不論在精神上或在經濟上，並沒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即使如此，仍有四位堅守對醫學系的目標、利用其他各種方式繼續念醫學系的學生，而他們最後也都拿到了德國醫學博士的學位。大澤謙二雖在1874年回到日本，但一直想辦法再回德國完成德國醫學博士的學位。最後在沒有獲得獎學金的希望下，存了一筆錢，於1878年回去完成學位。由醫學系轉到化學系的長井長義，最後是拿德國的化學博士學位。
除了缺乏明治政府的支持外，這群日本留學生在德國留學時，有的因疾病死於異鄉、或是重病歸國不久後死亡。對於德國寒冷氣候的不適應，肺病也成為他們重要的死因之一。 [37]另外，由池田謙齋的書信中可以得知，疾病及死亡也是在他將近7年的留學過程中一直伴隨他的。在此期間，他必須面對養父，妻 (同時也是養家的長女)及親兄的死亡，但卻無法歸國。在他拿到德國的醫學博士學位過程中，他也同時必須面對養母對他的歸鄉期待及在其他日本學生被召喚回去後的孤單生活。大澤謙二在他的回憶錄中，陳述了他在被召回日本後，又想辦法自費回到德國去完成博士學位的動機，就是因覺得尊嚴受損。他在明治政府為召回留學生所舉行的學力測驗時，被評為不良。大澤謙二自認、而且也被認為是日本當時最優秀的醫學學生，因此覺得這樣的評價有損他的尊嚴。更何況他在德國是如何克服艱辛的留學生生活，來學習德語及醫學。
 
總括，在談論這群日本醫學生的留學成就時，筆者認為他們堅持拿到德國的博士學位這點而言，他們的自我期許，是希望有和德國醫學生可相比的水準，是很重要的動力。
對於日本醫學專業化的影響
與這批日本醫學生在留學時艱辛的生活實況相比較，他們回國後所受到的待遇與榮譽， 是一大對比。他們在德國拿到德國醫學博士的消息，在當時致力西化的日本社會被日本日報當成是日本人揚名的新聞來報導。不僅是日本人能到德國去留學，更何況他們還能在德國獲得學術上的成就，對當時日本社會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同時這樣的成就對於這群留學生在歸國後，在當時日本醫學界的事業發展，也有相當其重要的實際意義。他們幾乎都成為日本醫政界、醫學學術界、軍醫界重要的領袖。在當時受西洋完整醫學訓練人才貧乏的情況下，他們通常同時兼任醫政界、學術界及軍醫界重要的決策職位。[38]
在推展日本醫學專科化(Specialization) 的演進方面，池田謙齋在回國後同時任命於東京大學醫學院的總長及日本軍醫節的醫監。即使他拿到了德國的博士學位後，並沒有做更進一步的專科訓練就立刻歸國，但他認定專科化是日本醫學將來該發展的方向。他在回到日本後，便利用他在日本軍醫界的影響力，讓剛從德國拿到醫學博士的橋本綱常到維也納去和有名的專科教授學習其專門的醫學技術。
在醫學人才培養上，他也相當認同派遣留學生到有名的世界醫學學術中心做專業化訓練。此時日本政府教育部在1870年送了第一批醫學留學生到柏林後，就中斷留學生的派遣。池田於1877年當上東大醫學院的總長後，就上書給日本政府，希望能夠再送醫學生到德國去留學至少５年。在他在擔任東大醫學院總長的同時，他也致力支持在東大的德國醫生教師的研究工作及教學。這也顯示出，他在留學歸國後，認定德國醫學可成為日本仿效的對象。
回憶與經驗
有關於這群日本醫學生的留學經驗， 最常被引用的是池田謙齋在1901 年的訪談錄。 這個訪談錄是在1917年由他的親姪子入澤達吉、當時東大內科教授，出版成池田留學德國的回憶錄。在此回憶錄中，池田提到他在德國留學時，致力學習衛生學(Hygiene)以及考察德國的醫政。[39]但由他當時寄回家的書信比較可以發現，他在回憶錄中所陳述的、和事實是有出入的。他當時的博士學位論文，是有關於子宮的臨床研究。[40]筆者舉此例是想要提出，用回憶錄這類史料所傳達的訊息來陳述史實，是一個值得被探討的問題。在關於日本明治後醫學史的陳述，史學家通常注目的焦點是日本醫學生如何學習德國的衛生學。 這種現象反映出在已存的史觀中，過度強調日本政府對於日本醫學專業化發展影響力、甚至被認定是掌握有絕對的主宰權。而衛生學因為其處理的問題範圍，所以被認定是國家統治機器的興趣最密切結合的學科。當然，造成這種史觀也和池田在回憶自述所傳遞訊息所造成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
筆者想要提出的是，在使用如回憶錄這類自我陳述史料時，同時也必須對陳述的動機作一討論。這對於不論是判定、或是適當使用其中所傳出的歷史訊息來說，都是相當重要的。就以池田的回憶錄為例，池田在做此陳述時，因為他在此時的日本醫政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他在公開場合所發表的回憶錄，本身擁有相當強的政治意味。他這種可能希望藉此來表達出，他對當時日本醫學政策重要的衛生學方面問題的關注心態，是可以推測的。
1880s年代的日本醫學留學生
這一群在19世紀80年代於德國留學的日本留學生，是在歷史陳述中，所謂“標準的”日本明治時期留學德國的留學生。其在東大或是在德國所受的醫學教育，是完全受教於德國醫生，所以他們的留學生涯常被視為在日本醫學教育的延長。通常其在日本所受的是普通醫學教育，而在留學時所做的是醫學專科教育 (Specialization)。
本節中筆者討論的對象，主要是日後成為東大基礎醫學學科教授們的留學生涯。在明治政府人才的培育政策上，在1874年中斷了留學生的派遣後，一直到1879年才又開始逐年派遣大約1至3人到德國去學習醫學。其目的主要是培養取代東大德籍教師的日籍教師。這項人才培育政策也在1897年日本第二個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建立時，繼續沿用。1879年日本政府派遣到德國學醫的學生，是明治維新後在東大仿效德國醫學教育模式下培育出第一屆醫學正科的畢業生。
在派遣學生的選擇過程中，候選人在東大的畢業的總成績及道德─主要是學業成績，是日本政府做選擇時的重要依據。至於其在東大就學時的專攻科目是否符合其歸國後該在東大教學的專科，基本上並沒有絕對的相關性。同樣的，相對於可以獲得明治政府的公費獎學金到德國去留學的留學生，他們留學時被指派的專攻科目是否與他們在日本求學時所規劃將來的專攻方向一致，就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由他們的自述資料可得知，到西洋留學是當時明治青年的人生夢想，但如果沒有政府財力上的支持是相當難以成行。所以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們願意因應政府培養人才所需而改變自己的專業方向，以獲取留學獎學金。[41]
接下來談他們在德國受專門化教育的過程。這一群日本醫學生，因為基本上沒有用德文聽課或書寫上的問題，所以他們到德國後，就直接進入當地的大學醫學系就學。對於他們在做「該到哪所德國大學就讀」的選擇時，當時在東大德籍醫學教師的建議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他們所做的選擇，如柏林大學 (Friedrich Wilhelm Universität )、萊比錫大學(Uni。 Leipzig)、弗萊堡大學 (Uni。 Freiburg)、斯特勞斯堡大學 (Uni。 Straßburg)，都是他們在東京的德國老師來日以前就讀或是做過研究的學校。在德國留學時，他們通常是在2至3所大學就學。同時他們也會去其他如英國、奧地利、法國等其他歐洲的大學，去聽有名大醫學系教授的課。
不論是在他們的選校或是轉校上，還是在他們參觀醫院、精神病院、參加醫學會議等等，進行這些計畫安排及選擇時，基本上是出自他們自己的考量，而不是遵從明治官僚的建議。由史料中可以看出，雖然他們因為申請經費補助旅途，所以名義上他們必須取得明治官僚的同意權。但在實際的層面，即使被拒絕，但在費用上如果可以的話，他們還是會去執行他們的計畫。在學習方式上，他們和第一群日本醫學生有相當大的差別。雖然說他們在留學開始時，是先在大學上聽講課。但有一些則是在留學開始後不久後，就進入德國的實驗室開始從事實驗室的研究工作。在實驗室從事的基礎醫學研究，是這群基礎醫學教授在德國留學時的主要學習方式。造成這種現象的背景，是當初德國改革醫學的特徵－也就是重視實際操作的教育，及強調學生利用從事醫學研究的方式來學習醫學知識。
德國的改革醫學
德國的改革醫學起源自19世紀中葉，其重要的基本理念是脫離建立在推論基礎上的醫學知識、希望透過實際的經驗來獲取建立在自然科學知識基礎的實證醫學知識。[42] 當日本醫學生在80年代到德國去求學時，德國大部份的大學中， 已有建立基礎醫學的研究所。除了提供教授做研究外，這些研究所也是教學設備之一。這樣的教學設備，其背後的教學理念是讓學生可以藉由實際的實驗操作，來對於生理及病理方面的知識有更進一步理解。所以在這些研究所中，較進階的醫學系學生，可選擇一個研究主題來作為自身博士論文的研究。重要的是，這些研究所也接收外來的客員研究員前來做實驗。 這些外來的研究員中包括許多慕這些德國醫學教授之名而來的外國醫生。他們要不就是短期的停留，學習一些實驗技術或方法、或是長期的停留，從事自己選擇的研究主題。這種具有學術自由及研究學風，且擁有許多作醫學研究的研究所，是德語區大學、尤其是德國大學醫學系在19世紀中葉後改革醫學興起後的一大特色。
此群到德國的日本留學生，也因為他們已在日本受過完整醫學理論方面的教育，所以在德國大學中接受完整的醫學教育，已經不是他們的留學目標。因此他們抵達德國後不久，就開始在研究所中從事自己的醫學研究，以發表研究論文為留學目標。
除了這種實驗醫學研究設備上的優勢，此群日本醫學生在德國大學醫學系所接觸到的教授，也大部分是屬於改革醫學的推崇者。他們對醫學的學術理念，也反映在他們對醫學系課程的設計上。他們的教育理念和以前醫學教育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強調學生對於如顯微鏡觀察技術、生化生理實驗研究技術等等，當時實驗室醫學重要研究技術學習的重要性。這些技術的學習對於他們而言，能使醫學系學生擁有自我探究醫學知識的能力。我們可以由此時也在德國就學的其他外國醫學生，如日後美國Johns Hopkins 的醫學教授 William Welch(1850-1934)的報導[43]得知，不論是在授課中或是在研究所中，當時德國大學醫學系教授都是相當鼓勵學生利用自己動手做實驗來理解，他們並不喜歡學生背誦完整的理論知識。在指導學生上，也大多採用和學生討論的方式。
當時的日本醫學生是如何利用這樣的環境來學習醫學，我們可以從他們的日常生活紀錄及學術上的發表窺見。通常他們在德國留學時，也成為大學研究所中的研究助理[44]， 在這4至5年的留學中，他們通常發表1至3篇學術論文在德國的醫學雜誌上。由日後成為東大解剖學教授的小金井良精的日記中，[45]我們可以得知，他和其他的日本醫學生都是具有相當高的動機來做醫學研究。他們在留學前雖然並沒有很多實驗室研究經驗，但在他們有機會接觸德國這些推崇改革醫學的教授鼓勵學生研究的環境下，他們很快就學會這些探取醫學知識的工具。
另一方面， 學習這些實驗室研究方法所需的時間似乎不長， 我們可以由小金井的例子得知，他從開始研究一個新的主題、到他的研究論文發表在德國的醫學雜誌，所需的時間大約是一年。這是由於除了研究方法本身在短時間即可學會外，這些德國醫學教授都是致力於新醫學理念的推廣者，所以他們大部分不僅是研究方法入門書的作者、同時也是當時學多新興的德國醫學雜誌的主編或是發起人， 這也是這些日本學生可以很快將他們的研究成果發表的原因之一。
對於日本醫學專業化的影響
在談到他們的留學經驗對於日本醫學專業化的影響，將由兩個面向來談，一是這群日本留學生如何認同特定的醫學教學及研究方法方面。另一方面是他們這樣的經驗對於西洋醫學在日本國內地位改變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就其所認同的醫學而言， 這裡想要舉日後成為解剖系教授的小金井良精為例。 舉此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在他被保存的相當好、將近62年的日記中， 提供瞭解他留學經驗的詳細資料。由小金井在1882年9月至1882年9月留學Strassburg大學時， 對於自己的腎臟膀胱方面疾病做診斷及治療的日記記錄，我們可以得知他是如何認同、以及在他自體治療時遵循實驗方法所獲有關疾病的知識及治療方法。[46] 和他同期留學、並且在日後成為東大內科學教授的青山胤通也提到，利用顯微鏡的觀察病體組織，不僅是他在做臨床診斷時不可或缺的知識，在他回日本到東大教書時，他的學生也因此視該方法為日本醫學生必學的技術。 [47]
至於他們的留學經驗如何改變西洋醫學在日本社會的地位，我們可以得知的是不論是這群醫學生成為德國實驗室的助手一事、或是他們在德國學術雜誌上發表一事，他們都回去告知日本駐外辦事處，這些是他們在國際社會所獲得的肯定與榮耀。如日後東大衛生學教授緒方正規在報導他獲得慕尼克大學衛生學教授Max von Pettenkoffer(1818-1901)實驗室的無給助理為之後，他也因此得到日本中央衛生局對於他延長一年留學所需的經費補助。由此可看出，當時日本留學生在德國學術界所得到的肯定。不論是助理的職位、 或是在德國雜誌上發表研究論文，都因日本社會致力西化及推崇西洋文化， 而使得他們的留學經驗能因此提升了西洋醫學在日本社會及國家政治上的地位。
1890s年代的日本醫學生
在談19世紀90年代到德國的這群日本醫學生的生涯時，因為探討主題的關係， 重點在他們如何於留學時學習臨床及實驗醫學， 所以這裡選擇日後東大臨床醫學教授的留學經驗作為談述的對象。
他們和前一群留學生在留學前經驗上的不同點在於，他們是受教於留德的日本教授，還有一點就是，通常他們在留學前就已在日本有從事醫學相關的職業經驗，包括在實驗室的研究及臨床醫療診治。[48] 另外在醫學學術上，他們通常有翻譯西洋醫學研究文獻及撰寫日文醫學教科書的經驗。這些留學前的經驗，對於他們在進行留學學校的選擇，有重要的意義。透過本身畢業後在醫學專業上的經驗， 他們也取德國教授在專業上名氣的資訊。 所以除了在東大日本及德國教授的推薦，德國教授在專業上的名氣，也是他們做選擇的重要指南之一。[49]他們在選擇就學學校及老師的實踐上，可以歸納為下列的模式。他們通常在留學前，已收集了被派往德國學習的專門學科方面的學者及其研究專長方面的資料， 來決定留學時要跟隨哪幾位德國教授就學，以及他們所想要學的醫學技術或是想要從事的研究。
通常他們選擇到3到5所大學就學或短期的停留。由他們上呈日本文部省的書信中可得知，他們希望藉由拜訪不同德國教授的授課或是在他的實驗室中從事研究，來學習這些德國教授或醫生專精的醫學研究方法或是臨床檢驗技術。而他們所設定的學習目標，就是學習各種不同醫學技術及實驗室研究方法。日本醫學生所設定的學習目標及他們實踐此目標的方式，一方面透露出當初德國改革醫學的重要特色、也就是以實驗室研究方法及醫學技術學習為主導的所謂實際的醫學教育 (practical education)。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自幕府末期，日本談西進的思想家對於日本未來醫學專業化所提出的方向、也就是摒棄傳統中國醫學及學習中太重理論的態度及不夠重視技術學習的傳統，轉而視醫學為技術的學習及只接受實用的醫學知識。日本對於醫學教育的認同及興趣，也造成他們在留學期間，不論主要是在一所或多所學校就讀，他們通常會藉由到有名的教師哪裡作短暫停留、來學習各方名師的醫學技術。日後東大耳鼻喉科的教授岡田和一郎也在他留學時寄回日本的信中提到，他到不同學校跟隨不同耳鼻喉科大師學習其專精技術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藉此能在日後回到日本時，透過整合各派名師的方法及見解，找出最適合日本耳鼻喉科發展的方向。
他們另一個重要的學習目標，是在德國醫學雜誌上發表3至4篇的研究論文。為了達成這些目標，這群日後成為東大臨床醫學教授的醫學生，在他們留學期間最主要的研究都是在實驗室中完成的。其背後複雜的原因，可以由這群醫學生的自述中稍微窺知。日後臨床內科及神經科的教授三浦謹之助曾提及他在德國留學時所遭遇到，外國學生接觸德國病人的困難點。一般外國的醫學生－至少在柏林大學的教學醫院，是無法直接對德國病人做疾病上的診療及治療。他們通常是藉由觀看德國教授助理的診療來學習臨床的技術。因此造成他們發表在臨床醫學科雜誌的論文中，那些臨床診療及治療方面的病例資料，通常是由德國教授的助理所提供，只有實驗室研究部分是他們自己的實驗成果。所以即使三浦在留學前已有執醫的經驗，他在留學期間幾乎只有待在實驗室做研究。他所發表的臨床病例的實驗室研究論文中所需的臨床病例，基本上是採用其他德國醫學助理或者是教授對病患所做的觀察及研究報告。
日後東大精神病科醫學教授吳秀三在留學時，則利用另一種作法來達到這個論文發表的目標。吳秀三在留學前，在東京巢鴨精神病院擔任了多年的臨床醫師，並沒有實驗室研究的經驗。因此在他留學維也納及海德堡大學時，雖然一開始選擇跟隨維也納精神科臨床教授Richard von Krafft-Ebing (1840-1902)學習，但卻在上聽講課及臨床實習中碰到了實際的語文障礙。由於要完全瞭解德國教授在病房探診時的見解，基本上所需的德語難度較高，使得他在德國留學初所設定的學習目標做了改變。雖然他在留學時還是到私人的診所去做精神病診療見習，但在作專題研究時，他則改變研究方向及方法。留學時他主要是在維也納大學，跟隨腦科技精神科教授Heinrich von Oberstein (1847-1922)，在實驗室學習用神經、腦部顯微切片及觀察的方法來作專題研究。Von Oberstein是腦科研究的世界權威，他在維也納大學中的研究所，主要是由他自費所收藏的大量腦神經生物標本、模型及一座擁有這方面完整收藏的圖書室。 他在此時並未支領奧地利政府的薪水。在他所建立的研究所中，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及學生。吳秀三為期大約四年的留學生涯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此研究所中進行實驗室研究。另外，因他在出國前已做了在德國醫學雜誌上發表的打算，所以他將在日本精神病院的臨床研究結果，請人翻譯成德文，也帶到德國來，並寫成德文學術論文，最後也發表在德文的學術雜誌上。
以上的陳述，是希望透過對於臨床醫學此時在德國的學習環境，和當時日本醫學生所設定的留學目標，在兩者互相作用下造成日後臨床醫學教授的留學經驗、來對日後在日本臨床醫學的發展成為重視實驗室醫學研究的結果，提供一個新的觸角。
國際化與留學的活動
接下來，希望探討明治時期日本社會重要的論點，也就是如何使日本“國際化”、並成為由西方國家所主導的國際社會成員之一。這一論點， 對於日本醫學生留學歐洲活動上也產生了影響。這裡所指的日本社會的國際化， 根據當時日本的情況， 應是自幕府末期在面對西方殖民勢力擴張到東亞後，日本社會為因應西方列強而努力要達成的目標，這即是將日本社會西化，以便能維持日本政治領土主權的獨立性。這個對當時日本社會及政治富有重要意義的價值觀， 不但在日本社會不同層面的發展、同時也對日本醫學生留學時的活動，產生重要的指引作用。
這個日本的“國際化 ”一直對於幕末以來日本到西方國家的留學生， 有著相當重要的指引作用。 19世紀90年代在西方國家的日本醫學生的留學活動， 因醫學的國際化使得西方社會自19世紀中葉以來的發展在此時期有了不同的面貌，所以其影響更加明顯。在西方國家中醫學的國際化活動，是和當時經濟、社會及文化的國際化息息相關。自19世紀中葉開始，隨著西方列強開始擴大其在亞洲及非洲的帝國主義侵略，以及因此日益頻繁及地域逐漸擴大的貿易活動、交通往來、通信及通訊。這種類似全球化活動的表徵之一即是如在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舉辦的世界博覽會。這種經濟、政治、交通和通訊的全球化活動， 對於醫學及醫療首先的衝擊是傳染疾病傳染範圍擴大的問題。為了杜絕疾病的傳染、維持跨國貿易交通活動的順暢，世界各國共同參與傳染病防治工作成為必然的活動。 大型的國際傳染病防治會議及公約，就是此學術理性考量下的產物。
另一個醫學全球化重要的因素是，由自然科學界對其理論四海皆準性的認定及宣稱。 因當時的醫學被認定是以自然科學知識為基礎所建立的知識系統， 所以也被認定適用這樣的準則。自19世紀中葉開始舉辦的世界醫學會議，就是這樣理念下的產物。藉由這樣的一個平臺，西方的學者們希望在西方發展出的醫學知識能夠推廣到世界各地， 成為人類社會的共識。
這種知識交流日益緊密的國際醫學社會現象，也對於日本醫學生在留學活動時的活動空間及活動內容，造成了影響。影響之一就是他們參加國際活動及會議的數量增加。 參加這樣的活動對於他們專業化認同的影響，可以由他們當時在日本醫學雜誌上所發表有關其參與國際會議時活動狀況的報導可以得知。
其一是他們對德語及德國醫學在日本醫學專業化上的意義及認同感的加強。德語、法語及英語是當時醫學國際會議上並列的國際語言。當時德國醫學的發達，也使得參加醫學國際會議的德語區學者人數不僅眾多、而且他們在會議上的出席也相當被重視。此時在德國大學研究所做研究的日本醫學留學生，會利用此機會和其所在的德國研究所內其他研究生及教授一起在這類的會議上報名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他們寄回日本醫學雜誌的報告中， 也不忘提及他們和知名德語區學者的熟識度、以及他們在會議上的出現及活動是如何將日本的醫學帶上國際舞臺。
對於日本醫學轉業化的影響
自然科學及醫學強調其理論及知識的四海皆準性， 使得日本醫學生在留學時，能在國際場合以日本醫學研究員的身分，達成將日本醫學帶進國際舞臺的任務。所以不論是在日本政府面前或是面對國內的醫學同業；不論是留學德國、德語在日本醫學界的地位，或是他們所學德國醫學之合法性或是重要性在日本醫學界中，因此更能確立。
5. 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醫學生的回憶
最後，在筆者對於留學經驗及其對日本醫學專業化影響的討論後，在這章節要來探討一個日本醫學生對於其戰前留學生涯的回憶在戰後日本醫學專業化方向發展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日本醫學生前往德語區國家的留學活動，是一個重要的轉類點。在一戰時，因日本與英國的同盟關係，所以在歐洲大陸開戰一個月後，日本也對德宣戰。所以在德國的留學生，如果沒有轉到瑞士繼續就讀，通常就輾轉回到日本。
在一戰發生時， 日本將醫學生送到德國去留學所造成日本醫學的德國世代 (German Ere)， 也已持續將近50年。 這50年中，日本醫學界的發展也改變了到德國留學對於日本醫學專業化的意義。但送留學生到德語區的大學去留學， 依然是明治政府培育形成帝國大學教授的方法。 另一方面、尤其在日蘇戰爭 (1906-07年)後，以私費到德國留學的醫學生大量增加。這時每一年到德國留學的醫學生大約增加為戰前的兩倍。 到一戰前，平均每一年大約有70至90名日本醫學生選擇到德國去學習醫學。
除了數量上的改變以外，到德國留學日本醫學生的組成也發生了變化。 在19世紀末 到一戰前，有許多日本開業醫生花2至3年的時間到德國留學、並拿了一個德國的醫學博士學位，他們主要是想在回到日本後，繼續從事開業醫的工作。 這種現象的背景是源自日本開業醫在十九世紀末期開始的劇烈競爭，導致一些開業醫希望透過留學的經歷， 或獲取一個德國醫學博士的學位，來提升診所的名聲，以增加其在同業間的競爭力。日本醫學界及醫生職業社群的發展狀況，也造成日本醫生到德國留學這件事在日本社會上的批評不斷。不僅日本的醫學教授被批評送學生到德國去、來幫助他們拉攏和德國醫學學術界的關係，日本醫生到德國留學也被批評是出國鍍金，而不是去學醫術。
不論如何，這些批評也點出了德國醫學界在一戰前對日本醫學界獨霸影響的情形。 這種霸權現象，也反映一戰時日本政府規劃留學生政策的過程中。一次世界大戰也是美國開始在亞洲擴展其政治實力的時機。美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所成立的Medical Board自1915年起，開始在中國的醫學界活躍。此時在洛克菲勒基金會所成立的研究院做黃熱病研究的野口英世野也趁此機會， 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醫學學者宣言美國的醫學教育。雖然戰中，日本的文部省將留學生送到美國去受教育，且同時派遣日本學者到美國去考察美國大學教育是否適合長期送日本學生去留學。以東大為首的日本醫學界，對於美國的醫學教育的評價不是特別高。所以在一戰之後，當其他歐洲國家仍想辦法在國際學術組織中將德國的學者排出。還有此時德國的大學設備尚未完全恢復時，日本醫學生就想辦法透過瑞士教授，打聽德國就學的狀況。 在1920年時， 就開始有日本醫學生在柏林大學就讀。
拯救德國的學術
在一次世界大戰後， 德國的學術界因身為戰敗國， 不僅面臨德國經濟破產的問題， 同時也被其他歐洲國家的學術界趁此機會將德國學術界這個戰前競爭對手，排擠出世界性的學術機構。戰後，法國及英國開始對與德文在許多領域為重要的學術用語一事大力批評。 1919年，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這個世界自然科學的學術組織在布魯塞爾成立時，德國不僅被排除在這組織之外，德語也不再被承認為國際學術語言。[50]
面對這個世界學術組織對於德國學術及德語為世界通用學術用語的排擠，東大醫學教授的反應則是和其他戰勝國的學者有所區分。 他們不僅沒有像其他西歐國家的學者對德國的學術界落井下石，相反的，透過各種行動，他們試著拯救德國學術及德語在國際學術的地位。東大醫學教授這種行動有其學術理性的基礎。日本在戰前引進德國醫學五十年後，不論是德語或是德國的學術，已對日本醫學學術界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如東大的內科教授入澤達吉，他在1920年戰後又恢復舉行的“德國之夜” [51] 上提及德國學術成就對於日本文明發達的重要意義。在此時拯救德國學術及德語在國際學術的地位，也幾乎意味著對於日本學術及日本醫學學者，不論是在學術上或是個人認同上的拯救。
他們在戰後重訪德國的大學時，一方面自己捐錢給德國的學術機構，同時也呼籲其他日本的機構加入此項行動，來拯救德國因戰後經濟問題難以生存的學術活動。此時，許多德語區的學者都被邀請到日本，如愛因斯坦、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哈伯 (Fritz Haber)。在日本大學也開始出現來自德語區的年輕學者擔任研究或是教學的工作。同時，以東大為首的日本醫學界大老，也在1921年德國的醫學周報 (Deutsche Medizinischen Wochenschrift)上 共同發表譴責其他歐洲國家排擠德國學者的行為，並表示他們對於德國學術界的支持。[52]
日本學術界也同時舉辦一連串重拾戰前德國醫學對日本醫學界回憶的活動。其中包括1920年在北裏研究所，恢復舉辦德國細菌學大師Robert Koch (1843-1910)逝世10周年的紀念活動，以及1921年東大舉行德國改革醫學大師Rudolf Virchow(1821-1902)百歲誕辰紀念活動。
東京大學的醫學系教授，不論是透過自己的財力、或是他們在日本醫政界的影響力， 將他們德國老師的藏書、醫學期刊及標本等等的收藏買到日本，成為日本東大圖書館的典藏。也因此所以許多德國的書籍、期刊和醫學方面的標本，不會因德國戰後經濟的破產與 大學設備無法重建而遭到更嚴重的破壞。 這些德國教授的姓名，也被拿來為東大書庫的典藏命名，成為戰前這段日本醫學與德國醫學關係的象徵及見證。[53]
在日本醫學史協會1927年成立時，第一任會長、東大精神病學的教授吳秀三，在他後半段 的學術生涯，致力投入撰寫德國醫生Franz von Siebold的傳記。為了寫Franz von Siebold的傳記，吳秀三除了他原先就會的德文、古典中文外， 還去學習荷蘭文。 Franz von Siebold自1823年起， 以荷蘭醫生的身分在日本長崎外的出島執醫，同時也傳授日本學生西洋的醫學及自然科學。Franz von Siebold最後是因為偷竊日本地圖送到歐洲，而被幕府政府在1830年時趕出日本。[54] 在此事件後， 日本蘭學的一些學者也因此下獄， 這就是有名的Siebold事件。Siebold弟子其中一人，就是吳秀三的祖父。撰寫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的傳記這件事，[55] 根據吳秀三本人陳述， 對他而言不僅是因為其與祖父的關係， 且更具有私人意義， 並同時在近代日本醫學史上， 也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在這個屬於他畢生的大作中，Franz von Siebold因其被逐出日本的史實，成為日本自幕末引進西洋醫學時，對抗傳統保守中國醫學在日本的勢力這段歷史中的悲劇英雄。他同時也成為近代日本醫學史上，日本醫學和德國醫學關係的象徵人物。[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