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炯朗滿頭銀髮，身材高大，談起教育來，滔滔不絕。在南方週末的電視鏡頭前，他非常在意自己表述的精確性：“我在臺灣做電臺節目也是這樣，要把每個字都說準確”。2005年起，他在臺灣主持電臺節目，將科學與人文融一爐而談之，追捧者眾。
劉先生是廣東人，幼年時在澳門讀書，後來考入當時的臺南工學院電機系（成功大學），大學畢業後，獲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獎學金，赴美獲得電腦碩士、博士。他有超過四十年的從教經歷，曾執教麻省理工學院，擔任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助理副校長。1998年，經臺灣清華大學及教育機構甄選，出任臺灣清華大學校長。劉先生文理皆精，所著科普書《一次讀懂自然科學》、《一次讀懂社會科學》，曾被馬英九推薦為2011年臺灣暑期青年閱讀好書。
本期，我們請劉炯朗先生分享自己的通識教育理念，以及做臺灣清華大學校長的一些具體經驗。
培養“大美玉”，而非“小鑽石”
企業能體會到，從我這裏得到的不是很小很小的一塊鑽石，而是很大的一塊已準備好但沒有完全雕琢的美玉。
南方週末：你一直在提倡大學通識教育，不知道有沒有意願在大陸辦一所高校，從體制上讓這個理念落地？
劉炯朗：也許你期待我的回答是願意或不願意，並不是那麼單純。大學的教育跟高中的教育有非常密切的連貫性，我有意辦一所高校，但辦一所高中也同樣有挑戰性，同樣有意義。
辦一所高校，有很多專案要做，目前討論最多的是通識教育。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大學教育跟職業教育、專才教育綁在一起。現在發現，當社會、經濟環境、全球化的動力把我們往前推時，大學教育就必須跳出狹窄的視野，培養的學生可以做領導人，是一個有學問、有道德、有用的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出貢獻。
我們希望學生有創新能力，有領導能力，有口才，有聆聽的習慣，有幽默感。怎樣做？就是三個字，多讀書，讀很多有用、有趣的書。這就跳出了專業範疇，通識教育扮演這個角色。
通識教育不是跟專業教育背道而馳，不是互相爭奪資源、地盤，而是相輔相成。千萬不要把通識教育看成點綴的功課。
大學教育是通才教育，有兩個層次，一是除了專業，還要學很多不同的東西，二是對自己的專業有非常廣的背景和基礎，深入的專業研究可以在碩士班、博士班裏繼續往前走。
南方週末：具體落地要體制保證。比如，北大有元培計畫，中大有博雅學院，武大也有實驗班。有的不盡如人意，如北大元培，在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之間有很大張力。低年級選很多課，三四年級分流，融入其他專業，會出現不銜接。這要整個學校的力量重新設計課程，需要校長的主動性，一個院系的力量往往不夠。你會怎樣設計？
劉炯朗：專業跟通識齊頭並進，也許目前碰到最大的問題是通識教育拿去了專業教育若干時間，學生專業訓練不夠，將來不能馬上幫企業做他們期待的事。
其實，在本科，專業訓練也應是通才訓練，是基礎訓練。我學資訊科學，裏面有很多專業領域，但最重要的是在本科時段，給他們打好非常廣的基礎，這樣他們畢業後到企業可以深入瞭解企業的要求。有位非常有名的教授跟一個企業老闆講，假如您要的是今天報到明天就能幫您從事生產設計的人，這肯定是一個十年後你不要的人。
我也希望企業能體會到這個理論，他們希望從我這裏得到的不是很小很小的一塊鑽石，而是很大的一塊已準備好但沒有完全雕琢的美玉。
在臺灣治理大學的經驗
大學就像是一個熱水瓶，作為校長，唯一要做的就是提供非常好的環境。
南方週末：這種可以不斷的自我學習、自我突破的人，這要教育家、企業家一起朝這個方向走。你在臺灣清華大學做過四年校長，在美國有四十多年從教經驗，你認為做大學校長最重要的是什麼？
劉炯朗：在一個電視節目上，主持人問三個觀眾：您覺得什麼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發明？一個說是電視，可以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的事。第二個說是飛機，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第三個說是熱水瓶。主持人訝異地問為什麼。他說：當我們把熱東西放進去，它保溫，把冷東西放進去，它保冷，你要告訴它，它自然就會做對。這不是很了不起嗎？
有人問一個大學校長，你們學校了不起，把有文學才華的人培養成文學家、藝術家，把有科學才華的人變成諾貝爾獎得主，把有體育才華的學生變成傑出的體育運動員，請問您的秘密是什麼？大學校長說，大學就像是一個熱水瓶，作為校長，唯一要做的就是提供非常好的環境，讓學生跟學生、學生跟教授、教授跟教授互相激蕩，讓他們彼此學習、一起進步，自然就是一個了不起的大學。
南方週末：對教授和學生，大陸有很多考核，同時高校有副部級、省廳級等行政級別。這種情況下，怎麼去從純學術的角度進行評價？
劉炯朗：考核問題，也可以有很好的答案。在一個龐大的機構裏，必須有公平的眼光去做判斷，學生考試、教授們升等，大家必須覺得公平客觀。
不光大陸，在很多地方，公平客觀往往被簡化成一個數字。學生要進大學就看高考分數，教授升等就看SCI的論文數。這可以參考，但不能全靠數字。
學生進大學，教授升等，善用可以有的數據，但必須加上客觀的判斷力。不是說今天完全不用考試分數，完全不看論文數目。論文數目已有很多改進，要看論文影響力、專家判斷。這需要彼此的互信。假如被考核的人覺得考核的人的確客觀、公正，而且也有充分的經驗去做無私的決定，大家會覺得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決定。
南方週末：怎麼把這種公正無私的考核變成一種制度？建立學術共同體？
劉炯朗：就是靠風氣。我非常運氣，在我受教育的過程裏，有四個我心目中一流大學，臺灣的成功大學、清華大學，美國的麻省理工大學、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在這些環境裏，有一種學術共同體的風氣。當做判斷、考核時，假如以前的做法客觀公正，我們就會跟著客觀公正。
校長、比較資深的教授們，有責任扮演一個榜樣角色。辦教育並不能一蹴而就，風氣可以建立起來。
南方週末：風氣可能是某種共同的學術傳統，教育家的作用非常重要。如果學校不是完全自主辦學，外部有一些跟學術關係不大甚至相反的考核標準，可能就需要更廣範圍的改變。
劉炯朗：當然，除了內在環境的影響外，也會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在一個不很容易改變的大環境裏，要適應這個環境，也要改變這個環境。但有些基本原則、基本的觀念必須堅持。
南方週末：政府在整個教育體系中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劉炯朗：政府包括很多不同的部門，很多面向，可以扮演支持鼓勵的角色，建立互信的互動。大學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決定，一定有理由。有時，學校也應理解，政府提供的意見、規範也是深思熟慮的。若大家都是為了把一個學校辦好，那就不會衝突，而是互相幫助，互相提升。
南方週末：學校申請專案、申請博士點，需要一個評價機制，怎麼樣保證它是從學術的角度出發，沒有從實際政治或人情的角度去做決定？
劉炯朗：的確大環境有過去的歷史和經驗的影響，但我們也有理念和目標，一定要慢慢調整，走到最想要走到的地方。
南方週末：在臺灣“國立”清華大學，教育部門跟你是一種什麼關係？
劉炯朗：我在清華大學當四年校長，每年教育部門給我一筆預算，在這筆預算下，我儘量做到最好，同時我也爭取別的資源。在我的記憶裏，從來沒有一個我覺得應該做的事情，沒有達到結果。
南方週末：這筆預算需要你去爭取嗎，還是每年都是法定的？
劉炯朗：說起來有一點慚愧，這筆預算在過去很多年都相當穩定，也不會刪減，去爭取，可能增加一點點，增加很多是不可能的。其實這是最好的例子，一方面在已有的資源裏我儘量做到最好，一方面我要說服政府、社會大眾，高校需要你們支持的，想辦法給我們多一點資源。
南方週末：校長運用資源有充分自主權？
劉炯朗：編預算時，我不可能把付電費的錢拿來請客，或把建築的錢來付教授的薪資。我的預算相當緊，也沒有很多可以動的空間。省一點用在文具上的錢，也不能給教授們增加很多薪水。當我有很多錢，電費、買文具、付薪水都用不完，才有空間可以調動。但沒有非常大的空間。當然這也是預算的用意和精神。
南方週末：這筆預算還要提交給比如理事會或政府最後做決定嗎？
劉炯朗：在臺灣是學校編預算，要送到“教育部”，經過“立法院”做最後決定。的確變動空間不大，我從來沒遇到很大的失望，也許有一兩次小小的驚喜。
南方週末：你覺得哪位學者非常優秀，希望引進來，程式怎麼走？
劉炯朗：要到清華大學當教授，有三級三審過程，系、院、校，這位候選人必須通過這三個教師評審會，才能被聘任為教授。
首先三個評審會都會搜集客觀資料，在學術界、一流的大學，這種資料可以搜集到，相當可靠。某系要邀請一位教授來，不同領域的教授或有不同看法，很正常，作為系主任、院長、校長，就可以協調。系主任、院長、校長在學術上得到大家的認同和尊敬，發表的意見，只要公平、客觀，大家一定可以接受。
當然校長最後有下決定的權力。但假如整個機制非常順，校長很少把同意改成不同意，把不同意改成同意。
南方週末：你怎麼知道院長的決定正確，有沒有得到大家認可呢？
劉炯朗：校長不但沒有超人的智慧，也不可能對所有領域都有深入瞭解。首先校長對整個機制要有信心，校長也希望影響這個機制的成熟和進步。當然校長要看到每個決定的過程，可以看出是不是都同意，是不是客觀公正。沒有一個人能夠做絕對正確的決定，沒關係，在一個好的大環境裏面，錯誤的決定，不管是小小的，還是大大的，是可以改正過來的。
南方週末：前提是所有工作你都有記錄可查，程式和標準非常詳細。那麼，誰來評價你的工作？
劉炯朗：我的學生，我的教授，然後我在學術界所有的朋友，最後是我自己。
南方週末：需要向一個具體的機構述職嗎？
劉炯朗：在臺灣的高校裏，目前的機制是校長一任四年，四年之後可以續任一任，在較少的情形下可以續任兩任。續任有固定的機制，由教授們組成校務委員會來決定。不同的學校，委員會運作的方式不一樣。有些學校也可以成立一個評估校長的委員會，有外面來的委員。我在清華大學任滿四年後，年齡已超過65歲，所以不能參與續任這個過程。
高校招生：陳寅恪如何出考試題
清華大學有一年的入學考試，國文題由陳寅恪先生出，其中有一題是對聯，上聯是“孫行者”，有少數幾個學生回答出來，那時以為標準答案是“胡適之”，後來發現”祖沖之”也是一個好的答案。
南方週末：你談到有興趣辦中學。大學教育和中學有個銜接問題，大陸就是高考指揮棒，很多孩子小學、中學十二年都在為高考讀書。理想的招生模式是怎樣？
劉炯朗：高中教育跟大學教育是連貫的。在較古老的歐洲教育制度下，“通識教育”是在高中完成的，到了大學就是專業教育，好好準備怎麼去做一個工程師、醫生了。
我高中畢業時，也看到過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招生的考題，嚇死了，一題都做不出來。首先我同意高考制度的存在，為了公平，必須有一個非常清楚的範圍和綱領，題目不能出在這個綱領以外。第二題目不能太難，最好的學生要拿滿分，不錯的學生起碼能夠拿到80分、90分。
但假如要選拔最優秀的學生，考試應該沒有範圍。在臺灣，高考要麼是一綱多本，一個綱領，很多本書，或者一綱一本，一個綱領，一本教科書。但大學、研究所是多綱多本，到了社會是無綱無本。
的確，今天的考試制度培養出來的學生受了一綱一本、一綱多本的影響，視野變得非常狹窄。很多年前，清華大學有一年的入學考試，國文題由陳寅恪先生出，其中有一題是對聯，上聯是“孫行者”，有少數幾個學生回答出來，那時以為標準答案是“胡適之”，後來發現”祖沖之”也是一個好的答案。
後來有人問陳寅恪先生為什麼要考學生對對聯，陳先生寫了一封信解釋他的四個理由。第一，學生對對聯可以看出他懂不懂得動詞、名詞、虛字、實字的分別，第二，可以看出他對聲韻平仄的掌握，第三，可以看出來他聯想思考的能力是有多豐富，第四，可以看出他對歷史、對人文、對社會、對世界有什麼瞭解。
從那麼簡單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來，高考考試本身不是壞事，考試是教育過程裏一個重要的工具，它幫助我們把學過的東西分析一下，不懂的把它弄清楚，把頭緒整理出來，檢討過去學習的方式和態度有什麼錯誤，讓老師知道教書的方法和態度有什麼要改進。以前，我們考試常常考一些完全沒學過的東西！
但現在我們把考試變成一個製造數字的機器，然後用這個機器做各種決定。不要說機器不好，只能說我們沒有善用這個機器。
南方週末：你贊同高校完全自主招生嗎？比如陳寅恪先生是清華大學的教授，他可以出一套題目考全國所有學生，但清華的考題可以跟北大的不一樣。
劉炯朗：自主招生和一起招生完全是一個技術問題。現在清華和北大已經有一點自主的空間，是不是？
假如每個學校單獨招生，以目前的高校規模來講，恐怕是非常龐大的工程，很多學生都希望參加五六個學校的考試！我覺得也沒這個必要，可以有一個共同的考試，只要把這個考試的空間放得非常大，自然可以看出哪些學生可以去哪個學校，我並不覺得共同考試是一個缺點。目前在大陸、臺灣看到的，是為了種種理由把共同考試變得非常狹窄。
南方週末：選ABCD等各種標準化的答案，是現在較常用的辦法；太過主觀的題目，可能遇到另外的問題。高校不完全是教育家辦學，內部的治理機構也不完善，判分和錄取可能會造成不公平。
劉炯朗：對。這有它的理由，為了公平、容易改卷子。
中小學教育
你給我一個愛讀書的學生，到了高中、大學，我一定可以把他培養出來，成為一個人才。
南方週末：相比大學，中小學學生似乎更應全面發展？
劉炯朗：既然在大學裏應該文理並重，在小學和中學更應文理並重。為什麼到高中會分文理？是因為學生的興趣，還是因為目前的考試制度硬把它們分開來了？高中時每個學生都應學國文、英文、物理、化學，他們的能力絕對可以應付過來，只不過今天的考試制度說，某些學生可以不考數學、物理，他們就不讀而已。你給他機會讀，而且讀了不影響升學，他依然能夠讀得出來。
小學和初中，讀書的內容是不重要的，中小學教育是培養學生讀書的習慣、讀書的態度、發現讀書的快樂。你給我一個愛讀書的學生，到了高中、大學，我一定可以把他培養出來，成為一個人才。
南方週末：能和家長、孩子們分享你是怎麼做到文理均衡發展的嗎？
劉炯朗：我常說，我是一個不中不西、不文不武的人。在美國住了40年，是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中國讀書人。我學的是電腦科技，但我對文化，尤其是文學和社會歷史有很大的興趣。
我4歲從廣州搬到澳門，在澳門完成小學、中學教育，在蔡高學校。那時沒有念大學的可能，沒有升學的壓力，但我們在老師的誘導、鼓勵下，都非常努力讀書，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學校的確是培養我們非常廣泛的興趣，文和理是並重的。我也不知道要考物理，還是考國文，我這兩個都念，這的確是我個人的經驗，到今天還受用不淺。
那時，不但就讀書態度跟方法打了一個很好的基礎，很多東西，特別是中國的詩詞古文我現在還記得。寫文章、演講，我講到詩詞、國文，有人很客氣地恭維我為什麼你中文的底子這麼好，我說這都是我在小學、在澳門蔡高中學打下的底子。
南方週末：天性要自由發展，但要有一個比較寬闊的出口，如果在高考環節卡住，天性就會扭曲了。
劉炯朗：是，現在是不考不學，不考不教，的確要慢慢打破這個做法。
南方週末：是不是要有充分的社會自由辦學空間，有各種各樣辦學理念出來，中小學才有足夠選擇空間？
劉炯朗：選擇的空間不見得是一個最有效的答案。很多年前，臺灣看到升學的壓力，就說要廣設大學，但廣設大學不能解決壓力問題。以前是僧多粥少，是不是可以改成僧多粥多？但當僧多粥多時，有人就問僧多佛跳牆少，那是不是可以改成僧多佛跳牆多呢？極其優質的教育，總是稀缺的。
光是很多選擇，不見得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教育心態、社會心態要改變過來，教育的環境和具體做法要改變過來，整個社會氣氛，從家庭到學校、到政府、到公司，都要讓人的天性自由發展，那才是最基本的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