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高等教育的兩個現象
近二十年來諾貝爾獎獲得者在日本集中湧現。2001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畫》，明確提出一項數量目標：力爭在未來五十年裏使本國諾貝爾獎獲得者達到30人。在此之前日本已有9位諾貝爾獎得主。在2001-2021年間，日本連續增加19位自然科學獎得主，獲獎總人數已達28人。從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學緣來看，本科學歷均是本國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也幾乎都是在本土獲得，七所“舊制帝國大學”的畢業生和教師占了絕大多數，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名古屋大學三所大學占比高達70%以上，成為日本乃至亞洲產生諾貝爾獎得主最多的幾所大學。
通過對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學習經歷的考察，不難發現日本近代以來建立起來的“帝國大學群”功不可沒。1877年，日本第一所近代大學暨第一所帝國大學——東京大學（1886年改稱“帝國大學”）成立，二十年之後，第二所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建立。20世紀初，東北帝國大學、九州帝國大學、北海道帝國大學陸續成立，至此，日本最初的“五所帝國大學”已經形成。再加上1931年成立的大阪帝國大學，以及1939年成立的“最後的帝國大學”——名古屋大學，到二戰結束前，日本本土的帝國大學發展到7所。從數量與速度來看，是量少且慢的，七所帝國大學前後歷經60多年；但從辦學品質來看，是水準很高且見效極快的。直到今天，這些“舊制帝國大學”仍支撐著日本科技界的半壁江山，並佔據著日本高等教育體系的“塔尖”。
在日本大學的實驗室，幾乎看不到從其他國家進口的實驗設備，基本都是“Made in Japan”。其原因就是從事最前沿的科學研究，並沒有那麼多現成的實驗設備，只有自己研發設備才能走到科學研究的前沿；研製出來的最新實驗設備都是首先在大學實驗室使用，當這些設備的潛力被挖掘得差不多了，才向市場公開或向其他國家“推銷”。
 留日學者認為中日兩國在科技領域的最大差距是從事科學研究的定力，包括研究領域和方向的選擇與推進。在研究領域上，日本十分重視基礎研究，注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平衡，在“長線”與“短線”之間兼顧，短平快的科研無法走向世界前沿。針對科學研究的推進，日本學者在確定一個研究方向之後，就會一直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
從實驗室到現在“井噴式”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湧現，兩者之間似乎呈線性關係，這恐怕就是日本高等教育支撐科學技術突破性發展的“過人之處”！誠然，把日本大學的“實驗室現象”與“諾貝爾獎現象”聯繫起來也許過於牽強，但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應該是不可否認的。如果說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爆發”是一種“果”，那一定是得益於之前所種下的“因”以及長期的積澱過程，這個“因”應該就是日本的大學了。
二、日本高等教育的演進與轉型特徵
從歷史演進過程來看，到二戰結束，中日兩國的高等教育發展軌跡基本相似，走的都是西化之路，都深受歐美大學模式的主導與影響。只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國走上了學習前蘇聯的道路，日本則繼續沿著二戰後的美國模式前行。具體而言，近代日本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有以下特徵：
 第一，在近代高等教育起步階段，政府優先發展並不遺餘力的扶植“帝國大學”。在近代化初期，明治政府為迅速培養高級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打破了先小學、再中學、後大學的傳統，在普及初等教育的同時，優先並重點建立一些專門的高等教育機構，東京大學就是一個代表。1877年東京大學初創時期，為了能夠保證教學品質，明治政府不惜重金聘請外國教師，這就使東京大學從辦學伊始就能夠擁有高質量的師資隊伍。1880年明治政府給東京大學的撥款占該年全部文教經費的40.49%。與此同時，日本為實現獨立辦學，一方面注重人才引進，另一方面同步派遣留學生出國深造以充實本土師資隊伍，大量的留學生學成歸國之後逐漸取代了外國師資。總之，在近代高等教育起步階段，日本對“帝國大學”的重視程度，為後來延續高等教育的“精英性”奠定堅實基礎。
第二，在近代高等教育體系形成時期，日本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國立、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體系。1918年《大學令》的頒佈，標誌著日本在制度上健全了國、公、私立高等教育體系。如今，其大學制度主要由具有不同優勢與功能的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共同組成，國立大學86所，每個縣至少有一所國立大學。國立大學經過長期發展形成了注重創新人才培養、研究生教育和科學研究的特色與優勢。從量上來說，私立大學占高校數量與學生數量的四分之三，是日本高等教育大眾化與普及化發展的主力軍。在發展過程中，政府非常重視私立大學，通過資助政策調控私立大學的辦學品質，使得一批私立大學與公立大學齊名。此外，還有一個被人忽略的現象。日本在學習西方大學模式過程中，政府重視培育大學的“獨立教育”能力，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發展本國的高等教育，構建具有本土文化的高等機構。例如，雖然在日本也出現了教會大學，但辦學權一直掌握在本國人手中。
第三，在近代高等教育體系定型時期，日本對學習西方對象有明確的選擇性和“改造”意識。日本的大學從外表上看是很西化的，但當走進其大學的內部場景並深入考察其制度和文化時，往往感受到的卻是濃郁的本土氣息，如家長式的師道尊嚴，“刻板”的科學態度，一絲不苟的教學文化，乃至大學教授退休時的“退官儀式”，等等。這是因為日本在移植西方高等教育模式過程中，並不是單純地實行“拿來主義”，適時調整學習對象並進行本土化改造。在學科設置上非常注重根據國家發展之需，如東京大學是日本引進西學的中心，初建時設立法學、理學、文學和醫學四個學部，其中法、理、文三個學部取之英美模式，醫學部借鑒的是德國模式。再如，日本國立和公立大學的部門與歐洲尤其是德國的高等教育體制較類似，私立院校又頗似美國的學院體制。正如有學者所言，日本的“選擇性移植”是沒有大學理念的，博採眾長而又擅長本土化改造，養成了一種“混血兒”的結構。
第四，在全球化背景下，政府既利用市場機制推進大學改革，又給大學足夠的自主發展空間。為了激發國立大學的辦學活力和競爭力，政府在2004年推出了“國立大學法人化”的重大改革，其思路就是借鑒“新自由主義”思想，讓公辦大學直接面對市場，強化其社會服務能力。儘管在1991年日本修訂了《大學設置基準》，並使其“大綱化”，各大學紛紛廢除原先設置的教養學部，但東京大學不為所動，恪守“教養教育”是培養優秀人才的根基，始終保留著教養學部，且是該校最龐大的機構。東京大學之所以讓“教養教育”堅持下來，即表明學校有自己的辦學定力，這得益於政府的一貫態度，即給國立大學較大的自主發展空間。
第五，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中，政府竭力保護“帝國大學”（國立大學）的精英性。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個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一直有意識地通過政策或“計畫手段”保護國立大學的品質。在政府看來，保護“精英性”就是保護品質，國立大學就是要扮演或擔當起“精英”教育的角色，維護高等教育的“精英”水準。因此，無論在國家層面還是在大學層面，政府和大學對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始終保持相對清醒的認識。在國家層面，政府不提倡或支持國立大學辦分校以及進行大學合併，公辦大學規模盡可能不擴張或者慢慢地擴張，這些做法都是維護精英教育的有力舉措。在大學層面，國立大學紛紛希望辦學規模“做小不做大”，大學的品質水準與數量規模呈反比，信奉只有品質才能證明數量的價值。正是由於政府對國立大學的“精英性”保護得比較好，獲得的回報也非常高，“諾貝爾現象”就是一個例證。再如，上個世紀80年代，當美國的“巨型大學”的概念引入日本之後，日本學者曾對“巨型大學”的規模定義為在學人數超過1萬人，他們不希望大學的規模越來越大，因此日本國立大學的辦學規模始終保持在2萬人左右及以下。顯然，在許多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過程中，傳統大學的“精英性”往往被大眾化的思潮不可抗力地稀釋，但日本精英教育卻沒有出現這種現象，這一點對我國有很好的啟示。
三、啟示與思考
其一，保持少數高水準大學的“精英性”是確保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在邁向大眾高等教育的過程中，日本政府始終保持從“帝國大學”到公立大學再到部分高水準私立大學的精英性，充分發揮一流大學的引領作用，拒絕通過擴大一流大學的規模，犧牲一流大學的品質來實現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縱觀世界高等教育發展，截止2022年，全球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國家和地區高等教育發展進入普及化階段，不斷擴大的高等教育體系已經從高收入國家和地區擴展到絕大多數中等收入和一些低收入國家，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成為了現代社會的重要標誌。但並不意味著高質量、嚴要求的標準會消失。精英高等教育已不再是簡單的知識與技能傳遞，也並不是為了培訓學生從事特定的職業，而是實現學生能夠引領未來社會向更好方向發展的可能。
其二，明確大學在社會發展中的“基礎作用”並注重發揮一流大學的“引領作用”是尋求高等教育突破性發展的基本條件。近二十年諾貝爾獎獲得數量在日本“舊制帝國大學”的井噴式增長，體現了日本精英高等教育系統在科技創新方面的突破性成就。日本政府充分認識到高等教育對於社會發展的基礎作用，對於其重視程度始終處於其他事項的領先地位。高度重視教育的基礎作用，發揮大學的引領價值，實現與社會變革的良性迴圈，是日本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經驗。所以應該充分發揮大學的“基礎作用”，尤其對於精英高等教育系統更是責無旁貸，必須要在“滿足產業結構調整需要，對接經濟社會發展；面向國際科技前沿，支撐突破性創新；主動適應國內需求，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回應學科交叉與融合，符合學科自身訴求”等方面，處於智源創造的頂端和前沿。
其三，重視並始終以高等教育的“本土轉型”為學習目的是後發國家高等教育崛起的必由之路。日本高等教育從建立伊始就有強烈的自主意識，尤其是有意識地對“舶來”的西方高等教育模式進行本土化改造，減少路徑依賴的慣性作用。這種意識從一開始就已埋藏在近代大學的建設中，促使日本大學在不斷地移植與學習中完成了從作為“西方的大學”到作為“日本的大學”的本土化轉型。由此看來，這是後發國家縮短與西方國家的距離、發展本土高等教育的一條成功之路。
21世紀以來的日本科技騰飛並非是一個偶然事件，將其作為近代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歷史之果”來審視，就會有更為深刻的感受。社會發展、科技進步、高等教育之崛起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一朝興起的，所有非同尋常的光輝與奇跡背後，都是歷史的累積。日本科技騰飛和人才輩出的背後就是百年來的高等教育本土化轉型為其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