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22年，對於香港高校進軍內地有著重要意義。9月，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正式開學，也是在這一年，教育部依法批准香港城市大學（東莞）籌備設立。伴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斷推進，港校紛紛“北上”，與越來越多的香港學子一道，在內地開拓著新的機會。
教育部港澳臺辦主任劉錦表示，截至2022年9月底，教育部已先後批准內地與港澳高校共同設立本科層次及以上合作辦學專案19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合作辦學機構3個，包括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國際聯合學院（以下簡稱UIC）、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以及香港科技大學（廣州）。“通過開展合作辦學，有力推動了內地與港澳高等教育的融合發展。” 劉錦說。
香港高校“北上”似乎已成“潮流”，並且不少高校的合作專案也已經突破廣東，深入內地。港校因何“北上”？又將對高等教育格局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對此，記者深入採訪了三所內地與香港合作辦學的高校負責人，一探究竟。
因何而來？
香港高校“北上”的“前世今生”
合作辦學是世界不少國家快速發展高等教育，實現“彎道超車”的重要途徑之一。1995年1月26日，原國家教委發佈《中外合作辦學暫行規定》，拉開了合作辦學的序幕。從1995年到2022年這27年間，中外合作辦學、內地與港澳合作辦學如雨後春筍一般蓬勃發展起來。
長期以來，香港扮演了內地與世界溝通的重要橋樑，其高等教育亦博採眾長，兼具東方與西方的優勢。200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正式發佈。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的教育機構與內地（大陸）教育機構合作辦學，亦參照此條例。
《條例》詳細規定了合作辦學機構的設立途徑。這引起了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教授的注意。“當時香港浸會大學吳清輝教授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與許嘉璐教授相識。他們得知這個條例正式出臺後，一顆種子開始萌芽。”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校長湯濤院士是UIC從成立到發展的見證人，談起中國第一所內地與港澳合作辦學高校建設的初衷，他在接受羊城晚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年許教授和吳教授的想法是非常有見地的。他們認為，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內地高等教育向近代高等教育發源地的西方學習得比較少。高等教育本身必須要博採眾長，香港高等教育長期以來與西方有密切聯繫，同時又兼具了中國的傳統特色，因此，我們可以把香港的高等教育經驗拿到內地來，做一個試驗田。”於是，建立一所內地與香港合作辦學的高校便成為了二位教授的共識。經過多方考察與反復研判，2005年，UIC成立。
UIC成功設立後，其高英文比例的教學環境、博雅教育辦學理念，以及國際化的辦學模式吸引了大量優秀學子報讀。在UIC率先“吃螃蟹”之後，香港高校將目光瞄準了中國的創新高地——深圳。
2011年，香港大學深圳研究院正式成立。作為處在世界大學各類排行榜前列的頂尖高校，在當年選擇深圳，無疑是看到了深圳乃至內地發展的強大潛力。時任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表示：“研究院是港大科研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亦是港大研發工作在內地的延伸，它同時肩負著將香港大學科技成果向內地轉移的使命。”2021年，深圳與香港大學簽訂《深圳市人民政府 香港大學關於在深合作辦學備忘錄》，市校在深合作共建香港大學（深圳），標誌著香港大學也將進軍內地。
與香港大學擁有同樣眼光的，還有另一所名校——香港中文大學。其實早在2009年，港中大就已經成立專責小組，開始探討在深圳辦學。經過多方論證與評估，2014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正式宣告成立。在校長徐揚生院士心中，粵港澳大灣區一定會走向深度融合。到那時，“真正引領粵港澳大灣區往前走的，一定是國際化的人才，同時也是瞭解祖國、瞭解大灣區、瞭解廣東、瞭解香港、瞭解深圳的人才。”徐揚生說，“當年不論是香港高校還是內地高校都無法做到這一點，我相信我們有責任來培養紮根大灣區未來20年的國際化一流人才。”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的誕生也得益於粵港澳大灣區概念的誕生。1994年，時任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提出，對標三藩市，建設深港灣區。20多年過後的2018年，香港科技大學與廣州市人民政府及廣州大學簽訂三方協議，合作建設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在港科大創立之初，就一直十分重視與內地的合作，是最早進入內地的香港高校之一。從1999年至今，港科大已經在大灣區的廣州、深圳、佛山等城市建立了研究院、研究中心和孵化港，和廣州南沙的淵源尤為深厚。
從2003年的南沙資訊科技園到2007年的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港科大早已在南沙打下基礎。港科大（廣州）協理副校長伍楷舜教授表示，港科大（廣州）所在的位置有快速通達港澳的交通樞紐，有利於港科大與港科大（廣州）的師生交流互訪，為兩校在科研、教學方面開展密切合作提供了基礎。此外，南沙區還精心規劃慶盛先行啟動片區，為學校提供一流的配套服務。“港科大（廣州）乘國家發展戰略之東風應運而生，可以說是‘生逢其時’，責任重大，使命光榮。” 港科大（廣州）校長倪明選教授說。
除了上述高校，香港都會大學（肇慶）、香港理工大學（佛山）等也已在推進當中。《廣東省教育發展“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大力推進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建設，加快推動香港城市大學、香港都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等港澳高校來粵辦學。到2025年，新建3-5所粵港澳合作辦學機構。
管理、教學、東西融合……
香港高校帶來了什麼？
相比於高等教育成熟且實力強勁的西方發達國家，我國的高等教育目前正處在高速發展期。“國家首次提出了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教育示範區的概念，將大灣區教育交流與合作提升到粵港澳三地融合發展的重大戰略地位。”廣州市教育研究院研究員陳發軍表示。
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院校。UIC從招生模式、管理模式、教學模式等多個方面開展了教育的新實踐。“我們在招生錄取上，採用了60%高考成績+30%學校面試成績+10%中學成績來進行選拔錄取。這對於當時的廣東乃至全國來說，都是相當新穎的招生方式。”湯濤說，“在管理上，我們採取了董事會管理的模式，這也是國際上比較流行的管理方式。”此外，UIC還採取了英文教學，上課的老師也可能來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構成了國際化的教育環境，學生無需出國，就得到了很好的國際化鋪墊。”
作為香港與內地合作辦學的第一所高校，UIC採取了歐美高校的通識教育理念，實行“博雅教育”。博雅教育的特點是以學生為本，師生互動多，講求文理兼通，全方位關注學生身心成長。湯濤說：“多元化和寬口徑的培養，可以讓學校和學生更有生命力。我覺得這是合作辦學能夠帶給內地高等教育的一些東西。”
多元化、寬口徑的博雅教育方式，再加上向香港浸會大學借鑒的辦學經驗，UIC為內地的高等教育注入了一股新鮮力量，而最先感受到的必然是身在其中的學子。目前就讀於UIC全球化與發展專業的香港學生趙港成對此深有體會。“我覺得這裏的教學模式和香港差別不大，多用英文教學，教授也十分注重討論而非灌輸，外籍老師也很多，專業課都是小班教學，閱讀量很大。”
談起香港高校對內地高等教育的影響，徐揚生則認為“國際化”與“融合”是兩個關鍵字。“我們不能依賴引進國際化人才，而是要想我們如何培養自己的國際化人才。”徐揚生認為，想要辦成一所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大學，並不容易。一所國際化的大學大到管理體制和學術水準，小到它的大學校曆，都需要跟國際銜接，“比如說國際上其他大學的學生想要來學校交流，但是學校卻放假了，這肯定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徐揚生認為，國際化的大學也離不開國際化的教師和優質的學生。截至2022年12月，學校已面向全球招聘引進了520餘名國際知名優秀學者和研究人員，其中包括諾貝爾獎得主5名，圖靈獎得主2名，菲爾茲獎1名，各國院士近30名。同時，學校學生的生源品質在廣東省內也是名列前茅。“但這並不是成功。”徐揚生說，“我希望學校的青年教師在未來10年、20年可以出一個諾貝爾獎，我希望未來我們的畢業生也能被國外的頂尖高校當作人才引進，這才是成功。”
港中大（深圳）帶來的另一個關鍵字就是“融合”。而融合首先就是文化的融合。“香港的文化與內地並不完全一樣，在辦學過程中所帶來的挑戰跟困難可能比大多數人想像的要大，也比我自己想像的要大。”徐揚生指出，香港的價值觀、文化及其高等教育模式的國際化程度是相當高的，而內地仍處在國際化進程中。“這不僅要求內地的高等教育要逐漸國際化，同時香港的高等教育也要與內地融合，要學貫中西。”其次，文理也要融合。徐揚生表示，港中大（深圳）通過採取書院制，打破了學院和專業的界限，將不同學科和文化背景的學生聚集在一起，促進師生密切交流，朋輩一同成長。“把文科生當理科生，把理科生當文科生。”
而對於剛剛成立的港科大（廣州）來說，它雄心勃勃，懷揣著“推進世界高等教育界前所未有的範式改革，為國家的創新發展貢獻力量”的夢想，踏著青春風暴而來，用全新的教育概念打造了一所全新的高校，更“年輕”也更新。
港科大（廣州）並不想在內地複製一所港科大，而是在“港科大一體，雙校互補”的框架之下，打造“港科大2.0”。因此，在香港科技大學已經有的學位，在廣州將不再重複。“整個‘香港科技大學2.0’既能夠繼續發揮在傳統學科領域的優勢，又能在融合學科領域發力探索，互相支持才能兩全其美。”倪明選說。
倪明選表示，在教師延聘方面，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採用與香港科技大學一致的學術標準與學術機制，將在學術成果認定、學科資源分配機制、實驗室及科研設施、課程資源、學術資源等方面開展深度合作。“我想我們能夠為內地高等教育帶來科研、教學、知識轉移等方面的系統性創新思維，培養面向未來、適應未來科技產業和社會發展的尖端人才；培養具備創造性思維、創新能力、新知識轉化能力的領軍人才。”倪明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