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樊麗萍 唐聞佳
6月中旬，英國知名高等教育研究機構“QS”發佈2013年亞洲大學排行榜。前50名中，香港地區高校占了6個席位。除香港科技大學[微博]連續三年蟬聯榜首外，香港大學[微博]、香港中文大學[微博]、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微博]和香港浸會大學[微博]均榜上有名。此前QS公佈全球大學學科30強排名，香港院校也有3個學科進入前10。
香港地區的高校為何能在全亞洲的高校中遙遙領先？港校的辦學經驗對內地有哪些借鑒之處？來自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的管理層以及專家學者，在最近接受本報記者獨家採訪時分別給出了他們的看法和解答。
招生，要抓住機會“推銷自己”
位於香港九龍塘的香港城市大學，主校園面積15.6公頃，大約是滬上名校復旦大學[微博](邯鄲路校區)的五分之一，說它“袖珍”並不為過。
程星，香港城市大學協理副校長。他的辦公室，在學校外事處一個普通辦公室的隔間裏，十來個平方，甚至沒有獨立的會客廳。
對程星來說，這個辦公場所已經足夠大，因為更多時間他在外東奔西走——為了招生。
最近這兩年，程星頻繁跑內地，31個省招辦，他跑下了三分之二。其實，香港城市大學每年只有200個面向內地生源的招生計畫，輕而易舉就能招滿，但程星親自掛帥，大有一副和內地頂尖名校比肩的架勢。
“我曾去過一個內地的重點中學做招生宣講，無意中看到了張貼在學校裏的大紅榜。被北大清華[微博]錄取的學生排在紅榜榜首，接著是被美國常春藤院校錄取的學生，以及被內地其他重點大學錄取的學生。紅榜墊底位置，才輪到被香港高校錄取的學生。”程星解讀這份紅榜，覺得其中不失“中國特色”。比如，時至今日，考入清華北大對於一些地方政府來說仍是政績的一部分，對中學來說也是無上的榮耀，所以清北兩校比美國常春藤院校更“拿得出手”。但這份紅榜也多少暗示，香港院校在內地招生可能占不了太大便宜。
和歐美以及內地名校搶生源，這種招生“腹背受敵”的局面，並難不倒香港院校。實際上，除了面向內地招生，包括城大在內的所有港校，每年都要招募世界各地的留學[微博]生。這意味著，他們長期和世界各地的高校打招生硬仗。
“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拼命地推介自己的學校，讓他們瞭解學校，一個個地說服年輕人心甘情願地離開父母和熟悉的環境，到香港學習、生活。”為了確保學校的國際化程度，港校的招生官們個個都把自己當成“超級銷售”，哪怕西方一些國家和很多非洲國家的學生連香港在哪里都不知道。而在香港沙田區的香港中文大學，搶灘內地優質生源的雄心更甚。港中大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周陳文琬透露：該校2014年將在深圳開闢新校園。這直接意味著，今後港中大將招錄更多內地生。
目前，就讀港中大的內地本科生已超過2000人。從1998年開始面向內地招生以來，該校已網羅了不少內地的狀元和優等生。但周陳文琬說，為了優中選優，學校針對內地生的特點，暗暗調整過一些招生策略。
包括港中大在內，很多港校的課程實施全英語教學，通常對學生的英語水準有一定要求。但周陳文琬告訴記者，該校好幾年前就注意到，內地很多農村的學生，從小的教育環境決定了他們的英語水準一般，但這些年輕人思維活躍，基礎知識很扎實，如果用一道英語門檻把這些好苗子攔在大學門外，著實可惜。
從2005年開始，港中大取消了自己的單招面試，參考內地的統一高考[微博]成績，這在當時成為新聞。
據說，剛取消面試的那會兒，學校的招生負責人幾乎被校內的同事罵死，很多教授責問，“學校自己招學生，花了這麼多錢，怎麼能放棄面試，直接憑著高考分數就錄取了？！”其實，這一招生策略調整也是出於招生老師在內地的觀察：有能力參加面試的孩子，一般來說家境相對好一些，至少能支付得起路費和食宿費。可對偏遠地區的貧困學生來說，儘管他們很優秀，但為了省下麵試的花銷，可能會放棄報考港校。
也正因此，當國內眾多大學從2003年以後不斷加入自主招生行列，對高考分數投出“不信任票”時，港中大等港校反倒放棄了針對內地生的面試，通過高考成績統一錄取。
一位香港本地的學者用了一則比喻，形容港校和內地高校在招生時的差異。“香港院校招生，更像是一種市場經濟行為，講究效益。而內地很多高校，有時候似乎還端著架子，奉行著計劃經濟那套。”
“3轉4”一年間：港校改革加速
2012年，香港高校學制與內地正式接軌，實行“3轉4”，即大學本科學制由三年改為四年。此前，香港的高校為3年制，內地生赴港須先接受一年預科學習，修習香港文化、歷史以及語言等課程。
毫無疑問，學制改革對於香港高校的影響巨大，甚至構成了挑戰。4年制的大學課程，應該如何做整體規劃和設計？根據現有的辦學條件，開授新課但師資力量不足，又該怎麼辦？
但在大多數港校，無論是學校管理層還是普通教員，都發自內心地說，這項改革是一個好消息。並且，這絕非一個輕舉妄動的改革，記者從港校高層獲悉，為了迎接“3轉4”，香港高等教育內部的準備工作始於10年前。
通識教育的意圖：“有教養的人應反思的課題”
“很多大學教授早就提過意見，認為香港高校實施的3年制教育太匆忙，可能對學生今後發展不利。”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白傑瑞說，延長一年的學習時間，無疑讓港校有了從容地開展通識教育的時間。從全球高校發展趨勢來看，越是好的大學，越重視通識教育。在這一點上，港校無疑需要後來居上。
在香港中文大學，實施四年制後，學生的課程安排有了顯著變化。所有新生都需必修“與人文對話”和“與自然對話”兩門通識課，閱讀《聖經》、《論語》等23本古今中外經典。這類通識課程不設考試，導師透過課堂討論、論文和讀後感等方式，引領學生反思個人價值、瞭解人類對宇宙的概念等課題。比如，在“與人文對話”課程，學生閱讀古希臘哲學家亞裏士多德談及朋友分類的篇章後，導師會要求學生按個人經驗，評析理論是否確切，讓學生反思朋友的意義。
據瞭解，在這兩項課程成為全校必修課前，港中大早在2009年起就啟動小範圍試點。在學校看來，通識教育的實施，是讓“思考作為一個有教養的人應反思的課題”。
招募“臨時教師”，緩解師資危機
但對很多高校來說，新增課程直接帶來一個管理問題：學校師資配備不足。尤其是通識教育，要提供高質量的課程，對教師的授課能力極為講究。
香港城市大學想出了一個妙招：向全球各高校的教授們拋出橄欖枝，鼓勵他們利用自己的學術休假到香港任教一學期或者一年。學校在網站上公佈課程的具體任教要求，然後進行面向全球的“臨時教師”遴選。
“如果一下子擴招太多新老師，以後肯定會出問題，所以我們決定先聘任一些國外有經驗的教授。另一方面，學校也鼓勵年輕的博士後或者博士通過任教這些課程積累教學經驗。”程星介紹，去年一年，學校就通過這種方式招募了100來名“臨時教師”，對新入學的學生來說，他們有機會接受優質的通識教育，而學校也能通過招募臨時的年輕教員，無形中搭建了一個“人才蓄水池”，堪稱一舉兩得。
保持競爭力，“在場”意識不可少
據說，一些港校的管理層早就預計到“3轉4”改革遲早會實行，所以在去年政策正式推出前，不少大學就早有所準備。
程星說，城大甚至從十多年前就開始醞釀4年制課程的頂層設計，而當時，“3轉4”最多只是很多老師們坊間議論的意見而已，在政策層面上沒有任何風吹草動。
借著“3轉4”，不少港校也飛快完成了另一項改革——從過去按專業入學到如今的大類招生的改革。
周陳文琬說，港中大有60多個專業，除了醫科、教育這類專業需要學生有堅定的職業志向外，更多的專業對於高中生而言太陌生。所以，港中大鼓勵學生在一年級廣博接受通識教育的基礎上，從二年級開始選專業。
“香港高校一直很注重國際交流，但在過去的3年制下，出去訪學顯得困難，因為時間太緊了。”“以前學生社團的主要社員和隊長都是二年級的，因為第三年就要畢業了。現在大家有了更寬鬆的、更好地體驗大學校園文化的機會了。”……儘管學制改革實施才一年，但香港的高校似乎在尋求這一輪學制改革中可能蘊藏的發展機會。
“香港的大學有一個特點，它可能出臺具體的改革舉措不是最快的，但一直在關注世界各地的大學在教學、科研制度改革上的進展和做法。”在香港大學，長期研究教育制度的白傑瑞也聽說，校方對待“3轉4”，態度上審慎，但也有周密的課程計畫和部署。
基於一些歷史原因，大學三年制曾是香港向英國大學看齊的“產物”，而港大是香港本地高校中沿襲英式教育風格相對最濃重的學校。但在你追我趕的辦學競爭中，一所大學保持自己的競爭力，必須眼觀四方，向強者學習。
用白傑瑞的話說，香港高校保持自己競爭力的一個辦法就是“在場”——哪里熱鬧，它就到哪個地方去近距離觀望、學習，“謀定而後動”。
一流高校，必須有一流的管理能力
雖然大學排行榜形形色色，每個排行榜選取的排名因數不同，但香港高校總體實力在亞洲領先是不爭的事實。
接受本報記者 採訪時，香港城市大學協理副校長程星和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白傑瑞，從不同維度介紹了港校的辦學理念和管理經驗。
經費管理，港校的嚴苛難以想像
文彙報：在香港高校任教，教授的壓力普遍很大，但有意思的是，教授們對學校的忠誠度卻出奇地高。有人說，在港校當教授幸福感很高，這背後有什麼原因嗎？
程星：香港多數高校的教職，真正地實行了全球招聘。以我個人經歷來談，當時我從美國回來，到城大工作，有人就問，你在校內有什麼關係，認識了學校高層？其實我一個人也不認識，就是從美國投了一份簡歷，然後就應聘成功了。在全球招聘這一點上，香港的高校甚至比美國高校還要徹底，這是保證師資力量的一個關鍵。
另一方面，港校對於教員有一套非常嚴格的管理制度。任何一位教員都不敢隨便到外面掙外快或隨意接專案。教師如有意做一些專案或兼職，需要經過學校嚴格審批，否則廉政公署可能馬上就要找上門。這樣的規定是剛性的，為了保證教師能夠安心自己的科研和教學任務。
我常去內地，聽一些高校教授私下抱怨自己待遇低，錢少。但我也看到另一個情況：雖然整個科研經費管理體制聽上去很嚴格，但也有人能想辦法從科研經費裏挪出一部分來招待客人、吃飯宴請。而在香港，不要說普通教授，學校管理層都沒有這樣的權力。
港校對經費管理的嚴苛，說出來可能讓人嚇一跳。比如教授去出差，學校有一個很厚的本子，記錄著世界上每個主要城市的消費水準以及學校相應提供的津貼。所以教授出差回來報銷，無需提供發票，因為學校早有各地的差旅標準，超標的部分只能自掏腰包。這一點，連美國的大學都沒有香港高校做得這麼細。
說實話，現在和內地的教授們一起吃飯，我最怕誰晚上吃飯的時候興致高了，即興說要開幾酒。要是有人這麼說，我就完蛋了，因為我得自己埋單。學校的接待餐費是有預算的，普通吃一頓晚餐沒問題，只要一開酒，那肯定超標。
培養人才，不要把問題簡單化
文彙報：圍繞拔尖人才和創新人才的培養，內地高校不斷在探索各種改革方案。在這一方面，香港的高校有哪些成功經驗可供分享？
白傑瑞：恕我直言，有時候我覺得中國的一些教育界人士似乎被灌了“迷魂湯”，簡單地認為培養不出創新人才是大學有問題；認為中國培養的人才太“專”，後勁不足，所以要效仿美國實施通識教育，仿佛只要這一點做到，中國的教育問題就解決了。
問題真的這麼簡單嗎？在我看來，中國的高等教育有自己的傳統和特色。當中國拼命想向美國學習的時候，不少美國教育界人士也在憂心地呼籲“中國教育趕上來了，美國怎麼辦”云云。可能每個國家的人都很焦慮，對教育充滿期待，覺得高教和國力的聯繫太緊密。
內地高校要辦出更高水準，應該先冷靜地梳理自己的問題。是不是內地高校培養的人才都沒有創造力？我看未必，在某個領域或在某個方面，中國人一定有自己的創新力，這需要做深入挖掘、分析，然後揚長避短，而不是簡單地照搬西方的一些辦學模式。
“圈養”留學生，國際化怎麼可能
文彙報：在辦學國際化方向，香港高校具有鮮明的優勢。根據您的觀察，內地高校在這一方面應該注意什麼？
程星：有的內地高校留學生規模，甚至遠遠超過港校。但在管理上，這些大學對留學生實行“圈養”，蓋了留學生樓。平時，留學生和留學生在一起，和本地同學是分開的。
但在香港的高校，留學生則是和本地學生同吃、同住、同學，我們想盡一切辦法把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學生“搓”在一起。對學校來說，這會滋生很多管理上的難題。比如，有的外國學生在寢室酗酒，行為比較張揚甚至瘋狂，本地同學可能受不了，又不知道怎麼面對。但這些不適應甚至生活上的衝突，也是大學要給學生提供的曆練機會。成為一個國際化的人才，除了有學科背景、語言能力，還需要懂得溝通，懂得和不同國家的人打交道，應付各種局面。
大學招募留學生，本來就是提供一個多元的文化和教育環境；既然如此，這一點就應該在學校管理上有所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