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多元化、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是充滿新競爭、新衝擊的世紀，是各國人才大角力的世紀。
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不是個人所能左右的。「選擇加入全球化這股潮流，不一定會贏，但是抗拒這股潮流一定會輸，」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梭羅曾在《勇者致富》一書中指出。
如何培養兼具國際觀及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在全球競賽下勝出，成為政府與大學院校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
為了贏得這場人才角力，全世界的大學都在焦慮，也積極向外界招手。
全世界都向外看、向外走
亞洲國家大學的國際化意識熱切覺醒。十月底在上海的亞洲大學校長論壇中，發表了〈亞洲大學校長宣言〉，認為面對經濟全球化發展浪潮，亞洲大學應該進一步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
「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需要亞洲各國大學校長走出校門，走出國門，參觀、訪問、借鑒、學習國外大學各個方面的長處。」宣言如是說。
國際腳步快而急，臺灣的大學也不敢停歇。
　十月中的一個夜晚十一點，臺大校長陳維昭剛下飛機，結束在馬來西亞的亞太大學交流會（UMAP）理事會議。
理應滿臉倦容的陳維昭，隔天早上八點半卻準時出現在圓山飯店，與來自日本、韓國、中國大陸等十六位大學校長，共開「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年會。他全神貫注，昨晚的舟車勞頓彷彿不曾出現。會議的主題，是「晉身世界級水準」。
四年前應校長李銓要求，負責籌設臺灣第一個對大學生全英語授課的銘傳大學國際學院院長高少凡，暑假才從爆發禽流感的越南招生回來。
他走遍東南亞國家參加教育展，申請進入當地高中演講宣傳招生，不放過任何一個跟國際對話、推銷的機會。大氣沒喘幾天，十月底又直奔泰國教育展。
政府首長也親自出馬。
十月二十二日教育部長杜正勝結束立法院質詢，晚上立刻直飛美國舊金山，和駐外館所、旅居國外的中研院士、臺灣以及美國大學的校長會合商議「菁英留學」計劃，希望能讓臺灣學生有機會接受頂尖的世界級訓練，培養一流的實力與視野。
這個計劃由國科會、教育部與經建會共同投入四．五億台幣預算，大手筆歷年罕見。
臺灣出國留學的人數今年只有二．八萬人，創近年新低，與十年前相比，少了近萬人。
國際化非走不可
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已成為臺灣各大學的發展重點。這也是臺灣高教近年來處境日艱下，不得不走的一步。
二○○一年臺灣加入WTO，大學的人才爭奪及生死存亡，進入全新的肉搏戰。
在高教司任職十六年的前副司長何卓飛曾表示，WTO是臺灣大專院校開始正視國際化的關鍵。
依WTO的「服務業貿易協定」，教育與銀行、保險業同樣被視為商品，必須對一四四個會員國開放。根據這項協定，臺灣已開放外國來臺設立高中以上的學校與教學機構，也開放國外機構來臺提供遠距教學、補習班與留學等跨國服務。
也就是說，在ＷＴＯ的架構下，高等教育已門戶大開，必須跟全世界大學搶學生。招不到學生，學校就要關閉。以前的島內競爭，現在轉為國際市場的人才爭奪。
但臺灣的表現卻不好。教育部統計，來臺灣的外籍學生每年只有一千多人。跟亞洲其他國家相比，日本、韓國、中國大陸近四年來的外國學生人數都增加一倍，臺灣只成長了○．一六％。
新興的中國大陸更大量磁吸學生。美國發行的《世界日報》統計，二○○二年臺灣學生報考大陸研究所比二○○一年成長一倍，達一三六九名。即便大陸學歷還不被承認，捨臺灣而就大陸的人還是有增無減。
這場關乎未來人才的生存競爭，大學要怎麼贏？
單點突破，大學自己向外走
各大學採取了不同的國際化步伐。
向外走，參加國際聯盟，與國外大學組成協會互訂合作計劃，是未來趨勢。
國際聯盟能解決大學共同的發展需求。因為地緣相近，經濟與文化發展雷同，大學也會面臨共同的挑戰。聯盟可以針對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也能跳過政府，直接促成大學的學術合作。
臺大十年前就加入亞太大學交流會（UMAP），成為臺灣大學教育的對外窗口。UMAP是一個以環亞太地區國家為主的教育聯盟，會員國能在彼此同意之下，自行簽訂交換教授、學生或其他交流計劃。
臺大國際交流中心主任周家蓓十月初才從馬來西亞開完年會。她表示，在亞洲地區，臺灣「頗有份量」，過去的教育經驗成為東南亞國家的學習指標。今年臺大還爭取到未來三年的執行長職務，可以更積極地策劃活動。
「我們希望把臺灣的大學知名度一起帶起來，」周家蓓一臉興奮。
包含臺灣、大陸、香港、日韓等十七所研究型大學的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AEARU），則以「達到國際一流水準」為目標。一九九六年成立，AEARU歷年來已促成許多國際學術合作，會員之一的清大今年就透過協會，簽訂了微奈米應用的研究計劃。
北京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百忙之中，堅持抽空來臺。「區域合作非常重要，與國際化是相輔相成，」他急著隔天趕回去，聯合國祕書長安南要到北京清華演講。
受邀出席的歐洲工程教育研究協會（CESAER）祕書長Jam Graafmans則引用歐盟經驗，認為以聯盟方式國際化必為趨勢。
　他說，東亞的困難在跨海聯繫不易，但「今天在場各位不斷地講合併、整合、合作（merge、integration、cooperation），代表已有共識，」他說。
　向外走的另一個方向，是與國外大學互簽雙聯學位制度。
　雙聯學位讓學生在求學期間，進入另一個國家的教育體制學習。學習不同做學問的方法，也能感受不同文化，增加人生體驗。
　雙聯學位也已成為各大學推展國際化教育的新興趨勢。學生在原校修課滿兩年後，可以免託福到締約的海外學校修課研究，畢業後能拿到兩校的雙學位。臺、清、交大等學校都已分別和美國、瑞典、法國等大學簽約。交大應用化學所博士班學生楊勝雄，兩年前到法國南特大學材料所進修，今年暑假拿到交大與南特大學的兩張證書，成為臺灣第一個雙聯學位博士。
大學生拚英文
另一個國際化重點是提升學生的外語能力，尤其是英語。
教育部長杜正勝也指出，想要向外看，必須要有通道、有工具，「英語就是通道，不夠好的話，向外看就會有障礙。」
全英語授課成為顯學。政大商學院三年前開出第一個以商管為主，全英語授課的IMBA，目前有七十二名本地生，五十二名外籍生，國籍超過二十三國。
在臺南的成功大學也跟進，開設了IMBA課程。為了鼓勵老師，成大還明訂英語授課的老師，每學分可以核算成一．五個鐘點。
銘傳國際學院則以大學生為主開設全英語課程，包括國際企業、國際傳播、觀光與資科四個科系，兼收一般生與外籍生。
元智大學在二○○○年就鼓勵老師以英語授課。研發長尤克強當時就分析，國際化程度與是否有英語環境有關。「只看得懂中文檔，怎麼跟香港與新加坡比？」他說。
另一種把關是新增英文畢業門檻。
臺大自九十一學年度起，已規定大學新生必須通過五五○分的託福成績才能畢業。臺灣師範、嘉義、中原、大葉等大學以全民英檢做為學生的標準測驗，中山與中正大學還要求學生通過全民英檢的中高級初試才能畢業。此外，清大、政大也紛紛對學生英語能力加強把關。
國際化的第三條路，是教育輸出。
教育輸出以臺灣的優勢為本錢，向其他國家進行學術、技職的實質訓練，進而達到交流的目的。與一般研究型或教學型大學不同，這也是從技職體系出身、升格的各個科技大學與技術學院的國際化路線。
臺灣技職教育的輸出開始得很早。民國七十年代末期，當時各大技術學院就以臺灣最擅長的農業、水產等技能為利基，幫忙東南亞、非洲與中南美洲等國家培訓人才，達到「務實外交」的功能。如屏東科技大學的熱帶農業國際合作研究所，就成功打出名號，成為熱帶地區的開發中國家學習經營熱帶農業的首選。
　依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統計，教育輸出的對象最多的是東南亞國家，再來是澳洲與美洲。這兩年也有學校開始與俄羅斯合作，共同培養航太與電機人才。
國際化的威脅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則首開台越高教對等合作先例，開辦EMBA「越南專班」。河內經營管理大學派遣二十三位當地在職人員與老師，自籌六千美元的學費到高雄應科大念企管碩士。
大學教育國際化的需求又大又急，但初試啼聲，腳步還很紛亂，也遇到重重阻礙。
政大IMBA主任陳春龍直指，臺灣學術地位不夠頂尖，並非國際學生首選，新加坡、香港與中國大陸都排在臺灣前面。「人家為什麼要來臺灣？又為什麼要到政大？」他一針見血。
銘傳國際學院院長高少凡在馬來西亞招生時，也碰過釘子。「幹嘛去臺灣？這麼小的國家！」面對輕蔑眼光，他只能笑笑。
請不起國際級師資是另一窘境。今年由陽明、中央、清大與交大組成的聯合大學，校長劉兆漢在成立大會後表示，四校聯合是為了共用資源，追求學術卓越。但經費不足，要聘請國際級師資非常困難，「香港的薪資是臺灣四倍以上，怎麼比？」
學生已喪失挑戰精神
中央大學校長劉全生則表示，臺灣大學教育國際化最大的挑戰，就是缺乏合適的師資。怎麼解決？「經費，」他回答非常簡單。
陳春龍無奈地說，因為經費有限，來臺灣教書的教授，「一定要有理想。」
　看不見未來目標，也讓大學感到茫然。
　技職教育的感受最深。一所科技大學學院的院長批評，「看不到大方向，談什麼國際化？」他表示，技職教育面臨轉型升格的關鍵期，但升格的目的、發展方向都不清楚，跳過大方向要求學校國際化、有特色，根本無從發展。
　但最大的隱憂還是學生態度。
　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前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李振清在兩、三年前就擔心大學生愈來愈不出國留學，失去向外學習的動力。看著逐年遞減的留學人數，他不斷搖頭。
　無獨有偶，日本東北大學副校長大西仁（Hitoshi Ohinishi）也有相同感受。他認為，臺灣與日本共同的挑戰，就是學生已經「喪失挑戰精神」。年輕人懶得出國留學，因此多招募國際學生，多少能讓學生看看別人，想想自己。
　比方說，「看看中國大陸的學生，你就會有所警惕，」他很認真地說。
　身負為國家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國際能力人才的重任，面對「迎向國際，否則倒閉」的世紀，臺灣的高等學府儘管舉步維艱，但沒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