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最廣泛使用的學術評量系統以英語為主，兩岸四地的中文期刊因沒有一個能全面覆蓋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研究成果的引文索引，也沒有公認的影響指數，致使中文論文在國際學術界欠缺認可度，極大影響了中文人文與社會科學著作的地位。
本報記者 溫才妃
東部某“985工程”高校校長從2008年起陸續引入了30多位搞經濟學的海歸。他們學術水準高、論文成果豐碩，但唯一令該校長煩惱的是，海歸們在瞄準國際學術期刊發表文章時總會遇到兩個問題：要在國際期刊上發表文章就一定要用英文寫作，要用英文發表就一定要去研究英文世界的問題。
“我很苦惱的是，引進30多位海歸無法把引領國際學術的本事用在引領中國的問題上，從長遠來說，這對於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都是有損失的。”這位校長不無遺憾地說，研究中國問題採用中文寫作反而不可能在國際期刊上發表，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學術評價的定位問題。
他的困惑使得學術界的一個老問題浮出水面——以中文發表的論文該如何獲得國際評價。
11月18日，由香港中文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臺灣大學作為發起院校，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共32所院校簽署了《推動學術中文合作協議》，致力於該問題的解決。
“多此一舉”的投稿
如果只是出於職稱考慮，內地高校社科人文的教師將論文發表在CSSCI、北京大學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認定的核心刊物上也就夠了。但是，所研究的學術想要更上一層樓——在國際上取得影響力，卻是難上加難。
為了追求國際影響力，中國的學者往往會怎麼做呢？記者採訪了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他表示，一些學者只能將中文學術成果寫成英文，投往列入SCI等系統的刊物。“這些論文主題基本上屬於中國或漢語圈，讀者也基本上是中國人或懂中文的外國人，這樣做並無必要，就連研究這些領域的外國學者，包括母語為英語的學者也認為多此一舉”。
事實上，這樣做有時候並不討好。一位研究政治學的校長指出，討論“市場在多大程度上受政府干預”這類文章在英文雜誌上是沒法發表的，而且，許多重大的中國政治學問題變成英文文章明顯不符合學術規範。即便退一步在英文期刊發表中文文章，也只能算作地域性的學術報告，基本上不具有實際作用。
況且，很多學術研究領域更適合以中文為語言載體。如中國的經史子集，它根植於中文研究，以此為基礎生長出期刊，“一定是以中文為載體更為合適，然後再推向全世界，以合適的載體傳播。”山東大學副校長胡金焱說。
作中文研究用中文發表，反倒無法取得國際影響力，這看起來是個悖論，但卻迴圈發生在人文社科甚至部分自然科學（如中醫）領域。
事實上，有關語言限制的突破在自然科學領域可見一斑。19世紀至20世紀，當時德國是科學的重鎮，最好的科學論文是用德文寫作。不久前，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屠呦呦，其大部分的論文也是用中文發表的。
“這說明語言並不是障礙，用中文發表不會阻礙學者在科學的制高點上取得高評價。”胡金焱說。
那麼，它真正缺失的又是什麼呢？
孕育新標準
作為全球五分之一人的共同語言，中文有其不容忽視的國際影響力。然而，“目前最廣泛使用的學術評量系統以英語為主，兩岸四地的中文期刊因沒有一個能全面覆蓋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研究成果的引文索引，也沒有公認的影響指數，致使中文論文在國際學術界欠缺認可度，極大影響了中文人文與社會科學著作的地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說。
記者瞭解到，兩岸四地的中文學術評鑒體系主要有南京大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SSCI）和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等。
這些學術評鑒體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客觀、公正，但卻無法克服制度設計帶來的弊端。如CSSCI無法擺脫片面追求定量數據的困擾，TSSCI堅持匿名審查制度，帶來發文少、篇幅長、審稿人權力過大等問題。因此，從已有的中文學術評鑒體系中，昇華出一個新的評鑒體系，成為了與會高校的共識。
據沈祖堯介紹，中文學術評鑒體系或將採取“兩條腿走路”。在原有各家學術評鑒的基礎上，發起專家委員會，挑選兩岸四地共同認可的期刊，先形成32所院校認可的兩岸四地優質中文期刊名單；進一步爭取更多中文學者的認可，將兩岸三地的標準提升至國際化標準。
然而，國際化標準並不是說建就建。
一方面，國際化標準有自身的門檻。葛劍雄表示，所謂的國際化標準，要看有沒有中國以外的意義。如研究中國哲學，有沒有中國哲學以外可供借鑒的成果。“它是從事實中提升出來的、形而上的、有一定普適價值的成果。”
另一方面，本土問題也可以有國際影響。如對周易、傳染病等的研究，也能在國際上產生重大影響。用澳門大學全球事務總監兼校長特別顧問馮達旋的話說，很多人文問題看似本土問題，其實不然，“除非躲在島上不看新聞，不然你會發現中國的發展每天都在解決全世界的問題”。
能否形成國際化標準，儘管不少與會者持樂觀態度，但仍待實踐去檢驗。
以量代質是否仍將繼續
建立一種新制度，人們往往希望一併革除舊制度的弊病。在會上，讓校長們最為憂心的一個問題是，在新的學術評鑒體系中，如何克服論文發表片面追求數量、忽視品質的問題。
事實上，片面追求數量的問題必須一分為二地看待。
香港中文大學常務副校長華雲生指出，中外的評鑒體系喜歡用量化去表現一個很漂亮的圖表，借此告訴人們學術的高下。
葛劍雄則認為，片面追求數量並不是由評鑒體系本身設計不科學所造成的，相反高校在追逐各項行政評比的過程中催生了論文的快刀操作。
如何跳出“以量代質”的怪圈，華雲生認為，與其看引文索引，不如看影響因數。在學術規範的情況下，它依然是測度期刊的學術水準乃至論文品質的重要指標。
說到破解“以量代質”，更多的人把希望寄託於“同行評議”。據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陳弱水介紹，臺灣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鑒制度的演進，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把資料庫和評價分開來。在2016年即將推出的新系統中，其專家審查占50%，同行問卷占30%。
然而，同行評議在具體的執行中也讓學界頗為苦惱。
採訪中，記者瞭解到若干不規範現象。比如，由於收到的論文數量眾多，一些審稿人僅根據對該期刊的主觀印象打分，並不看文章內容；論文寄給了並不熟悉該領域的審稿人，審稿人憑主觀意志打分；給評審人的時間過短，使其不得不採用一些快速審稿法等等。
“問題不出在制度，而在於做法。”葛劍雄解釋，如能找到合適的評委，沒有人會愚蠢到只看期刊打分；遇見不懂行的人胡亂打分，可以在專家庫中將此人刪除；給予評審人充裕的時間，評審人不至於僅憑個別指標快速下結論。
陳弱水對此表示贊同，他同時指出，定性評價沒有萬能的方式，但仍必須建立起同行評議的風氣、習慣，“如果大家都投入，每個人的負擔就不會那麼大；如果大家不投入的話，就變成少數人能決定的事情”。
兩岸四地中文學術評鑒體系的建立，在同行評議上或將帶來新曙光。臺灣大學校長楊泮池表示，過去分區域使得評審的專家較少，未來兩岸四地合作，專家面可以鋪得更廣，“我相信，論文、著作的品質可以得到更客觀、全面的評估”。
急事與緩事
在採訪中，有不少高校、媒體都在催問兩岸四地中文學術評鑒體系的“時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