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2007年4月9日報道了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所發佈的“世界一流大學競爭力排行榜”， 排名前10位的分別是：哈佛大學、德克薩斯大學、華盛頓大學、斯坦福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京大學、密歇根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其中，除了日本的東京大學之外，其餘9所全部來自美國。這10所大學是從參與評選的1207所大學中產生的，它們代表著世界大學的頂尖水準。值得注意的是，在排名世界前100名的大學中，竟無一所中國的大學；在全球高校400強中，我國大陸僅有8所大學上榜，分別是北京大學（192位）、清華大學（196位）、浙江大學（248位）、上海交通大學（252位）、復旦大學（257位）、南京大學（271位）、中國科技大學（273位）和吉林大學（382位）。中國臺灣進榜的前三名為：臺灣大學（135位）、臺灣成功大學（295位）、臺灣清華大學（387位）。香港大學（149位）、香港中文大學（198位）和香港科技大學（286位）則排在中國香港地區的前三位。
根據“排行榜”的名次，北京大學這樣令人敬仰的國內最高學府，不但遠遠排在哈佛大學、德克薩斯大學、華盛頓大學等世界一流大學的後面，甚至名次還落後於臺灣大學和香港大學。儘管有人懷疑這個排名的客觀性，但這個榜單畢竟是由中國人自己的機構——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發佈的；反過來，如果這樣一個“世界一流大學競爭力排行榜”是由西方國家的機構發佈的話，說不定會有許多國人產生“老外”有意貶低中國大學之嫌疑。正如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主任邱均平所說，“排名前10位的大學學科齊全，並且每個學科影響力都很大。這和平時所見所聞的一些情況不符合。比如麻省理工學院，大家一般認為它學科比較單一，以理工為主，但從原始數據和評價結果來看，它的學科體系齊全，且每個學科的排名都比較靠前。”確實，就是這樣一個榜單讓人們真實地看到了中國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競爭力的差距，也促使我們反思中國大學的問題。
“衙門化”現象
1998年國家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的有關條款中明確闡述了高等學校黨委、校長和學術委員會的職能，為協調好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關係提供了法律依據。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大學的內部組織是按行政組織的方式對校、院、系進行權力分配，並賦予其相應的行政級別，確立管理中的隸屬和服從關係，存在著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失衡的現象。由於過於強調行政權力尤其是行政官員的作用，行政權力干預或取代學術權力的現象比較普遍，一些職能部門出現了角色錯位，將服務職能置換成指揮權力，教師對此怨聲載道。大學是學術組織，然而我國大學有演變為官場的趨勢。從大學的管理結構看，首先是各大學都得接受教育部、教育廳的垂直領導，教育部、教育廳向大學發佈的各類檔都是院校辦學的依據；其次是大學的管理人員按廳級幹部、處級幹部、科級幹部的序列繼續形成垂直的領導關係，即使是資深教授當上了系主任，其待遇也不過相當於一名科級幹部而已；於是每當學院或行政部門領導班子改選，教授們便紛紛加入競選處級幹部的競爭場，以官為本，惟官是重，惟官是大，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價值訴求為行為取向對青年教師也產生了導向作用。從“對上不對下”的官場文化看，高校各級領導的行事方式基本上都是以對上級行政部門負責為己任，根本沒有高校教職工、大學生以及社會公眾置喙之處。大學學術行政化、“衙門化”的現象導致行政淩駕於學術、教學之上，“官本位”盛行於校園，“學者爭相入仕”，從而使大學的學術組織屬性受到侵蝕，使教授及其群體的辦學治校之智慧與積極性未能充分發揮和調動，在關係學校發展的重大決策中，常常處於失語或半失語的狀態，而且嚴重影響到學術的可持續發展和學生的健康成長。
歐美的大學也與政府有密切的關係，筆者曾在德國、荷蘭的大學工作過，筆者發現他們的政府也對大學的重大事務、經費使用和人事管理有著最終決定權，對大學進行管理，但是在學校內部的組織管理上則典型體現了教授治校的特點。德國大學的組織結構由大學評議會、學部、講座三級構成，越向下一級延伸，擁有的權力越大。學校的教學、科研活動基本由講座教授負責，講座教授不僅擁有領導研究所、設置課程、組織考試和自主進行研究的權利，而且直接從政府獲得研究資金與設備，完全擁有資金的支配權。院、系一級只是協調工作，不直接介入教授的教學、科研活動，教授的教學和科研是根據學術本身的需要和自己的愛好進行，學者個人享有高度自治和自由。如筆者所在的奧爾登堡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教授就有權開設自己研究領域的課程，並自由安排授課時間；雖然研究所只有13名教授，但除有2名秘書負責日常事務外，另有5名專職秘書專為教授服務和工作，使教授承擔的教學與科研工作如虎添翼。
至於美國的大學則享有更為完備的自主權。大學在制定組織條例和章程、分配和使用經費、招生、聘用教師、課程設置、學位授予等方面擁有完全的自主權利。在內部管理上，董事會享有裁決學校事務的全權，大學校長也是通過校董會來聘任的，雖然校董會在聘任過程中吸收一些教授和校友甚至學生參加遴選委員會對候選人進行遴選，但是最終的決策權還是在校董會。校董會決定校長，校長一旦任命以後，他就有足夠的管理實權。大學校長就像一個職業經理人，對一些重大制度的變化進行決策，而學科建設、學術性事務的參與等方面，系級的中層管理人員和教授擁有很大的自主權，校長則保留否決權。學校的各種事務通過不同的委員會進行決策和監督，各類委員會不僅有知名教授參加，也有部分一般教師、行政管理人員以及學生參與其中。管理民主化，具有較強的適應社會的能力。美國的大學制度是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產生的，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大學競爭制度體系。
“大學城”現象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高校合併、高校擴招的不斷推進，大學城雨後春筍般地在中國大地上崛起。“大學城”作為一種高等教育現象，率先出現在英美等一些高等教育發達的國家，美國的波士頓，英國的牛津、劍橋等大學城，它們都經過百年以上的歷史自然形成。如日本的築波大學城等，它們是二戰後隨著高等教育的迅猛發展，由國家、地方政府、高等院校和企業等多方合作而共同構建的。但是，國外的“大學城”並不被社會所孤立，而是與社會緊密連接在一起的。如波士頓的市區面積並不大，但有68所學院和大學分散於波士頓市及周圍地區，光是在占地6.3平方公里的坎布裏奇地區，就有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等名校，還有許多技術研究單位和研究公司，為大學教師和學生提供了良好的學習、參與、發展的平臺。又如在洛杉磯、三藩市附近，有著名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戴維斯分校、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學；斯坦福大學擁有地產達8800英畝，學校出租校園空餘的土地，最終形成了舉世聞名的人才密集的尖端技術工業中心——矽谷，一大批公司如惠普公司、英特爾公司都產生於此，矽谷還成為斯坦福大學師生的實習和開發基地，他們可以在這裏開辦公司或在公司兼職。事實上，開放性是“大學城”的最大魅力：大學城不僅有便利的交通、良好的通訊條件，便於與外界聯繫；而且各個校園沒有圍牆、沒有校門，與所在地區的發展互相融合，一方面吸引各國、各地的學者和學生，另一方面又向社會開放大學的圖書館、博物館等設施，成為與當地居民、企業混合的城鎮，形成身處城市即是身處校園，社區設施、公共交通既服務於學校也服務於社會的格局。
但我國現有的大部分大學城，是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在短期內迅速發展起來，這就導致了建設和運行中出現了種種問題。首先是大學城處在相對偏遠的環境，脫離社會環境，“人文氛圍缺失”使大學城成為“學生的村落”；雖然大學城裏的大學一所緊接一所，超大型的校門氣派非凡，但大學生基本上處於被簇新高大、漂亮無比的校園和宿舍所封閉的環境之中，難以與社會發生積極的互動，嚴重缺乏社會實踐和創業的機會。其次是師生間的交流互動也非常成問題，由於大學領導和大部分教師仍居住在老的校區，他們每天從城裏到學校上課，經過一個小時以上的乘車顛簸便走進教室，困頓之狀態可想而知；講完課後，許多老師又要立即趕班車回城，學生課後見不到老師，有問題不能及時解決。值得反思的是，現在許多中國大學的硬體建設和麵積規模都搞上去了，領導人的政績面子工程也都搞上去了，留下的是靠大學自身幾輩子也償還不清的巨額債務，留下的是被人家國外大學所遠遠拉下的大學競爭力差距。也許正是由於這種差距，才造成了中國的大學畢業生、碩士研究生的整體素質正在逐漸下降，並直接導致了中國的大學畢業生、碩士研究生擇業難的局面。
“惟英語論”現象
德國洪堡大學的創建人洪堡認為，大學的主要職能不是傳授知識，而是追求真理，教授應當從事研究並且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方法以理論化、系統化的方式傳授給學生；學生不僅學習知識，包括最前沿的知識，而且更主要的是掌握方法。在這樣的辦學理念支配下，歐美的大學把培養學生獨立地獲得知識和方法、養成從事探索的興趣與習慣為己任，學生在專業的領域學有所得。
在歐美的大學裏，教師一般不會對學生進行大量的知識灌輸，而是採用實驗、案例、討論、互動交流等豐富生動的方式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學生學習處於自由聽課狀態，有些文科課程沒有固定的教科書，通常只由教授或其助教就某一專題作20分鐘左右的介紹或講解，然後把有關材料發給每一個聽課人，並將他們分成若干個小組，每個小組圍繞一、兩個問題對材料進行半小時左右的討論和分析，然後每個小組由一名或兩名學生闡述他們討論的結果和觀點。在學生發言的過程中，教師不斷插話，引導學生提高分析社會問題和社會現象的能力。總之，學習時機的把握，參加考試資格的獲得，都取決於學生本人。一般而言，學生的學習精神和參與問題討論都是很積極主動的，他們爭相發言，真知灼見此起彼伏。
但是，觀察時下中國大學生的4年本科教育，真正學習專業的時間其實並不多，在專業領域學有所長、學有專攻的則更少，教師習慣於滿堂灌的教授方式，學生幾乎無人在課堂上主動亮自己的觀點，或提出質疑。相反，學生用於學習英語、準備通過英語等級考試的時間和精力卻空前絕後，以至可以認為中國大學對學生英語水準的重視是世界各國所絕無僅有的。英語四級考試、六級考試的成績是教育行政部門對大學教學進行評估的重要指標，英語考級成績也是決定學生是否能獲得獎學金的關鍵性因素。於是，一部分學生無論上什麼專業課，他們對教師在課堂上講了什麼內容都心不在焉，卻目不轉睛地盯牢與專業課毫不相干的英語教材，或對著英語辭彙手冊默念不止，並且還佔用大量課餘時間去攻讀作為工具的外語。大學研究生院錄取新生時，英語具有一票否決的作用，英語未達到所規定的分數線，無論專業成績考得多好都無緣成為研究生。反而很多英語系的專科、本科畢業生，在對所報考的專業知之甚少，甚至此前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憑藉英語專業的優勢考上研究生的人卻愈來愈多。也正因為如此，英語成了學生最努力學習的科目，英語在大學教育中被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
中國大學生在4年大學的黃金時間裏，花如此多的精力與時間去攻讀英語，由此浪費了大量學生學習專業課的時間，錯過了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最佳時機。對此，不少大學的有識之士紛紛提出質疑，他們認為這種現象“實質上是教育體制中缺少因材施教的表現。英語學習不應該在大學中佔據如此比重，應當加強中小學時期的英語學習，以減輕大學生在專業學習上所承受的英語壓力。如果大學生在專業學習上有所突破時，就業時的優勢自然就凸顯出來。”“現行英語教育的效果與其投入並不相稱。英語教育在我國學歷教育體系中對象最廣、持續時間最長，但與實際使用英語的人數做比較，肯定浪費了不少寶貴的人力和財力。”中國現在的大學教學品質與日俱下，由此可見一斑。
老子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們承認中國的大學在師資、體制、管理系統等方面都離世界一流學府有相當大的距離，通過借鑒歐美大學的經驗，只有革新大學管理系統，改變教學方式，並重研究和教學，推進產學研結合，鼓勵有特色的大學良性競爭，中國大學的進步及進入世界名校之林才是可期的。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