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界缺乏的正是由學者信譽認可帶來的晉升可能。這也是復旦大學把人事學術晉升權力由學校下放到學科，以求減少行政干擾、發揮學術共同體作用的初衷。
本報見習記者 溫才妃
僅憑一兩篇有價值的論文，不論是否在“權威”和“核心”雜誌上發表，就能獲得大學教授參評資格？以前這僅是天方夜譚，如今復旦大學推行的“代表作”學術評價制度，打破了正教授候選人必須有10篇核心期刊論文（至少2篇發表在權威期刊上）的“剛性”要求，有望把年輕教師從埋頭苦熬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文章數的困境中解放出來。
對於年輕教師是福祉，對於復旦的學術圈亦然。或者說，復旦正在嘗試著把人事學術晉升的權力交還給學術共同體，還學術以追求高品質的本來面目。
“代表作”的靈魂是創新
由於古文字學列入權威級別的學術期刊特別少，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的郭永秉差點因缺一篇權威刊物文章，與副教授晉升失之交臂。
從事西方古典學研究的歷史系教師張巍，因學科需要多國語言基礎、大量原著閱讀量，發論文的週期比一般學科要長許多，只好對晉升抱著“打持久戰”的態度。
自2010年新制度推行以來，他們都成為復旦“代表作”學術評價的受益者，前者晉升為中文學科最年輕的副教授，後者最年輕的教授頭銜剛剛被打破。
復旦此次推行的“代表作”學術評價制度，鼓勵學校和院系制定的學術標準難於判別的、個別真正優秀的文科申請人，自主向學院提交1～3篇代表作。通過學院學術評估後，由學校隨機選擇5位校外具有較高學術聲望的學者，匿名對申請人是否“真正優秀”、“能否破格”、“是否勝任”等問題進行學術評估，並最終決定是否同意候選人參加高級職務競聘。
大學裡的很多改革，幾乎與“創新”分不開。然而，復旦大學人事處處長周亞明則表示“代表作制度不是一種創新，而是一種回歸”。這是一種怎樣的“回歸”？
過去相當一段時間裡，我國的CSSCI文章很少，以量考核對推動國內文科學術水準發展起了重大作用。如今，我國的論文數量已位列世界第一，相形見絀的是科研論文的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之後。
“高級職稱是一個指揮棒，現在只是回歸到對一個教師的正常評估——從重視數量轉向重視品質。”周亞明說。
復旦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人文學部主任俞吾金教授指出，真正的代表作應該在相應的研究領域裡，對前人和同時代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做出“實質性的推進”——提出了新的觀點，提供了新的論據，引入了新的觀察視角或論證方法，提出了前人尚未想到的新的、意義重大的問題，或者是解決了前人尚未解決的關鍵問題等等。
“真正的‘代表作’其靈魂是創新。”俞吾金說，“代表作制度的實施正是要避免低水準重複式作品的量產。”
“我們是學術共同體，心中有一桿秤”
民國時期，在梁啟超的力薦下（一說吳宓），陳寅恪以“三無”（無名望、無大部頭著作、無博士學位）的身份，被破格聘為清華國學院導師。而如今，鮮有因學術頂尖人物推薦，或在重大學術會議上發表精闢見解而被破格提拔為教授的情況。
中國學術界缺乏的正是由學者信譽認可帶來的晉升可能。這也是復旦大學把人事學術晉升權力由學校下放到學科，以求減少行政干擾、發揮學術共同體作用的初衷。
“我們是學術共同體，心中有一桿秤。”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院長孫向晨教授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候選人送出外審作品，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過，這是一個很好的聲音，需要傳達出去。
“代表作制度產生的最大效應是對學者的評價由外在進入內在。”孫向晨表示，如果只是靠比較幾本書、幾篇刊物文章，中國的學術將很容易陷入唯利、唯名的怪圈，因為一些外在的、形式化的指標，完全可能出現事實上沒有達到教授的標準，但外在條件卻遠遠達標的人。“要打破怪圈必須重視學術同行的評價，逐漸形成高端學術的口碑，更重要的是要帶動學術圈的良性迴圈。”
在他看來，代表作制度能夠成功的一個前提保障是學術共同體的同行自律。學術共同體首先要有很高的學術水準，這是一個基本要求；其次要有很強的榮譽感，珍惜學術共同體共同的學術財富。此外，學術共同體對於同行的評價是一種恪盡義務的表現。
作為一些國際雜誌社、境外大學的外審人，許多情況下孫向晨純粹是盡審稿義務，不收或僅收較少報酬，並要客觀地給出評價。“事實上，能盡審稿義務，學者應該視作一種榮譽。某某刊物、大學的審稿人也是學者學術地位的一種象徵。”
然而，即便外審專家用心審稿、評價，也難免存在不敢輕易說低他人論文的人情審稿現象。“為了減少外審中人情干擾，人事部門作為協力廠商力量，可以在確保公平性問題上發揮作用。” 孫向晨說。
復旦採取的做法是外審人與候選人實行“雙向回避”，先由候選人提出3個應回避的審稿人，人事部門在避免學術近親的基礎上，隨機選擇5位本學科高水準的校外專家。在審查過程中，外審專家遇見與之學術觀點有爭論的文章，還可以主動回避。
下一步，注重評審中的精確性
一位專家從事外國哲學方面的研究，他最擅長的是古希臘哲學，假如把德國古典哲學方面的材料讓他審，也算專業對口，但其評審可能不如專門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的專家那麼深入。俞吾金的擔憂，也是復旦挑選外審專家遇見的棘手問題。
在孫向晨看來，建立專家庫不能單純地參考國家現有的一級學科、二級學科進行，應該儘量有較準確學科定位，另外文科專家庫的挑選應該放眼整個漢語世界，盡可能將港澳臺專家、國外的華裔專家、漢學家收錄進來。
據悉，復旦目前採取部分院系上報、部分人事部門挑選的方式，文科專家庫已收入了1000余名專家，並處於不斷滾動調整當中。復旦今年打算將代表作制度推向理科，而理科專業許多頂尖的學術在國外，未來能否克服審稿週期長等問題，將專家庫的覆蓋面鋪向全球，這也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目前，國內除了復旦大學，浙江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也在試行代表作評審制，當未來有越來越多的高校加入代表作制度的行列，選擇外審專家的生態機制是否會發生改變？如何確保選擇的精確性？
俞吾金認為，每年同時申請職稱晉升的人並不多，外審專家一般不會有太多的壓力或負擔。關鍵在於外審專家一定要出於公心，本著極端負責的精神進行審查。
孫向晨表示，如果中國高校大規模採用代表作制度晉升，同等級或同類型的高校相互評審比較合適。每所大學的評審標準不同，倘若地方院校均按照北大、復旦的評審標準，顯然無法進行；同一類型的高校彼此間較易瞭解對方的學術進展、學術地位，互評更能增加科學性。他同時提醒，切忌陷入盲目追逐大牌專家審稿的局面，因為即使是學術頂尖的專家，也是術業有專攻的。
“代表作”的空間有多大
自復旦推出代表作制度，不少人對該制度拍手稱快，他們認為遏制學術論文發表索取高價版面費，逐步取消博士生在學期間必須在CSSCI上發表論文的硬性要求，減少在論文寫作中出現的剽竊現象和雇傭槍手寫作——這些都是不久的將來代表作制度延伸開來的“周邊效應”。
然而，代表作制度的空間到底有多大，目前仍是一個未知數。一所試行類似代表作學術評價制度的大學相關負責人就以“開展效果不明顯”，婉拒了記者的採訪。 
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副院長盧曉東教授指出，在以數量論英雄的科研管理評價的大氛圍下，採用代表作學術評價制度可能會影響到學校和學科作為整體的指標評比。例如，教育部高校評估、一級重點學科評估等都仍然採用重數量的標準。如果代表作制度導致SCI、CSSCI文章數量下滑，校方必然要經歷一段時間的陣痛。
中國的大學正處於激烈振盪期，並不是每一所高校都有改革的底氣，尤其是在教育部嚴格管理的地方院校。事實上，復旦在推行代表作制度的同時，原來以量晉升的標準也仍在延用。
“復旦代表作制度對科學研究的導引非常好，這種‘慢工出細活’的做法有助於促進高校整體氛圍由普遍的盲目繁忙向適度悠閒轉變，促進高校研究者由小問題的研究轉向核心、關鍵問題，對於促進大學創新、培養未來的大師具有哲學意味。”盧曉東說，“不管怎麼說，復旦改革的勇氣值得嘉許，其他高校應當反思現有的科研評價中簡單的市場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