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漢堡） 驚聞荷華作家林湄於2025年8月9日病逝，享年81歲，不禁想起那些年與林大姐的接觸，想起她的文學成就和她對歐洲華文文學所做的貢獻…… 那是2014年在廣州舉行的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上，專門辟出一個場所，展示海外作家的作品，我注意到一個大書架上滿滿兩層擺得全是一位作家的作品，這位作家就是來自荷蘭的女作家林湄大姐。她的作品，不僅量多，而且質高，其中代表作《天望》和《天外》，更是煌煌巨著，受到了海外文學研究界的廣泛關注。這讓我對林大姐敬佩有加。 2016年，我在布拉格舉行的歐華文學會首屆國際高端論壇上又見到了林大姐。通過幾次接觸和會議前後的電話採訪，我對她的人生和創作有了一定的瞭解。梅花香自苦寒來，林湄的人生旅程從大陸到香港到歐洲，堪稱三部曲。其中頗多坎坷，她卻獨自接受了生活中不幸風浪的襲擊，在逆境中奮力前行。始終滿懷創作激情，譜寫人間百態，道出海外炎黃子孫的心聲。林湄的創作引人注目並為許多讀者所敬仰，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她就被譽為“歐洲華人文學的新星”，如今這顆新星已成為歐華文壇的耀眼巨星，發出更加絢麗奪目的燦爛光輝。   人生三部曲之一：在大陸被樹為知青標兵 林湄，原名林梅，出生於福建泉州華僑世家。原籍福清上逕鎮梧崗村，祖父為新加坡華僑，父親林敦淵出生於新加坡，年輕時在上海求學時參加過抗日救亡運動，國共合作抗戰時期在浙江麗水任軍郵局長。抗戰勝利後調任於杭州、泉州等郵電局。她從小跟隨父親的工作輾轉調動，長大。先後就讀於梧崗小學、虞陽中學、福清一中。她和祖母在鄉間，因有僑匯接濟，生活優越，度過了快樂的童年時光。兒時水稻田裏抓青蛙、玩泥巴的經歷，讓她受到大自然美的薰陶。 她母親是浙江蕭山的—位江南才女，在母親的薰陶下，林湄自幼愛好文學，閱讀了大量中外文藝作品，進而喜歡寫作。小學期間，第一篇作文《遠足》就得了95分。還曾兩次在學校作文比賽中奪魁，林湄考初中，作文《難忘的一天》獲滿分。 福清在福州以南四五十公里，是著名僑鄉。印尼巨富林紹良（1916-2012）就出生在福清。林湄悠悠回憶，“那個村子的男人們都下南洋了，留守在家的女人們就一天天地等，然後就是寫家書，她們不識字，就讓我代寫，我覺得寫這些信很容易。”寫作生涯從此展開，當時她上小學三年級。“寫完信便送給我一條繡花手絹”，林湄回憶起來，小小的獎勵讓她非常開心，“我念書時作文很好，拿起筆來就能寫，很小就有當作家的夢。” 她13歲就開始在校刊發表詩歌散文，如《故鄉》、《借柴》、《江陰島》等。初中畢業後，因成績優秀而保送到高中。作文常常被老師作為範文張貼在課堂牆上，如《讀<勸世歌>感想》等等。 18歲林湄高中畢業，就在她躊躇滿志準備報考大學時，某領導看中了她這個出生於“華僑世家”的代表，想把她樹立為紅旗下的“時代典型”，便千方百計動員她到廣闊天地插隊當農民。在那個紅色鋪天蓋地的年代，她只有順從而無其他路可走。在福清音西公社農村，她懷著純真的信念和青春的熱情戰天地鬥風雨，成為先進 “青年標兵”、“勞動模範”、“讀毛選積極分子”。 說起知青下鄉插隊，不少人以為是文革期間1968年開始的運動。實際上，60年代初就已動員部分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以解決就業問題，當時還樹立了幾個標兵如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等，都是北方人，而林湄被樹為“南方的邢燕子”。 時代的大潮將豆蔻年華的林湄推向了浪尖。由於帶頭到農村插隊鍛煉，1966年，她被福建省教育廳樹為歸僑子女先進典型。到處作報告，在千人的大會上談自己下鄉的體會，可謂大紅大紫。林湄回憶說：“在我面前都是鮮花、政府官員對我的期望和祝願，我好像被一條條紅錦段包裹著的小青樹。” 正當她以“又紅又專”、“優秀青年標兵”的身份被保送到北京一名牌大學深造時，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驟雨降臨了，不僅革去了她上大學的青春夢，而且把她打入了地獄深淵，一夜之間，她從“紅標兵”變成“黑標兵”，在“文革”中飽受衝擊，受盡了人間的屈辱和苦難。   人生三部曲之二：在香港成為名記者 “文革”的經歷讓林湄傷透了心。心灰意冷，萌生去意。她和丈夫結婚後住在上海外國人居住的特殊公寓。由於都是僑眷，丈夫於1972年被批准移居香港。林湄次年才到港島，昔日的雄心壯志都已幻滅，曾打算相夫教子，做個小女人。但在香港，生活環境變了，她的丈夫也變了，1981年，林湄終於結束了多年煩惱不安的婚姻，拖著兩名幼兒艱難地開始獨自謀生。她先後當過玩具廠工人、珠寶店售貨員、廣告營業員。 為了生活，她開始經商，想掙一筆錢後再從事她喜愛的文學創作，然而天不隨人願，她被奸商所騙，血本無歸。這是林湄人生的又一次災難。 她直面悲慘的不幸，沒有沉淪，而是撫平心靈的創傷，重拾年少時對文學的執愛，毅然地拿起筆來，並將名字林梅改為林湄，其意是：將快要枯死之林，移種於“在水之湄”，以寫作來恢復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林湄自知自己性情與個性不適合經商，決心吃“文字飯”。當時她一面在香港《經濟導報》廣告營業部供職，一面利用業餘時間頑強地進行文學創作，一篇篇精美的散文和短篇小說在她筆下湧現出來，見諸香港各報刊。她以優美的文筆和豐富的情愫開始在香港文壇嶄露頭角，一步步走上文壇。 第二年，林湄如願地來到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任記者編輯。在這裏，如魚得水，施展才華。她從小就對中國老一輩作家充滿愛慕與尊敬，改革開放後，她開始關注那些命運多舛的作家與高級知識份子。從1985年起旋風般頻繁地出入內地，採訪了一系列大名鼎鼎的學者作家藝術家，如錢鐘書、楊絳、馮友蘭、湯一介、張光年（光未然）、巴金、丁玲、冰心、沈從文、蕭乾、蕭軍、俞平伯、夏衍、陳景潤、梁漱溟、馮牧、楊沫、茹志娟、王蒙、劉海粟、趙少昂、範曾等等，寫出一篇篇訪問記。林湄能夠接連採訪這麼多大家，足見她作為記者的功力。這些文章發表在五大洲幾十家華文報紙上，在海內外引起很大的反響，其中數篇專訪被世界47家華文報紙同時轉載，震動了海外文壇。林湄也從此躋身於香港的名記者之列。 難得的是，很多名人從此與林湄結下友誼。中國現代文學館收藏的沈從文先生手跡中，就有給林湄的一封信；巴金也為她的書題字。而林湄的記者生涯中最有趣的，則是成功“撬開”了錢鐘書的嘴巴。 當時錢鐘書對新聞界人士避之惟恐不及，聽說他連英國電視臺記者的採訪都斷然拒絕了。1985年初冬，林湄通過文藝報總編吳泰昌先生聯繫，但錢鐘書在電話中回答“謝謝她的好意，這次免了。”吳泰昌便約林湄來個“突然襲擊”，沒有打電話預約就直接找上門去。他們按了門鈴，出來開門的正好是錢鐘書本人……錢老客氣地招呼他們坐下，林湄單刀直入地提問，錢老就用幽默來抵擋“這分明是引蛇出洞不成，來了個‘甕中捉鱉’。”由於林湄有備而來，隨之對錢老請教自己讀《圍牆》後的一些看法和想法，錢老隨和地一一回答了她提出的問題。當問到錢老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看法時，錢老笑答了一段重要的講話。事後，林湄發表了一篇題為《“甕中捉鱉”記》的人物專訪。文章中關於錢老對諾貝爾文學獎的那段精彩陳述，引起中外文壇的震撼。不久，錢老寫信給林湄幽默表示是非只因口多言，因他先後收到三位讀者來函的抨擊。當然，錢老一笑了之，不予回答。 回憶此事，林湄說“錢先生當時還議論了幾位紅得發紫的人，但不許我記錄和公佈。”事後才知道，這是錢鐘書平生唯一一次接受記者的採訪。 1989年, 林湄把30篇中國學者名家專訪結集在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文壇點將錄》。著名翻譯家、老記者、作家蕭乾為她作序。蕭乾很欣賞林湄的採訪技巧，說她“能拆除採訪者與被採訪者之間的藩籬，把採訪變為談心”，“有一種不尋常的本事，使被採訪者向她啟開心扉”。這本書很有文學和史料價值。2006年“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再版時，書名改為《精神王國的求索者》。 在從事新聞工作的同時，林湄也進行文學創作。1986年，她的散文小說集《誘惑》出版了。一問世，即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評，祝賀的信、電如雪片般飛來。著名老畫家劉海粟大師專為《誘惑》題簽和題詩道：“嶺上紅梅得古馨，高寒出手氣無論，萬花敢向雪中出，一枝獨先天下春。”因林湄原名林梅，老畫家在詩中以梅花的高潔來稱讚她。 一炮打響，並沒有使林湄沾沾自喜，她認為，只有長篇小說才能更廣泛、更深入、更全面、更細緻地反映香港女性的現實與命運。1990年，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淚灑苦行路》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了。這部小說以上世紀80年代的香港為背景，以動人的筆觸、細膩地描寫了3個“受傷”的女人因選擇人生路向有別，反映出不同的生存態度與存活的方式。小說以敘述和回憶的形式透視了她們在遇到坎坷後的心理反應，在愛與恨、靈與肉、生與死的各種層面作了精彩的描寫。小說一問世，立刻在海內外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文學大師巴金在讀了這部長篇小說後，在扉頁上寫了大大的一個“路”字，誇獎她寫出了“女人難走的路”。 《淚灑苦行路》僅在中國內地，一年內就重印了3次。回憶起寫作背景，林湄皺著眉頭說：“一個女性要是不同流合汙，在社會上該有多麼難！我當時寫這個小說，就是想回答‘娜拉離家出走之後怎麼辦’的問題。”挪威劇作家易蔔生（1828-1906）的劇作《玩偶之家》中娜拉遇到的問題，也正是林湄在香港經歷和看到的。她用生花妙筆，描繪了東方娜拉們的多樣人生路。 《誘惑》、《淚灑苦行路》及短篇小說集《羅經理的笑聲》是林湄步入香港文壇的里程碑。《淚灑苦行路》，更是她的成名作，奠定了她在香港文壇的地位。   人生三部曲之三：在荷蘭潛心寫作 1989年，林湄開始她人生的“第三部曲”。那年夏天，林湄為了尋找新天地，毅然離開香港，闖蕩西歐。先到比利時，受聘根特國立大學漢學院任特邀研究員，第二年移居荷蘭後，為香港《文彙報》寫了10年的專欄。由於隨筆和小說兩個專欄需要每天撰稿，熬夜、加班是家常便飯。日復一日握筆寫作，手指甚至出現了肌肉粘連。手術後手掌還裹著厚厚的紗布，回家就拿起筆來，堅持寫作。可以想像，初闖異國他鄉的不易與艱辛。 到荷蘭不久，林湄便以她的詩歌風靡了這個風車之國。1991年，她的《春之頌》榮獲荷蘭文化基金會主辦的國際詩歌節詩賽獎，這是基金會主辦13年以來荷蘭華人第一次獲此殊榮。1995年11月，又以《相逢》一詩再獲此獎。事隔數年又是同一位華人詩人再度蟬聯此獎，一時傳為佳話。 定居荷蘭的林湄，擺脫大都市的喧囂，潛心寫作，尊從獨立思考的文學觀與內心的大自在，操守自我的作家生存形式與姿態，每次出門習慣性帶上紙和筆，一旦靈感湧動，立即記在紙上。此外，她十分珍惜時間，即使做家務，都會巧妙安排。“我一邊在廚房裏開著小火煲紅燒肉，一邊在書房寫作，這樣兩不耽誤。寫作倦了的時候，就起身洗洗碗、掃掃地，當作調換腦體活動。” 就這樣，林湄在創作這塊園地上廣種深耕，迎來了創作的豐收：除了詩歌《春之頌》和《相逢》之外，還出版了散文集《如果這是情》、隨筆《我歌我泣》和散文詩集《生命·愛·希望》、遊記《帶你走天涯》、中短篇小說《不動的風車》、《西風瘦馬不相識》，長篇小說《漂泊》、《浮生外記》、《紅與藍》（原名“艾瑟湖”）等。
期間出版的長篇小說《漂泊》、《浮生外記》再次引起華文文學界的關注。前部小說反映中外戀情，由於東西方社會文化、價值觀差異、兩種文化的碰撞、影響與發展所產生的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後部寫荷蘭四代華人的滄桑命運與現實生活的投影。以上作品大都深層次的反映了海外華人的生活和命運，引起了許多海外華人的共鳴，獲得荷蘭僑界的讚賞。幾位僑領倡議合資於1995年6月16日至18日，在荷蘭南部的安特霍芬市（Eindhoven）舉辦“林湄文學創作研討會”。來自中國、德、英、法、荷、比、盧等國家和地區共40多位作家、評論家、翻譯家、出版家、教授和記者參加，對她的文學創作給予高度的評價。 在開幕式上，研討會籌委會主席林德華先生（歐洲華僑華人社團聯合會第一任主席、中國海外友協顧問、荷蘭德臨集團主席）致開幕詞說：“這次華人女作家研討會，在西歐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它對弘揚中華文化，加強中西文化交流，奠定華人文學在歐洲的地位有著重要的意義。林女士移居歐洲以後以嚴謹的創作態度和堅忍不拔的精神，排除種種困難而取得了很高的文學成就。這不僅是她個人的成就，也是我們歐洲華人的驕傲。” 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常務書記張鍥說：“林湄是一位勤奮有才情、有熱情、有追求的作家，也是海外華人作家隊伍中有生氣的一顆新星。對於人生她有不倦的追求，她的長篇小說《淚灑苦行路》以深刻、感人的社會內容打動著讀者。林湄有著苦難的經歷，但她對祖國的感情沒有改變，她的許多作品都在祖國出版。” 法國著名翻譯家李治華說林湄創作的題材均是我們日常關注的社會問題-----比利時根特國立大學漢學院東西文化研究所所長魏查理（Willemen, Charles）教授在會上表示林湄的文學作品貴在兩種文化的讀者均能接受-----會後，“林湄文學創作研討會”被中外數十家報刊及數家歐洲國家電臺報導，中國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也作了報導。 1997年2月24日，荷蘭國際廣播電臺中文臺訪問林湄，問及對一些海外華人作家一鳴驚人、名利雙收的看法，她開誠佈公地表示：“我不會迎合洋人的趣味寫作，更不會損害祖國與自己的尊嚴去換取個人的利益和好處，因為沒有民族自尊的作家不是好作家！” 赤子之心可見。她始終堅持以華文寫作，並說：“漢語是世界上美麗而悠久的語言之一。我相信只有母語才能準確深刻地表達作家的思想與情感。”   廿年磨兩劍：《天望》和《天外》 閱歷是作家創作的“資本”。林湄用一句高度概括、濃縮的話，形容她的人生之路：“我先後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殖民地的香港和資本主義的歐洲生活。”三種不同社會制度的人生經歷，鑄就了她與眾不同的認識世界的角度、寬度和高度，造就了她的作品的錯綜複雜的背景和深刻的思想內涵。 林湄說：“海外華人作家創作主要有兩類，一類是表現過去的家鄉情結；一類是關注海外華人在生存國的命運和思想。我屬於後一類。”她認為自己受教育在東方，現在生活在西方，跨越兩種文化，比當地土生土長的作家有優勢。她認為“作家應忠於良知，忠於民族自尊，把時間和精力放在怎樣寫好作品上，像挖礦一樣把好的東西挖出來。要耐得住寂寞，不受誘惑，讓作品給人以力量、智慧和思考，經得起時間和讀者的考驗。” 她身體力行，用“十年磨一劍”的精神打造具有深刻思想內涵的傳世精品。由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１０月份推出的５０萬字長篇小說《天望》，可以說是林湄對東西方文化、對人類命運思考的一個成果。 這部小說以荷蘭莊園主弗來得的傳道生涯及其與來自福建閩南漁村的妻子微雲悲歡離合的情感發展為主線，交織出一幅世紀之交的歐洲社會生活圖畫。在這幅歷史畫卷中，作者將視線主要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表現了在歐洲的中國移民的真實生活，另一方面展現了歐洲現代化社會的病態景象。當今人類社會面臨的錯綜複雜性，形而上者如靈魂拯救、價值重建、終極關懷問題，具體如戰爭、種族歧視、人權、環境污染、非法移民、同性戀、吸毒、戀童癖、失業、破產與企業外遷轉產等問題，這部作品都有涉及。作為小說，它凝聚文本的不是曲折離奇的故事，而是一個關於人生意義與人生選擇的問題。正如作者望天興歎：“作為個體的你，將何去何從？” 林湄解釋說：“《天望》就是天人相望，現代人往往自視甚高，每天忙忙碌碌，但要問他到底忙個什麼，在生活中到底要什麼，他又說不上來。這說明人活得聰明還不夠，還要活得有智慧。”她又說：“我也在尋找這種智慧，並在尋找的過程中獲得了世人難以理解的平安與喜樂。” 談起這本新作，林湄的自信便一覽無餘。她說，要寫好這本書是不容易的，需要作家有跨越東西方的豐富的人生經歷。"我在中國受過完整的教育，又在西方社會生活了十餘年，這種獨特的經歷對拓展我的視野，有很大的幫助"。換句話說，只有所謂的“邊緣作家”，才能寫出這本書來。 林湄是這樣解釋邊緣作家的概念：“我既不完全屬於東方，也未完全融入西方，可以說是生活在東西方的邊緣。”人在邊緣，就有了距離，有了距離，才容易去觀察，去思考。林湄一再強調思考的重要性，她說，這本書融入了她對多元文化的思考，對世界的思考、對人類未來的思考。她甚至宣稱，“要讀懂這本書，必須邊讀邊思考”。 有評論家說，《天望》這本書，既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自傳體小說，也不同於一般的移民小說。她在關注東西方文化衝突、碰撞、相互接納和融合的同時，更注重的是人的精神歸屬問題，也就是要尋找“靈魂”的家園。《天望》體現的是一種對人的生命價值和生存意義的探討。 此書曾在《歐洲時報》全文連載，引起了強烈反響。一些評論家讀後認為，這是一部對人類精神家園終極關懷的巨著。法國巴黎大學比較文學教授韋遨宇教授稱讚《天望》是這場新千年、新時代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一只報春之燕。2008年《天望》被越南漢學家翻譯成越文，越南國家“文藝報”全版刊登當地評論家的好評。2009年，《天望》獲中國女性文學獎。 2014年由中國國際出版集團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發行的長篇小說《天外》再度引起了文學評論界的重視。又一個“十年磨一劍”。該書系林湄出版《天望》後的新一部扛鼎之作。 長篇小說《天外》以歐洲華裔移民郝忻、吳一念夫婦的 “婚姻危機”為切入點，牽扯出五個不同樣式的家庭，構成西歐社會、以及華人的日常生活與情感世界。描敘30多年來中國崛起對海外華人的影響。作者用地球村的視角關注人性與命運的關係，認為文化、教育等必須與科技、物質同發展才能提高人的素質，獲得一個民族的真強大、真文明。 2015年1月9日在北京舉行了《天外》作品研討會。林湄稱，作為《天望》的姊妹篇，小說的每一章、每一個人物都寄託了她對社會、人性、生存、高科技發展的沉思。社科院文學評論家楊匡漢研究員認為，《天外》把傳統和現代聯繫起來，小說中不同文化觀點、不同文化氣質融匯，作者以傘狀結構鋪展小說，最終集於一條思想的主線。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楊恒達教授談到了《天外》中人物的浮士德精神。他認為當代社會發展中，人的平庸化是一個總的傾向，怎樣在當代社會背景下看待浮士德精神，浮士德身上所體現的人文精神，是否可以在當代或東方的社會中繼續發揮作用？小說主人公郝忻受到了各種誘惑，也面對著各種矛盾，這些問題幾乎是每個現代社會的人都會面對的，是否還需要精神上的追求，林湄通過郝忻這個人物給出了答案。 《天外》付梓，林湄並沒有因此鬆懈下來。她認為，文學是一項慈悲的事業，寫作是她祈禱式的生存方式。小說雖然結束了，但人間的故事沒有結束，生命短暫，文學則是無窮無盡的。她告訴記者，只要頭腦一天還清楚，她就會繼續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