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與馬塞爾·格羅斯曼（Marcel Grossmann）之間的友誼與合作，是科學史上一段耐人尋味的佳話。不僅因為他們共同努力推進了廣義相對論的誕生，更因為兩位摯友在性格與認知風格上截然不同，卻形成了認知上的互補。本文將從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的視角出發，探討這對20世紀初科學拍檔如何在思維方式上優勢互補、在學術和心理上互相扶持，並分析這一合作對當代科研組織和STEM教育的啟示。 不同的大腦，同步的友誼 愛因斯坦與格羅斯曼相識於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TH）的學生時代。兩人迅速成為莫逆之交，但在學業態度和認知方式上截然不同。愛因斯坦厭惡刻板的課堂紀律，常蹺課自學，對不感興趣的課程缺乏耐心；而格羅斯曼則勤勉有序，幾乎從不缺課，尤其擅長數學。正如美國物理學會檔案所描述的：“格羅斯曼恰好擁有愛因斯坦所缺乏的那些循規蹈矩的品質。愛因斯坦泡在圖書館或實驗室時，格羅斯曼在數學課上記了極好的筆記，並在考前欣然借給好友”。愛因斯坦自己後來也坦言，若沒有格羅斯曼的筆記，他難以想像自己如何通過考試： 中文：“…他不是像我這樣一種流浪漢和離經叛道的怪人，而是一個浸透了瑞士風格同時又一點也沒有喪失掉內心自主性的人。此外，他正好具有許多我所欠缺的才能……準備考試時他把這些筆記本借給我，這對我來說，就像救命的錨；我怎麼也不能設想，要是沒有這些筆記本，我將會怎樣。”英文： “... He was not, like me, a drifter and eccentric nonconformist, but a person thoroughly Swiss in style and yet who had not in the least lost his inner independence. Moreover, he possessed many of the talents which I lacked. … When preparing for examinations he lent me these notebooks, which were like a lifeline for me; I would rather not speculate on what would have become of me without these notes.” 這段話出自愛因斯坦晚年的自傳性文字，生動勾勒出兩人在認知風格上的差異：愛因斯坦自認是“不守規矩的怪人”，傾向自由散漫的思考；而格羅斯曼則“瑞士式”謹慎嚴謹，理解力敏捷、辦事井井有條，正好彌補了愛因斯坦的弱項。格羅斯曼不僅按時聽完所有高等數學課程，筆記工整詳盡，以至於“任何人看到他的筆記本都會自歎不如”。這些筆記成為愛因斯坦的“救命稻草”，幫助他渡過了考試難關。可以說，在大學期間典型與非典型的兩種認知風格因為友情而融合：一個喜歡發散式思考、蔑視條條框框；一個習慣結構化學習、遵循秩序。兩人的友誼建立在彼此欣賞的基礎上：格羅斯曼欣賞愛因斯坦的才華與獨立思考，曾向父母斷言“這個愛因斯坦日後必成大器”；愛因斯坦則對格羅斯曼雪中送炭的務實支持感念在心。從現代神經多樣性的角度看，這正是一種“互補性思維”（complementary thinking）的體現：兩種不同的大腦，通過合作碰撞出更大的火花。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學者和心理學家曾推測，愛因斯坦或許屬於我們今日所謂的“神經多樣性人群”。例如，有觀點認為愛因斯坦表現出一些高功能自閉（Asperger綜合征）的特徵，如童年時期沉默寡言、社交能力弱且異常專注於興趣領域；也有人指出他在常規學校教育中注意力渙散、不守紀律，這與ADHD（注意力缺陷多動）特質不無相似。當然，事後診斷歷史人物並不嚴謹，這些猜測只能說明：愛因斯坦的認知風格與典型人群有差異，他的大腦可能更偏向非典型的“神經分化”模式。而格羅斯曼則恰恰代表了一位高結構化、任務導向型的思維風格持有者。如果套用現代術語，我們可以粗略地說愛因斯坦的大腦更“發散”、跳躍，不善於循規蹈矩；格羅斯曼的大腦更“收斂”、有序，擅長系統性學習。這種差異非但沒有阻礙他們，反而成為友誼的資產——正如神經多樣性理念所強調的：不同的大腦可以優勢互補，共同完成單獨個體難以企及的成就。 學術合作：互補優勢促成相對論的誕生 大學畢業後，愛因斯坦一度處境艱難。儘管他成績優秀（以接近滿分畢業），卻因在校桀驁不馴、得罪教授而未能留校任職。1900-1902年間，他輾轉於臨時教師和助教職位甚至賦閑在家，經濟窘迫、心情抑鬱，曾悲觀地寫信給家人表示自己“對親人而言只是負擔…我如果不在世上，大家可能反而輕鬆些”。在這人生低谷之際，老朋友格羅斯曼再一次向他伸出援手。格羅斯曼把愛因斯坦的困境告訴了自己在官場頗有門路的父親，後者隨即舉薦愛因斯坦去伯爾尼的瑞士專利局工作。正是這條線索，讓愛因斯坦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愛因斯坦在自傳中深情地提及此事： 中文：“馬耳塞羅·格羅斯曼作為我的朋友給我最大的幫助是這樣一件事：在我畢業後大約1年左右，他通過他的父親把我介紹給瑞士專利局（當時還叫做‘精神財產局’）局長弗裏德裏希·哈勒。經過一次詳盡的口試之後，哈勒先生把我安置在那兒了。這樣，在我的最富於創造性的活動的1902—1909這幾年中，我就不用為生活而操心了。即使完全不提這一點，明確規定技術專利權的工作，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真正的幸福。它迫使你從事多方面的思考，它對物理的思索也有重大的激勵作用。總之，對於我這樣的人，一種實際工作的職業就是一種絕大的幸福。因為學院生活會把一個年輕人置於這樣一種被動的地位：不得不去寫大量科學論文——結果是趨於淺薄，這只有那些具有堅強意志的人才能頂得住。然而大多數學術性的工作卻完全不是這樣，一個具有普通才能的人就能夠完成人們所期待於他的工作。作為一個平民，他的日常生活並不靠特殊的智慧。如果他對科學深感興趣，他就可以在他的本職工作之外埋頭研究他所愛好的問題。他不必擔心他的努力會毫無成果。我感謝馬耳塞羅·格羅斯曼給我找到這麼幸運的職位。”英文： “The best thing Marcel Grossmann ever did for me as a friend happened around a year after I finished my studies. With his father’s help he recommended me to Friedrich Haller, the director of the Swiss Patent Office. After an extensive interview, Mr. Haller gave me a job there. This relieved me of existential pressures during the years when I produced my best work. Moreover, the work of examining technical patent applications was a true blessing for me. It compelled me to engage in very many-sided thinking, and offered important stimulation for thought about physics. Following a practical profession is a blessing for people of my type, because an academic career puts a young person in a sort of compulsory position to churn out a large number of scientific papers – a temptation towards superficiality that only those of strong will can withstand. In contrast, most practical work is not like that at all; a person of ordinary ability can accomplish what is expected of him. As an ordinary citizen, one’s daily life does not depend on any special genius. If someone has a deep interest in science, they can immerse themselves in researching the problems they love in their spare time, without worrying that their efforts will be fruitless. I am grateful to Marcel Grossmann for finding me such a fortunate position.” 愛因斯坦的這段話充分體現了格羅斯曼給予他的實質性支持：經濟上的安穩和精神上的自由。在專利局朝九晚五的工作不僅解決了愛因斯坦的生計問題，使他“最富創造性的幾年不用為生活操心”，而且那單調卻多領域涉獵的審查工作激發了他的科學靈感，讓他“從事多方面的思考”，對物理思維產生了重要促進。愛因斯坦深知如果當年留在學術圈，反而可能因壓力而“趨於淺薄”地頻發論文，這對一個沉思型的人來說並非幸事。相反，在專利局當“小職員”卻給了他無拘無束思考深層次問題的空間。這種非傳統的職業路徑，正是由格羅斯曼的一念之舉鋪就。可以說，沒有格羅斯曼父子的舉薦，就沒有專利局的“奇跡年代”——1905年愛因斯坦在那裏完成了震驚世界的“奇跡年論文”，奠定了狹義相對論和光量子理論的基石。 進入1910年代後，兩人的合作更是直接推動了廣義相對論的誕生。1912年，愛因斯坦受聘回到蘇黎世工大任教，老同學格羅斯曼此時已是該校數學教授。愛因斯坦意識到自己在黎曼幾何和張量分析方面的欠缺，需要向專家請教。“老朋友在蘇黎世會面了，愛因斯坦又得向格羅斯曼求援了”，傳記中如此描述他們重逢時的情景。格羅斯曼毫不猶豫地投入合作：“格羅斯曼又一次幫助了愛因斯坦。他與愛因斯坦進行了多次長談，並把愛因斯坦領進了數學方法的園地，這些方法有助於愛因斯坦解決新的物理學課題”。格羅斯曼向愛因斯坦介紹了義大利數學家裏奇（Gregorio Ricci-Curbastro）發展出的“絕對微分學”（張量微分方法），以及黎曼幾何中曲率張量的概念。這些正是廣義相對論數學框架的關鍵工具。有了格羅斯曼的幾何學指導，愛因斯坦豁然開朗，兩人很快提出了引力場方程的初步形式，並於1913年合作發表了著名的《綱要》（Entwurf）理論。雖然“綱要”理論中的場方程還不完善，但它標誌著愛因斯坦已經找對了引力幾何化的道路。對此，物理史家楊振寧也曾評價：“除了在數學上曾得到希爾伯特和格羅斯曼的有限但十分可貴的幫助之外，愛因斯坦幾乎單槍匹馬奮鬥了10年才建立起廣義相對論”。格羅斯曼的作用可謂“有限但十分可貴”。他幫助愛因斯坦跨越了數學的鴻溝，將直覺物理圖景精確地表述為自洽的數學理論。在廣義相對論最終完成後，愛因斯坦始終銘記好友的貢獻。在1915年發表完整的場方程時，愛因斯坦特意在論文中致謝“格羅斯曼於數學上的寶貴協助”。從學生時期借筆記、找工作，到中年時期解難題、共署名，可以說格羅斯曼見證並參與了愛因斯坦科學生涯中最關鍵的幾個階段。 反過來說，愛因斯坦對格羅斯曼也有激勵和成就上的“饋贈”。格羅斯曼雖然是數學天才，卻未必能獨立做出震撼物理學的大發現。通過與愛因斯坦合作，他的數學才能找到了用武之地，也在相對論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愛因斯坦非常信任這位老友，甚至在探索引力理論的過程中多次寫信與之討論細節。據記載，愛因斯坦在致格羅斯曼的信中不諱言自己的困惑，直呼：“格羅斯曼，你得幫幫我，否則我要瘋了！”。這樣的求助足見他對格羅斯曼能力的倚重。在心理層面，愛因斯坦在科學道路上並不孤獨，他隨時有一位志同道合又技能互補的朋友可以傾訴想法、尋求支持。這種夥伴關係無疑給了愛因斯坦極大的信心和慰藉，正如他在專利局時期組建的“奧林匹亞學會”也從好友中汲取精神力量一樣。
對於格羅斯曼而言，與一位偉大科學家共事本身也是榮耀和精神激勵，更不用說兩人的友誼長達數十年，一直持續到格羅斯曼1936年去世。在人生的風雨中，他們互相提供著學術上的支持和情感上的支撐。 神經多樣性的互補範例 若從當今流行的神經多樣性理論來看，愛因斯坦與格羅斯曼的合作正是“異腦協作”的經典範例。神經多樣性主張認為，自閉譜系、注意力缺陷、多動、讀寫障礙等非典型神經類型並非病患，而是人類大腦自然變異的一部分，每種類型各有其獨特優勢。高功能自閉個體往往專注、善於模式識別和系統性思考；ADHD個體則富於創造性聯想和發散性思維。當不同神經類型的人一起工作時，認知多樣性往往會帶來“1+1>2”的效應——正如近年組織心理學研究所證實的，神經多樣化團隊在解決複雜問題、創新發明方面的表現優於單一認知風格的團隊。 在愛因斯坦和格羅斯曼身上，我們可以窺見這種互補性的端倪。試想，愛因斯坦那種“跳躍的大腦”如果沒有格羅斯曼的支持，也許會因為現實挫折過早放棄學術追求——正如愛因斯坦自己也承認，如果第一篇論文就讓他得到大學職位，反而可能落入學院派的窠臼。幸運的是，格羅斯曼的介入為他的奇思妙想提供了結構和保障：格羅斯曼的嚴謹彌補了愛因斯坦的散漫，他的數學天賦將愛因斯坦的物理直覺鍛造成可靠的理論工具。可以說，愛因斯坦和格羅斯曼的合作是“發散思維”與“收斂思維”的一次美妙結合。一位側重從宏觀原理直覺出發，另一位確保在微觀細節上自洽完備。這樣的搭配在現代認知心理學中被稱為“雙腦模型”（dual mind model）的雛形：即兩個不同認知優勢的人協同工作，分別充當“大局觀”和“細節控”，從而實現單一個體難以達到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愛因斯坦–格羅斯曼式的互補不只是能力上的，更包含了心理契合層面。高功能自閉者常常在社交上感到孤獨和不被理解，而愛因斯坦雖未被正式診斷，但他生前多次流露出“與人相處不來，更喜歡獨處思考”的傾向。格羅斯曼則性格溫和、富有同理心，是愛因斯坦可以信賴的傾聽者。可以想像，在他們每週的咖啡館漫談中，格羅斯曼的存在給了愛因斯坦一個安全空間去暢談離經叛道的念頭，而無需擔心被嘲笑。這種心理上的支持對於一個非典型思維者發揮才智是至關重要的——正如今日越來越多的研究所強調的，包容性的環境能讓神經多樣性人群的潛能得到釋放。愛因斯坦後來對妹妹瑪雅說過，格羅斯曼等朋友讓他“在年輕時逃離了精神上的孤島”，這或許不是誇張之辭。 對當代科研與教育的啟示 愛因斯坦與格羅斯曼的故事跨越一個多世紀，卻對今日的科學組織和教育實踐依然具有啟發意義： ①科研團隊多樣化：當代研究已高度證明“認知多樣性推動創新”。企業和實驗室開始意識到，組建由不同思維風格人士構成的團隊可以激發“創意摩擦”，帶來互補視角和突破性思路。愛因斯坦-格羅斯曼的搭檔正是早期範例：他們證明了突破性的理論往往來自多種思維模式的碰撞融合。今天的科研管理者應當效仿這一點，鼓勵理論物理學家與數學家、發散思維者與收斂思維者密切合作，而非各自為戰。正如《自然》雜誌的一篇評論所指出的，廣義相對論的成功“並非愛因斯坦一人之功，少為人知的同事們幫助他拼湊起理論拼圖”——現代“大科學”更需要擺脫“孤膽英雄”神話，擁抱團隊多樣性。 ②STEM教育包容性：愛因斯坦高中輟學、大學複讀的經歷表明，傳統教育體制往往不利於那些思維方式非典型的天才。如今的教育工作者應從中吸取教訓，在STEM教學中為“愛因斯坦式”的學生提供支持。例如，對於專注自學卻不善應試的學生，教師可以像格羅斯曼那樣提供結構化的引導（例如整理筆記要點、提供額外輔導），而不是簡單給他們貼上“不努力”的標籤。同時，鼓勵學生組成互補的小組合作學習—讓“數學能手”與“創意發想者”搭檔完成專案，在互助中各展其長。這樣的跨腦型協作將培養學生認識到多樣性是優勢而非劣勢。愛因斯坦在晚年一次演講中談到教育時強調，應多講述那些“憑藉性格和判斷的獨立性對人類做出貢獻的人”的故事。將愛因斯坦與格羅斯曼的故事引入課堂和團隊，無疑是對這一理念的最好注解：獨特的思維需要包容性的環境才能開花結果。 ③職場與社會支持：在更廣闊的範圍，愛因斯坦的成功提醒我們，對於具有神經多樣性特質的人才，社會的支持和包容至關重要。如果沒有伯爾尼專利局那份“包容性工作”，愛因斯坦也許無法安心鑽研理論。今天許多企業（如SAP、微軟等）已經啟動了“自閉症就業專案”，為譜系人士提供適合其才能的崗位並取得顯著成效。這些實踐印證了愛因斯坦經歷的道理：給予“不走尋常路”的大腦一個友善靈活的空間，他們往往會創造出超乎尋常的價值。 結語 當我們以神經多樣性的眼光回顧愛因斯坦與格羅斯曼的合作，不難發現，他們的成功之路遠不是天才孤軍奮戰的神話，而是兩種不同“大腦”相互配合的勝利。一個在雲端漫步，另一個為他系上風箏線；一個敢於天馬行空，另一個確保腳踏實地。從課堂筆記到引力方程，他們彼此成就的故事證明：包容與協作能夠將認知差異轉化為創新動力。正如沃爾特·艾薩克森在《愛因斯坦傳》中總結的那樣，格羅斯曼不僅幫愛因斯坦找到了第一份工作，還在數學上助他將狹義相對論拓展為廣義相對論。這段跨越腦型的傳奇友情啟示我們：最偉大的創造常常源於多樣心智的攜手共進。 在21世紀的今天，無論是科研團隊還是教育機構，都應努力營造這樣的環境：讓每一種大腦的獨特光芒都能被看到，每一種才能都能被另一種才能所扶持。畢竟，愛因斯坦已經告訴我們，“對我這種人來說，從事一種實際職業是一種極大的幸福”；而對於我們這個多樣性日盛的時代來說，能讓每個人按其腦型各得其所、合力創新，亦將是整個人類的巨大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