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小說史3》在航班上斷斷續續地讀，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長時間的中斷，不僅沒有在2023年年內讀完，而且也沒有在2024年讀完，總算在2025年中讀完了。掩卷論定，作為小說史，寫得還是很不錯。如果有類似的當代小說史，也可以讀讀。   第一章是總論性的“現代小說的普及和深化”，提綱挈領地說明小說在從1937年起或者稱為第三個十年的發展。包括新文學總體的進程，也有文學觀念的碰撞大而化之就是對真、善、美的不同認知，更有小說體式的演變從開始的通俗化和紀實性到後來的厚重和反思。當然厚重只是相對前面通俗和紀實而言，反思則有不同層面，如文化風俗、社會政治、時代思潮和深層心理。  
第二章關於出入戰區的流亡作家。專節論述浪跡天涯探尋藝術的碧野、尋覓中原山地豪強性格的姚雪垠、穿透鄉土和人性廢墟的王西彥、留亡的京派田濤，分節論述大後方的作家陳瘦竹、劉盛亞和汪曾祺。這些作家中，姚雪垠讀過後來寫的多卷本《李自成》，王西彥聽說過但想不起哪些小說讀過，碧野讀過中學課本選的散文，汪曾祺讀過他晚年的短篇小說。姚雪垠作品有些質樸強悍，有些柔婉清淺。後者的代表作是第一部三分冊三十餘萬字的《春暖花開的時候》(重慶現代出版社，1944)，寫臺兒莊戰役前後大別山下抗戰講習班中青年男女的學習和交往。“作者以大量的筆墨描寫三種少女性格類型，拿天上東西比喻，是太陽、月亮、寒星；拿地上的東西比喻，是瀑布、清溪、秋潭；拿文學作品比喻，則是散文、韻文和情詩。(p. 86)”多少有些是在烽火連天的大背景下構建了現代大觀園，因此暢銷但不被激進的評論界贊許。王西彥也是同時寫鄉土題材和知識份子題材，前者有“農村婦女三部曲”，後者有“知識份子三部曲”。“知識份子三部曲”的第一部是長篇小說《古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探尋了一類讀書人心靈軌跡，同時反省古老的鄉土文化。屋主曾就讀於京師大學，自稱早年參加過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現實中以哲人自居，“一個真正有修養的快樂主義者，就得在生活享受的不可能中尋求可能，在亂離中尋求平靜，在苦難的世界中自享安樂—一切精微之處全在這裏。(p. 104)”小說是“一曲對古老家族和依附古老家族的知識者人生的哀婉動人的歌謠。(p. 105)”“知識份子三部曲”中後兩部分別是《神的失落》(福建永安新樂社，1945)和《尋夢者》(上海中原出版社，1948)。《神的失落》的男主人公是在北平戀愛失意的貧窮農家弟子，回到閉塞小山城當中學教員，女主人公是在他資助下完成師範學習的小學教員。“這個失落的‘神’，就是一個農民氣質的知識者的愛情追求和人生理想。……‘神的失落’，乃是他們以純潔的靈魂，在命運的捉弄下完成的社會悲劇和心靈悲劇。所謂命運，則是亂離時世罪惡的金錢勢力所造成的價值顛倒和禍福無常。(p. 107)” 《尋夢者》的主人公也是大學時戀愛失意而隱居古寺，想從農家少女處求愛情，得到的只是報恩。“這位人格分裂，‘一半是鄉下人，另一半是城市人’的知識者，實際上是民族災難當頭的年代，想在山野間尋求寧靜的人生幸福和心靈藉慰而不可得的‘多餘人’。(p. 109)”此外，“短篇《獸宴》諷刺了把學界化作官場和情場的亂世俗物。(p. 109)”故事發生在浙東某中學。“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王西彥的鄉土小說多用第三人稱，知識者題材的小說多用第一人稱。後者限制了他的自然和社會的視野，迫使他在抒情和哲理交融中，拓展人物的心靈視野。(p. 108)”譯有蕭伯納作品的戲劇翻譯家和研究者的陳瘦竹的“中篇小說《聲價》，寫的是知識份子公務員在物價飛漲中‘人價’的漲落，在滲透著身世之感的辛酸中，爆發出對炎涼世態的蕭伯納式的揶揄。(p. 127)”不過，“我只曉得東西有漲有跌，那個料到人也有漲有跌的呢！(p. 127)”未免有些少見多怪了，所謂“人價”，其實是人的勞動力價格，自然會隨行就市。   第三章是七月派小說。所謂七月派是聚集在《七月》(1937-1941)以及1944年創刊的《希望》周圍的文人，包括胡風、艾青、蕭軍、蕭紅、端木蕻良、賈植芳等。這些人名字都聽說過，也知道些八卦。專節論述了直追人物心理性格的丘東平和在心靈史詩探索途中的路翎，分節論述彭柏山和冀汸。這幾位小說家過去都沒有聽說過，看過後興趣還是不大。   第四章的華南作家群。作者概括了華南作家的獨特風格，“把南中國特殊的社會性態、日常生活方式、甚至人種氣質，帶進小說領域。(p. 206)”“以多姿多彩的筆墨描繪粵閩桂城鄉的民情民俗，描寫東南亞華僑社會的生活風貌，從而以鄉土的和異域的情調想整個中國文壇顯示自己的獨特存在(p. 208)”。“南國風味和南亞情調，……清婉的抒情性。……相當善於揣摩青年女性溫柔、慧敏和鬱悒(p. 209)”。專節論述有寫政論味小說的馬寧、有傳奇生涯的司馬文森、富有民間色彩的黃穀柳、戰火中發掘嶺南壯與悲的於逢和易鞏、小說融入南國詩情的陳殘雲和開創港味城市文學的侶倫。只有陳殘雲過去聽說過，電影《羊城暗哨》的劇本作者。司馬文森寫有記實中篇《尚仲衣教授》(桂林南方出版社，1940)，主人公是留美博士，曾任中山大學教授，放棄“美國紳士式生活”，擔任四戰區政治部宣傳組上校組長，“辦事認真而不善處世，總喜歡把同事起草的檔刪改得頭破血流。(p. 221)”後在香港因車禍身亡。陳殘雲的中篇小說《新生群》(香港學生社，1950)，“是一部中學校園小說，它以一清如水的抒情筆墨，描寫一群高中女學生在四十年代後期的人生歸趨和心靈成長過程。(p. 258)”  
第五章關於東北流亡者作家群(下)。流亡作家群興起於1931年，到1937年其實已經過鼎盛期。因此除了最初來自東北外，似乎也難以概括共性，故而該章沒有總論性質的一節。只講具體作家，專節論述吟詠土地與人的端木蕻良、北望邊陲體悟人生的駱賓基，分節論述其他流亡者作家羅峰、白朗和孫陵，此外專節分別論述東北和華北淪陷區的小說，涉及作家梁山丁、王秋螢、關沫南、袁犀、梅娘、關永吉等。除了端木蕻良和駱賓基外，這些作家都沒有聽說過，聽說過的作者其實也沒有看過作品。駱賓基的短篇小說集《北望園的春天》(上海星群出版社，1947)收入的同名短篇小說，是“一幅充溢著才情的戰期後方城市的浮世繪，它以幽深而略帶調侃的抒情筆觸，瀟灑自如的描繪出人生的平淡、寂寞和悲酸，而且這種平淡、寂寞和悲酸的人生又套有種種枷鎖，……多重的相互映照的人生，構成了一個被遺忘的角落，大時代遺忘了小人物，小人物也遺忘了大時代。……這種封閉的角落和卑庸的人性，無孔不入而又不動聲色地消磨著人的生命，釀造著艱難時世的‘幾乎無事的悲劇’。(p. 311)” 駱賓基還寫有長篇自傳體小說《混沌—薑步畏家史》。白朗1934年發表於《國際協報·文藝》的中篇小說《四年間》是位純潔無瑕、清高向上的知識女性婚後四年的自省，“具有追求個性解放的基調，探索女子的結婚與抱負的矛盾，揭示婆媳關係、家庭地位、生兒育女、世態炎涼對一個不甘消磨的青年女性難以掙脫的消磨，心理描寫婉轉輕柔，鬱積悲淒(p. 324)”。她還寫有自傳體中篇《在獄外》，依然清婉、幽深而悲憤。李陵的長篇《大風歌》(第一部)(上海萬葉書店，1947)雖然是寫哈爾濱淪陷前後的風雨，但也有風雲中的讀書人，“一對新婚青年……因師生戀受外地小鎮所唾棄，……拜會已在‘煮雪齋’歸隱的恩師、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藍滄海，在那裏遇到了把胡適的《嘗試集》稱為《相思集》的H埠‘獨一無二’的詩人羅維奇，和留法歸國、坐過牢獄、很受青年學生歡迎的青年教授李昂。(p. 331)”藝文志派作家古丁的長篇小說《平沙》(滿日文化協會，1940)寫古老小鎮中的婚姻家庭之變。退隱為醫的稅務局長把自己的獨眼女兒馬其姝嫁給沒有遺產繼承的稅吏兒子白今虛並資助他讀大學。“在白今虛做著‘留學—博士—教授’一類遼遠而美麗的夢之時，目不識丁的馬其姝對勸她入民眾學校甚為反感，說：‘我頂討厭你們這些念書的人！誰家的闊少爺念書哪！願意吃香，就吃香的，願意喝辣就喝辣的，誰象你們似的成年到輩外城跑！’(p. 355)”後來岳父死，妻子通姦敗露自殺，白令虛沒有經濟來源，當過家庭教師，一度是學生運動的弄潮兒，最終當了京城的小吏。“濫讀雜書，想在佛、老、波特萊爾、尼采那裏尋覓靈魂和智慧的歸宿，反而由此陷入大昏迷、大疑惑，只好收拾行囊，回故鄉寫自己的抒情長詩《心史》了。(p. 356)”藝文志派作家小松的十二萬字長篇小說《無花的薔薇》(滿日文化協會，1940)寫中學畢業生與自稱“野百合”的小姐雨中邂逅後的浪漫生活。袁犀擅長寫痛苦心靈。長篇小說《貝殼》(北平新民印書館，1943) “申訴了在自由戀愛思潮湧動下，青年女性受淺薄的或險詐的男子玩弄或遺棄所造成的有若煉獄一般的心靈痛苦。(p. 379)”女主懷孕後被拋棄的接盤俠是位大學教授，對妻子溫存，為中年得子而喜悅，卻不知是螟蛉之子。作者在《前記》中稱，“我寫了些知識青年男女的生活，寫著他們怎樣在生活裏沉溺，寫著他們的思想的混亂和迷惑，善變與矛盾。由於他們的教養造成他們的痛苦，由於他們的知識製作的罪惡，並且人性的醜惡的一面是怎樣的被人類的教育程度以及現代生活所掩飾而伸張著。(p. 380)”   第六章是上海孤島及其後的小說。該書根據日軍佔領情況把上海文學分為 “孤島”時期(租界週邊淪陷)、淪陷時期和“文藝復興”時期(光復後)。“光復後的上海最優秀的小說，境界是開闊和深邃的，帶有沉思的品格和歷史動態感的。其中，如《寒夜》是巴金最成熟的小說之一，《圍城》則以錢鐘書光芒四射的才華震驚文壇，都標誌著這個時期的長篇創作所達到的歷史水準。(p. 405)”從我個人的偏好，這個時期的上海的長篇小說，是現代小說的巔峰。專節論述了徘徊於鄉土抒情和都市心理寫照之間的師陀、逶迤於哲理、心理和浪漫情調之間的徐訏、洋場社會的仕女畫家張愛玲、才學兼勝的諷刺奇才錢鐘書，分節論述羅洪、程造之和無名氏。這些作家除羅洪和程造之外都聽說過，但只讀過張愛玲和錢鐘書。   張愛玲對上海有獨到的認知。“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煉。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裏有一種奇異的智慧。(p. 460)”對現代社會的個人孤獨有獨特的感受。“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呢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櫥窗力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個人都是孤獨的。(p. 460)”因此她能“在工筆與速寫的筆調反差，以及古與今、人與鬼、沉滯的盛裝與時髦的裸露的意向反差中，畫面展示了一個時空錯綜、華洋混雜的，不應共存、而又畸形地共存，前景不堪預測、也無以預測的世界。(p. 453)”她的《傾城之戀》的結局，就是我所謂的以自身的魯棒性對沖世界的不確定性。“在動盪的世界裏，錢財，財產，地產，天長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惟有擁被相對，才彼此看得透明通亮，僅僅是一刹那的徹底的諒解，然而這一刹那能夠他們在一起和諧地活個十年八年。於是他們登報結婚：‘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個人主義者是無處置身的，可是總有地方容得下一對平凡的夫妻。’(p. 456)”張愛玲小說的藝術特色，“語言的華麗、雅致、圓融光潤和意向豐富(p. 471)”。“對語言的顏色、情調、動靜和意蘊多有及其敏慧的體悟，寫肖像，寫口吻，寫神態，寫氛圍，不乏筆致輕靈，才華閃爍，瀟灑自如。(p. 472)”“在古今意象、中西意境相錯綜複雜之處，變幻想出一幅幅充滿蒼涼與不安的洋場仕女圖。(p. 473)”順便一提，張愛玲的故事中很少有教授學者出場。少有的幾個例外是短篇《茉莉香片》《封鎖》《殷寶灩送花樓會》。   錢鍾書的小說堪稱教授小說的典範。產量不高，就是結集出版的四個短篇和一個長篇。“短篇集《人·獸·鬼》(開明書店1946年6月版)，就在出格的敷寫中顯得想像卓絕，折射出一種奇特的、甚至怪異的光彩。(p. 475)”“這類作品中表現的錢鐘書的天真，是機智的天真，不作偽，不稚嫩，而充滿著妙思紛集的機鋒。(p. 476)”“在人生邊上作隨想式眉批的超逸態度，給作家架設了一個不執不滯的心靈空間，飛文染翰，才氣泉湧，想像無羈無束(p. 474)”“人生大書邊上的眉批旁注，談神說鬼，狀獸寫人，不必正襟危坐，也許枝節橫生，卻因此筆在格套之外，驅遣自如，妙想迭至，每篇小說都給人展示一個新的智慧世界和藝術境界。(p. 480)”被譽為新《儒林外史》的《圍城》(上海晨光出版社，1947)“也許是中國現代長篇小說中展示了最豐富的知識界眾生相和最舒展的文化智慧聯想的作品之一。(p. 480)”在我看來，如果限於“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完全可以去掉“之一”。小說在“中西文化大撞擊、國難家愁相激蕩的巨大的智慧背景和現實背景之中 (p. 481)”，揭示“洋學銜和舊學問錯綜時期新儒林的諸生相。揭示他們官場化和商場化的空疏和迂腐、虛偽和卑瑣，揭示他們從國外回到國內，從家庭走向社會、又複歸家庭的彷徨無主、無所歸宿的靈魂。(p. 481)”小說“描寫以方鴻漸為典型的一班歸國留學生、教授、名士、或學術術士，在洋場和鄉鎮、學校和家庭的一座座‘圍城’之間的奔突和顛躓，並且以嘲諷和憂鬱的眼光去觀照人的(p. 481)”“‘圍城’一詞，包含著作家濃郁的人生憂患意識，它象徵著一個難以解開的阿芬克斯之謎，一個充滿期待與懊惱、尋找與失落的悲喜劇的人生連環結。”(p. 483)”與前期短篇小說相比，“作家的創作態度趨於深沉，有《人·獸·鬼》中眉批旁注式的隨性呈才，變得‘憂世傷生’，進而窺視和剖析社會的一部分人類的‘基本根性’了。(p. 482)”其藝術風格也是我最欣賞之處“作者以其淵博的知識儲備和卓越的聯想能力，對中外風習、典故、名人軼事和諸多學科的學問，隨手拈來，涉筆成趣，既切合人物的身份、口吻、脾性，有能於重要關節處透入一層，使世相洞然。(p. 485)”這種博學和機智成為不可企及之處。“由於作家智慧太高，也許偶有過火之處，但在蔚為大觀的中國現代諷刺藝術中，繼魯迅的深刻、老師的溫厚、張天翼的俏皮、沙汀的沉鬱之後，有增添了錢鐘書式的機敏，因此這部長篇在四十年代上海文壇中機趣溢出，良堪壓卷。(p. 485)”錢鐘書的專節，還附了他夫人楊絳的小說分析。她的所有小說過去都在博文《象牙塔旁》說過，書中只討論3篇《璐璐,不用愁！》《玉人》和《鬼》，我覺得《小陽春》和《“大笑話”》更有意思。楊絳小說“顯示了對女性心理敏慧的觀察和婉細的抒寫才能。……於細緻的心理體驗之中，增濃了風俗習尚的氛圍渲染，筆墨趨於婉曲蘊藉(p. 486)”。 “較之錢鐘書那種光芒四射的才華，她的小說才華未免略嫌清淡，因而在文學史上她的小說家的名聲逐漸被翻譯家和學者的名聲所掩蓋，而錢鐘書的小說卻能因其卓越學者的盛譽變得身價百倍了。(p. 488)”   上海其他重要作家及作品。師陀早期屬於“京派”重鄉土抒情，後期在上海致力於都市文學。《馬蘭》(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寫鄉村少女的由鄉至城又由城返鄉過程中的頑強生命力。她傾心的兩位男人都是讀書人。“馬蘭是鄉鎮小生意人的女兒，由於民軍司令鄭大通蓄意霸佔她，就與老師喬式夫，一個翻譯馬克思著作的書卷革命者逃到K城(即北京)。喬式夫在小車站的旅館佔有了她，卻對她毫無愛情。他的生活方式是把人當作機器：‘一個人將桌子當作世界，什麼春天、快樂、幸福、人生，全置若等閒。’而馬蘭是尊重生命的，……於是她傾心於儀錶堂堂的大學教員李伯唐，李礙於與喬式夫的朋友情誼，冷淡了她的愛情，反而勸她：‘在一切美德中，忍耐對我們最有用。’(p. 432)”後面的故事就更有傳奇性。馬蘭鄉間落草，成為綠林女俠，拒絕了追求她的李伯唐。小說作者告白，“你不要的你將永遠得不到。說得更明白些，應該是—先前你放棄的，你將永遠得不到。(p. 433)”這個道理不錯，但文人未免把習武看得太容易了，落草為寇並不容易。師陀的《結婚》(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寫上海歷史教員胡去病拋棄妻子鄉下小學教員林佩芳而迷戀富家小姐洋場尤物田國秀最終殺人和被殺。“一種迷誤於田園情調和洋場風味的選擇，最後以民族危機的大背景下的田園失落和洋場崩毀為其悲劇的結局。(p. 435)”徐訏是教授作家，北大本科和研究生，巴黎大學博士。他的《吉普賽的誘惑》(上海夜窗書屋，1941)寫“我”學成從巴黎歸國取道馬賽時在吉普賽女郎撮合下與模特潘蕊一見鍾情而結婚，回國後“我”有教職但潘蕊不適應，重回馬賽，潘蕊重當煙草公司廣告如魚得水，“我”則孤獨妒忌。最後兩人都到南美成為流浪的吉普賽人。《風蕭蕭》(上海懷正文化社，1946)是發生在上海的諜戰故事，男主人公“我”是學者研究哲學，雖然踐行獨身主義但與三位身份不同個性迥異的女子有情感糾葛和政治牽連，她們是重慶特工舞女白蘋、盟軍間諜美國交際花梅瀛子和時髦歌手美國小姐海倫。白蘋希望“我”研究哲學而不要成為政治工具，但她自己後來中日軍埋伏犧牲。海倫去深造音樂，梅瀛子完成任務後隱藏起來，“我”則去了大後方。此外，女作家羅洪的小說隱含“對卑庸勢利、不明民族大義的小市民的刻薄的誅心之論。(p. 495)”“解剖了某種在窮途末路中清高自賞，在安貧樂道中與世無補的國民心理，並且讓這種心理狀態在險惡的民族壓迫好社會壓迫中歸於毀滅，從而昇華出一種深沉的憐憫和苦澀的嘲諷。(p. 497)”該章也涉及沒有專節或分節論述的作家和作品，例如蘇青的自傳體小說《結婚十年》(天地出版社，1943)和《續結婚十年》(上海四海出版社，1947)，說明在當時境內最開放發達的城市，已婚知識女性在社會和家庭中都舉步維艱。   書中解放區小說內容較多，分上下兩部分，為第七和八章。其主題“這是一種理性高揚的文學，連人的情感都帶有濃重的社會理性的色彩。這是一種渴望英雄的文學，它渴望的不是孤獨的、而是集體主義的英雄去改變苦難深重的民族命運。(p. 523)”我覺得第一句中兩個“理性”都應該改為“理想”更貼切。“一種高昂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彌漫著戰爭的作品。在血與火面前，歌唱個人、或者表現自我，會被看作羞恥的事情；至於兒女情長，甚至吟風弄月，那是有點不識時務了。(p. 524)”“通俗化和大眾化，是解放區小說的一個基本的藝術特徵。(p. 526)”專節介紹了地道本色的新“農民作家”趙樹理、從新英雄傳奇到鄉土寫實的馬烽、黃土地上呈現藝術潛力的(前期)柳青，風雲變幻之秋的詩體小說家孫犁、農村社會變動的風俗畫家周立波，展現北方土地初春畫卷的康濯、馬加，寫新英雄傳奇的孔厥(和袁靜)，政治抒情的隨軍記者劉白羽。“趙樹理與前兩代新文學作家有一個明顯的不同之處，他與農民大眾，尤其是走向新的天地的農民大眾有著深刻的血緣關係，他得天獨厚地把農民的情感、趣味和智慧，化作自己的血肉和靈魂，這使他無可替代地成為四十年代農民與新文學的遇合點。(p. 560)”柳青偶有精策之論，如過去在《創業史》中讀過，“人生的路很漫長，緊要處只有幾步，特別是年輕的時候。”《種穀記》(山東新華書店，1947)則有，“人在真正的恐怖中，有時倒還能聽之任之地過活，唯獨在自己製造的恐怖中，愈來愈加重著恐怖的氣氛。(p. 530)”孫犁“表現他才性的不是接近筆力雄恣、才氣縱橫的東西，而是追求精神婉妙、情韻真醇的東西。在藝術情調的剛與柔、肆與醇之間，他選擇的是韻柔之美、真醇之美。(p. 596)”這部分小說，我在年輕時沒有選擇時也讀過一些。例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馬烽的《呂梁英雄傳》，孫犁的《荷花澱》，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孔厥和袁靜《新兒女英雄傳》以及其他如《雞毛信》《雨來沒有死》《地雷陣》等。但並不喜歡。閱讀過該書的相關兩章，或多或少有些“同情的理解”，其實是更理解自己的不喜歡。主要是對通俗缺乏共鳴，也不欣賞過於直白的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