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馬兆遠回國以後建設的第一個超冷原子平臺。受訪者供圖 ■本報記者 孫滔 2007年，28歲的馬兆遠站在了岔路口。 那時的他是一名博士後，在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和馬里蘭大學聯合量子研究所，那裡大佬雲集。他所在的是199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William Phillips的實驗室，但馬兆遠的研究並不順利。 尤其是當他看到了真正的科學家是什麼樣子——他們心無旁騖，把研究當成生活的樂趣，沒有把拿諾貝爾獎這件事當成人生的追求。一直以來心高氣傲的馬兆遠突然發現，自己並不具備這樣的精神境界。他隨即進入了一種虛無的狀態——他從小被灌輸的信念是，拿獎才是追求，一旦看到諾貝爾獎跟自己這輩子絕緣了，巨大的失落和彷徨撲面而來。他開始懷疑自己的追求。 再三反思後，馬兆遠發現了一個可怕的事實。他憑藉物理競賽從太原來到了北京，敲開了北京大學的大門，繼而進入英國牛津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再到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做博士後。原來，當年的物理競賽對他而言更像是一塊敲門磚，他所有的努力，都是朝著一個看似功利的目標而去的。 那並不是真正的熱愛，用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話講就是，他過分強調了成功，卻將與成功相關的活動放到了對立面。 馬兆遠想離開物理了，他渴望真正的自我實現。 大轉身 當年馬兆遠是認真的。看到身邊很多人去了美國華爾街，他也想試試。他申請到了華爾街的職位，同時也拿到了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後錄用通知。 如何選？正好馬兆遠在牛津大學的導師Keith Burnett教授來到美國。他向導師求助：“如果我放棄物理去華爾街，你會不會失望？”當時Keith也正面臨職業轉變——不再擔任牛津大學數學、物理與生命科學部主任，即將前往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當校長。他告訴馬兆遠：“只要你覺得開心，我就會支持你的決定。” 這讓馬兆遠很欣慰——在一個成熟的社會，人們並不覺得離開耕耘多年的物理學是對師門的背叛。 不過思忖再三，他還是決定留在物理領域，“要不再換個環境試試”。他的下一站就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馬兆遠於2009年回國，加入了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這時候他才30歲，但看起來光芒四射。此後6年間，他參與設計了我國空間站超冷原子實驗平臺，並承擔了其中物理單元的總體設計和空間中玻色子與費米子相互作用的研究工作。毫無疑問，如果按照既有路線走下去，他的前途坦蕩開闊。 然而2015年，馬兆遠又轉身走了。他給出的理由是，頂尖的物理學研究是需要童子功的，“好的工作是35歲以前做的。沒辦法，你到了這個年齡段就得退役”。 這一年，他再次見到了導師Keith，並得知Keith在謝菲爾德大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該校與波音公司等多家企業聯合，搭建了先進製造研究中心（AMRC）。正是這個機構的崛起，幫助謝菲爾德這座英國老工業城市煥發生機。 馬兆遠眼前一亮，一個新的機會擺在了眼前。2015年的中國製造業面臨轉型升級，而作為整個歐洲再工業化的標杆，謝菲爾德模式或許對中國意義非凡。他決定離開物理圈，加入謝菲爾德大學，擔任AMRC智慧製造教授。這位實驗物理學家打算把謝菲爾德大學的經驗梳理出來。 他開始促進清華大學和謝菲爾德大學的合作，希望這個模式在中國落地生根。2018年，他加入清華專門幹這件事。 “世界的邏輯” 可惜，現實比馬兆遠瘦削的臉龐更骨感。 Keith當年能做成，是因為他有著非同一般的資源調動能力。中國的情況不一樣。馬兆遠的願景沒有成為現實。那時，國內高校教授大都專注于發表論文，並不熱衷這種宏觀項目。同時，馬兆遠發現，自己個性上的短板導致他很難真正進入一個行政體系去做事。換言之，他高估了自己的動員能力和調動周圍資源的能力。 從2015年到2022年，馬兆遠躬身入局的結果只是出版了《智造中國》這本書，那是2022年1月份出版的。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者，“著書立說”是他更好的選擇。 同年，他加入了南方科技大學，擔任自動化與智慧製造學院長聘教授。因對智慧製造的研究，他同時成為該校商學院的兼職教授。 他的科研轉向了人工智慧。在南方科技大學，除了研究具身智慧，他把更多的關注放在了引導年輕人的思想上。 馬兆遠一直在審視諾貝爾獎。在他看來，中國人很難獲諾貝爾獎的原因之一，是“當我們踏入一片知識的荒原需自行開拓時，常常不知所措，因為我們不清楚自身的起點，也不瞭解如何建立新的學問體系”。於是，他開設了一門選修課，名為“人工智慧的邊界”。正是這門課，成就了他2025年出版的圖書《世界的邏輯》。 他本來考慮的是，以人工智慧為切入點探討人類的理性從何而來，可沒想到一發不可收。他的課從古希臘的古典理性講起，從人類走出非洲講到語言的誕生，從維特根斯坦講到羅素，從基督教文化講到現代科學，從哥德爾不完備定理講到圖靈機……他發現，原來的課程名字已經不能涵蓋所講的範疇，於是改名為“科學邏輯課”。 馬兆遠的課不拘一格。他會從繪畫講起，對比科技，比如照相機對傳統藝術的影響，並指出人類的知識不僅源於理性，更來自直覺。他說，科學是一種“通過解構進行重構”的人類行為藝術。這樣的課讓講臺下的學生陡生驚豔之感。 這門課火了，“幾乎天天有學生要求加課”，以至於從一開始容納50人的課堂擴大到160人的課堂——那是學校最大的教室。 馬兆遠想到，是時候把這門課的內容寫成書了。 他有兩個初衷：一是讓年輕人更多認識現代科學，使之具有真正的獨立思考能力和科學精神；二是把年輕人培養成人，而不是跟人工智慧一樣的機器。他認為，被灌輸了那麼多年的應試教育過時了，“我們的學生都認為老師有標準答案，這是不對的”。 出於這些考慮，在《世界的邏輯》末尾，馬兆遠在《應對不確定性的世界》一文中提出了名為“MAPLE”的未來教育體系——它由5個部分構成，分別是Math（數學）、Art（藝術）、Physics（物理學）、Literature（文學）和Engineering（工程學）。 其中，數學可以保證人與人工智慧“新物種”的溝通能力，藝術保證人與自己的溝通能力，物理學保證人與自然科學的溝通能力，文學保證人與人的溝通能力，工程學則強調動手能改變現實，保證人與未來的溝通能力。 借著這套厚達600多頁新書的出版，這位總是穿西裝、牛仔褲的教授打算進行一百場巡迴演講，分享他的思想。他的宣講重點是各地的高校，目標是那些年輕人。 真心熱愛 國內有位老先生評價馬兆遠，是一個“把才華浪費著玩的人”。大概意思是，按他的學術背景，沒有按照既定路線走下去，就是浪費了。 這或許是對他出走物理圈的不滿。馬兆遠沒有後悔。他是從自我實現的角度看待自己的選擇的，“35歲的時候，我考慮清楚了自己更感興趣的事情。作為一個科學家，我能完成的就這麼多事了，（如果一直走下去）我能看到自己將來退休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他自我評價是，“有北大人的一腔熱血”。他推崇中國古代“士”文化，就像譚嗣同那樣會選擇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事情，他要做“中國知識份子在任何一個時代應該做的事”。對於2015年的馬兆遠來說，這件事就是推動中國製造的轉型。10年後，這件事變成了讓更多年輕人認識世界的邏輯。 之所以能如此不受拘束，馬兆遠將之歸因於自己出生在一個相對富裕的時代，他的家庭則為他提供了一個相對寬鬆的成長環境。父親在高校工作，母親是醫生，哥哥則是一名藝術家。他的高三幾乎是玩過來的。 學術上，他師出名門。在北京大學讀大一的時候，物理學家甘子釗告訴他，“在北大做物理，一生無怨無悔”；大二，物理教育家趙凱華為其講授熱力學；大三，他到加速器物理學家陳佳洱實驗室操作加速器，學會了實驗物理和貝葉斯統計；大四，他在物理學家王義遒實驗室研究量子電子學。到了牛津大學，現任英國物理學會（IOP）會長Keith是馬兆遠的導師，算下來他還是192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James Frank的第四代弟子。 在牛津大學，剛剛退休的Roger Penrose教授會拉著馬兆遠聊《道德經》，只是馬兆遠當時一門心思放在了實驗上。那位退休老人在2020年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馬兆遠很早就與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李飛飛熟識。他們會為人工智慧能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而吵架、鬥嘴。他後來為此寫了一本書，書名是《人工智慧之不能》。 所有這些經歷中，真正讓馬兆遠感到震撼的是身邊人對科學的真心熱愛。 他經常講一個故事。在牛津大學的時候，馬兆遠所在的課題組有位50多歲的博士後Steven Hopkins。這讓二十來歲的馬兆遠很是訝異。因為在傳統認知看來，50歲差不多是一個物理學家的職業末期了。隨後他才瞭解到，這位博士後本來是一位職業音樂家，在錄音室擔任鍵盤手和鋼琴師，卻在工作了20年後，40歲時突發奇想要讀一個物理學位。他先在英國開放大學拿到學位，再來牛津做博士後。2016年12月，Steven在英國杜倫大學以研究助理的身份退休，之後又回歸了樂隊生活。 馬兆遠悟了：科學應該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生的一部分。“我們一直認為，做科學就必須成為科學家，之後就一定要拿諾貝爾獎。這樣的想法是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