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產業升級的加速，產教融合成為職業教育國際化的重要趨勢。文章首先概述了產教融合的概念及其在不同國家的實踐情況，強調了其對於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和競爭力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的重要性。其次，分析了我國職業院校推進國際化產教融合共同體發展面臨政策法規不協調、資源整合不高效、國際化能力不足等問題。再次，以常熟理工學院為例，介紹了其國際產業學院的建設理念、專業教育體系和教育治理體系的創新實踐。最後，提出了國際化產教融合的未來願景，強調頂層設計、體制機制完善和品質保障體系構建的重要性，以期提升應用型高校的國際化產教融合發展水準，更好地適應全球化趨勢下的教育需求。 關鍵字：國際產業學院；國際化人才培養；共同體；產教融合 中圖分類號：G511.9 文獻標誌碼：A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5.02.02 引用格式：薑建明.應用型高校國際化產教融合共同體：實踐、挑戰與發展方向[J].世界教育資訊,2025,38(2):9-16. 在經濟全球化和產業升級步伐持續加快的大背景之下，產教融合作為一種教育模式，正逐漸成為職業教育邁向國際化進程中的關鍵趨勢，對培養適應全球經濟發展需求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發揮著重要作用。這種趨勢不僅推動了教育資源的全球共用，也為學生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和更多的學習機會。在這一背景下，應用型高校需要不斷調整和優化自身教育模式，創建國際化產教融合共同體以適應全球化需求。 國際產業學院是一種新型國際化產教融合共同體，其立足國際聯合辦學的優勢專業，通過深度對話與緊密互動，建立國際教育與產業有效銜接機制、政產學研聯動發展機制和“城市—大學—產業”協同育人機制，培養具備國際視野、契合區域現代產業體系發展需求的高素質應用型、複合型、創新型人才。對其進行研究，有助於將產業與教育在國際化的背景下深度結合，形成協同創新、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
一、國際化產教融合的模式 產教融合是指學校教育與產業需求之間的深度融合，旨在通過校企合作等方式，培養符合產業發展需求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1]國際化產教融合則是在此基礎上，將國際視野和資源引入產教融合中，以適應全球化經濟需求。[2]其最終目標是培養能夠適應國內外市場需求、具備國際競爭力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3]不同國家高校在推進產教融合、培養國際化人才方面採取了各自獨特的策略和實踐。 （一）德國應用技術大學的雙元制教育模式：巴登—符騰堡州雙元制大學 德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展職業教育的國家之一，巴登—符騰堡州校企合作的雙元制大學開德國高等教育產學研合作之先河[4]。雙元制模式是大學與企業基於深度產教融合的高等教育模式，也是德國高等教育中極具特色的人才培養模式[5]。通過國際傳播，德國與眾多國家建立了雙元制合作夥伴關係，為其他國家職業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優秀範例和寶貴經驗[6]。 德國巴登—符騰堡州雙元制大學在經濟、技術、健康和社會工作領域與超過9000家企業和社會機構合作，提供國家和國際認可的學士學位課程，同時也提供職業一體化碩士課程和職業伴隨碩士課程。這種廣泛的合作夥伴關係為學生提供了豐富的實習和就業機會。[7] 為應對全球化經濟對技術人才的國際化需求，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和跨文化理解力，德國巴登—符騰堡州雙元制大學與全球200多所高校合作，為學生提供一個學期的國外學習，既包括在國外大學的課程學習，也包括在國外相關企業的實踐學習。例如，上海大學與德國巴登—符騰堡雙元制應用技術大學（卡爾斯魯厄校區）建立了校際交流專案，讓兩國的優秀學生能感受兩國文化和接受兩國教育，推動兩國之間的文化、教育和科研交流和發展。[8]深圳職業技術大學與德國巴登—符騰堡雙元制應用技術大學自2016年簽署合作協定以來，在多個領域開展了深入合作並共建職業教育培訓與研究中心。[9] （二）美國的合作教育模式：辛辛那提大學 美國的合作教育模式側重於通過校企合作夥伴關係，使學生在真實的工作環境中學習和成長。1906年，辛辛那提大學赫爾曼·施奈德教授首次在工程學院試點校企合作，這一合作模式很快在美國和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推廣和施行。[10] 辛辛那提大學約有1500家合作企業，大多都在世界500強之列。國際學生帶薪實習期間每週工作40小時，在12~18個月的實習中，人均收入4萬美元，最高可達6萬多美元，帶薪實習地點遍及全美乃至全球。[11]合作企業參與課程設計和教學過程，確保教育內容與行業需求緊密結合。學生能夠在真實的工作環境中學習和應用知識，從而更好地進入職場，這對於他們的職業發展和未來的就業市場具有重要意義。[12] 2013年，重慶大學與辛辛那提大學共同組建重慶大學—辛辛那提大學聯合學院，首次在中國實施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校企聯合培養教學模式。該聯合學院的課程與美國本科培養體系接軌，專業核心課程均為全英語授課，並選用英文原版或影印版教材。師資隊伍方面，該聯合學院重視國際化建設，通過引進國外優秀教師和鼓勵該校教師出國交流，提升教學品質和國際化水準。一方面，充分利用美國的優勢資源，聘請辛辛那提大學合作教師授課；另一方面，搭建平臺，選拔英語流利、教學能力突出的教師送往美國進修培訓，提高自身素質。人才培養方面，該聯合學院選拔優秀學生赴海外參加科研專案、交換生專案和企業實習。[13] （三）日本的產學官模式：岡山大學 日本是國際上第一個提出產學官合作理念的國家，產學官模式是一個更為綜合的產教融合體系，它不僅包括學校和企業的合作，還涉及政府、行業協會等多方的參與，旨在通過多元化的合作夥伴關係促進人才培養和產業發展[14]。此模式在國際上也展現出了強大的合作能力和影響力。通過國際合作，日本進一步擴大了其在全球教育和科研領域的影響力。 岡山大學的產學官模式主要通過與企業和政府機構的合作來實現。具體來說，岡山大學與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和岡山縣工商會議所聯合會簽訂了三方合作協定，推動岡山縣的產學官國際化。其中，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擁有日本國內48個據點、海外55個國家76個據點、合計120個以上的事務所網路，該機構全力支援日本企業與地區拓展海外業務，助力其實現經濟活力提升與持續發展等，為日本經濟的成長和競爭力強化作貢獻。[15] 岡山大學還積極參與日本文部科學省支援的“通過地區核心、特色研究大學的合作進行產學官合作、共同研究的設施整備事業”[16]，進一步加強與企業和其他研究機構的合作。在具體的合作方面，岡山大學與中國東北地區的7所大學共同開展了岡山大學—中國東北部研究生院留學生交流項目，培養國際優秀人才[17]，與西安交通大學簽署國際交流協定，雙方師生共同參與教學科研活動。這些合作不僅包括學術交流和人才培養，還包括技術研究和商業探討。[18] 二、我國國際化產教融合面臨的挑戰 我國對產教融合和國際化人才培養給予高度重視，並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檔，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實現高等教育與產業深度融合。[19]國內應用型高校積極回應國家關於深化產教融合、推進高等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號召，通過與企業的合作，實現了教育資源與產業需求的有效對接。在國際化人才培養方面，應用型高校採取了多種措施和路徑。通過海外辦學、與國際知名企業合作、加強師資隊伍建設、修訂教學計畫，提高國際化人才培養水準。[20][21]例如，雲南省高校作為對外開放的重要視窗，通過跨境教育產教融合，促進與東盟國家的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撐。[22]同時，實施產教融合戰略能夠提升來華留學生培養的社會價值，通過與地方企業合作，為留學生提供實踐機會，提高其就業品質和專業匹配度，打造富有特色的“留學中國”品牌。[23]可以看出，產教融合在促進國際化人才培養方面已經取得一定進展，但在政策法規、資源整合、國際化方面仍面臨一些挑戰。 當前，我國已經出臺一系列政策支持產教融合，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仍存在政策制度不健全、監控評價體系不完善等問題，這就導致國際化產教融合的推進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礙。[24][25]政策制度不健全使得一些合作項目在實施過程中缺乏明確的指導和規範，容易出現職責不清、權益保障不足等情況，進而影響合作的積極性和穩定性。監測評價體系不完善，則導致難以準確評估產教融合的實際效果和效益，無法及時發現存在的問題並進行針對性的改進，可能造成資源浪費和合作效率低下。同時，由於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企業參與國際化產教融合的動力不足，難以真正實現深度融合。此外，在國際化產教融合中，各國對於教育、產業等方面的規定和標準存在差異，協調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政策法規也面臨諸多困難，並且可能會因為各方利益的博弈而進展緩慢。 國際化產教融合發展在資源整合、專業課程體系劃分等方面仍存在諸多問題。[26]在資源整合方面，跨區域、跨國界的資源調配還不夠順暢，存在諸多壁壘和阻礙。國內外不同院校、企業之間的資源合作缺乏有效的協調機制，導致一些優質資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無法最大程度地發揮價值。同時，在資源整合過程中存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各方對於彼此擁有的資源瞭解不全面，增加了合作的難度和成本。專業課程體系劃分的問題也較為突出。在國際化背景下，對於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教育標準、行業需求的融合考慮不足，導致課程體系在國際化通用性方面有所欠缺。部分課程過於注重理論知識的傳授，不夠重視對實踐技能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養，難以滿足國際化人才培養的多元化需求。 國際化師資隊伍建設、國際職業標準制定等方面仍有待加強。[27]在國際化師資隊伍建設方面，存在師資儲備不足，教師在專業、語言和文化三個維度的教學能力較弱等問題。[28]合作辦學的授課教師勝任力和積極性有待提升，學生出國交流困難。[29]同時，在國際職業標準制定方面，缺乏足夠的主動性和前瞻性。對國際職業領域的動態變化跟蹤不及時，導致制定的標準滯後於行業發展。標準的細化和精准度也有待提高，無法全面、準確地反映國際化職業崗位的具體要求和技能要點。這使得國際化人才培養的品質和效果受到一定影響。學生難以獲得足夠的國際化知識和經驗，在面對國際職業競爭時缺乏優勢。而不科學的國際職業標準也會導致人才培養方向的偏差，使培養出的人才與實際國際職業需求脫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