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日前哈佛大學官方校報《哈佛深紅》報導，該校文理學院以458票贊成、201票反對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一項足以載入其教學史的重要改革：自2027年秋季起，本科課程中“A”等級成績將被嚴格限制在班級人數的20%，最多允許增加4個A名額，即所謂“20+4模式”。換句話說，在一個100人的課堂中，獲得A成績的學生原則上不得超過24人。該提案獲得約70%的教師支持，被視為哈佛幾十年來遏制分數膨脹最激進也最具象徵意義的一次制度干預。 消息一出，輿論震動。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哈佛率先對“A”開刀？ 其實，答案很簡單。並不單單是因為哈佛“太嚴格”，還因為一個長期存在且日益嚴重的問題——分數膨脹，已經迫使哈佛不得不採取行動。 根據哈佛本科教育辦公室2025年發佈的報告，在2024—2025學年，該校超過60%的本科生成績為A，而20年前，這一比例僅約24%。換句話說，在短短20年間，A成績的比例增長了一倍以上，優秀幾乎成了“常態”。該報告直言，現有評分制度已無法發揮其關鍵功能，並正在“損害哈佛的學術文化”。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當A變成了一種普遍現象，成績還能否真正區分學術表現？當成績失去辨識度，大學又如何向社會、雇主和研究生院證明“卓越”依然真實存在？ 分數膨脹的歷史 如果說哈佛今天的“限A令”是一次劇烈的制度糾偏，那麼它所試圖糾正的，其實是一場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慢性病——美國大學的分數膨脹。 今天的人們已經很難想像，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大學裡的A成績曾經是種十分稀缺的榮譽。 根據長期關注美國高校評分問題的學者研究，在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高校A等級成績比例僅約15%，平均績點（GPA）為2.5。換言之，一個學生獲得A意味著處於學術表現的前列。而成績的功能也主要是“區分能力”，幫助大學、研究生院與雇主識別誰真正卓越。 事情很快發生了變化。許多研究者認為，美國高校第一次大規模分數膨脹始于越南戰爭時期。 當時，美國實行徵兵制度，而大學生只要維持一定學業表現，即可獲得延期徵兵資格。這一時期，美國大學平均GPA由2.5升至接近2.9，A等級比例迅速升高，部分研究估計約為30%。有人將這一階段稱為“越戰型膨脹”。它並不完全來自學術標準下降，而是在特殊歷史情境下形成的一種制度性寬容。教師面對學生可能被送往戰場的現實，傾向于給予更高分數，這種“同情性評分”後來成為美國大學文化中的一種潛在傳統。 而真正決定美國高校評分體系長期走向的並不是戰爭，而是市場。 隨著美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尤其私立高校學費不斷上漲，學生越來越像“顧客”，大學則越來越像競爭激烈的服務機構。學校之間競爭排名、學費收入、校友捐贈與畢業率，教師則越來越依賴學生課程評價作為晉升與續聘的重要指標。 於是，一個微妙而現實的激勵機制出現了。嚴格評分意味著學生不滿、課程評價下降；寬鬆評分則意味著更好的課堂回饋與更小的教學阻力。 不少美國學者直言，在某種意義上，美國大學逐漸形成了一種“高分均衡”。因為所有人都在放寬標準，所以一位教師很難獨善其身，否則便可能被學生評價為“不近人情”或“故意刁難”。 結果是，成績越來越高，但其意義卻越來越小。 根據一些學者的長期追蹤研究，到2013年前後，美國高校平均GPA已達到3.15，而A等級成績比例為45%左右。更值得注意的是，私立大學比公立大學更甚，GPA平均高出0.2以上，而精英私立院校則成為分數膨脹最顯著的區域。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進入21世紀以來，這種趨勢進一步加劇。根據相關研究對1990—2020年美國高校資料的分析，中位元GPA增長約21.5%，平均GPA從2.81升至3.15。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間，美國高校普遍採取更具寬容性的評價機制，包括通過/不通過的評分方式、延期考試、柔性評分以及心理健康優先政策，使分數膨脹進一步加劇。 當人人優秀時，優秀便不再稀缺；當A成為預設配置，成績也逐漸失去了區分優劣的功能。更深層地看，分數膨脹損害的不僅是成績本身，更是大學作為“學術共同體”的信任機制。因為評分制度原本是一種嚴肅的學術判斷，它向學生、社會和未來雇主傳遞了一個信號：什麼是努力、什麼是能力、什麼是卓越。然而，一旦評分越來越像一種情緒安慰、客戶服務與制度妥協，大學也就悄然從“標準的維護者”變成“滿意度的提供者”。 這也許正是哈佛今天不得不出手的真正原因。 當“A”成為平均分，大學還如何識別卓越 過去，人們通常認為成績分佈應當大致呈現金字塔狀：少數頂尖學生獲得A，多數學生處於B區間，C則代表基本達標。然而，在今天不少精英院校，尤其私立名校中，這種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A和A-成為“新平均”。部分高校A類成績占比達到70%至80%，整體成績曲線明顯上移，最終形成一種奇特現象——“頂端壓縮”。 所謂“頂端壓縮”，指的是成績大量聚集于高分區間，以至於優秀與良好之間的邊界越來越模糊。換句話說，成績作為評價工具，其“信號功能”正在弱化。 事實上，分數膨脹的後果比人們想像的更嚴重。 首先，受損的是學生自己。理論上，高分應該是一種激勵，鼓勵學生更加努力。但當高分變得容易獲得，它反而可能削弱學習動機。越來越多美國學者擔憂，一種“理性規避風險”的學習文化正在形成：學生不再問“什麼課最值得學”，而開始問“什麼課最容易拿A”。 於是，“shopping for GPA”（購買GPA）逐漸成為美國大學校園裡的流行表達。部分學生傾向于避開評分嚴格的教師、數學與自然科學等挑戰性課程，而轉向評價寬鬆、作業較少、給分友好的課程。 這意味著分數膨脹最終可能悄悄改變學習行為：它獎勵的未必是挑戰精神，而可能是策略性選擇；鼓勵的未必是探索未知，而可能是風險規避。這與美國本科教育長期強調自由探索與學術冒險精神幾乎背道而馳。 其次，成績單越來越難以發揮社會識別功能。長期以來，GPA不僅是學校內部評價工具，也是一種社會信號——研究生院、企業招聘者、獎學金評審者據此判斷一個人的學術能力與學習品質。而當越來越多的學生擁有接近滿績點的成績時，這種信號開始“失真”。 不少美國雇主公開表示，僅憑成績單越來越難識別真實能力。一些大型企業因此更加依賴實習經歷、推薦信、面試表現以及能力測試；研究生院則越來越強調科研經歷、寫作樣本與綜合評價。 最後，分數膨脹還製造出新的不公平。表面上高分讓所有學生受益，但實際上它常常以不均衡方式分佈。在美國高校內部，不同學科、不同院系之間長期存在著顯著的評分差異。研究發現，人文社科課程往往比理工類課程給分更高，小班研討課又普遍高於大型基礎課。這意味著，兩名同樣努力的學生僅僅因為專業不同、選課不同，就可能獲得截然不同的GPA。 一個更深遠的問題發生在大學之外。一些研究發現，高中階段已經出現的嚴重分數膨脹，與後續勞動力市場表現之間存在負相關。因為高分環境削弱了真實的學習強度與知識積累，學生進入大學後，以及大學畢業開始就業後可能更難適應真實的競爭環境。 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的美國教育研究者開始擔憂，分數膨脹不僅影響大學內部秩序，更可能製造一種社會層面的“能力錯覺”。 哈佛會改變美國大學嗎 在美國高等教育體系中，哈佛從來不僅是一所大學，更是一個制度風向標。無論是本科通識教育改革、招生政策，還是近年來的恢復標準化考試要求，哈佛的選擇往往具有極強的示範效應。它所釋放的信號，常常會被其他精英大學迅速解讀：如果連哈佛都開始這麼做，這是否意味著整個行業的規則正在發生變化？ 因此，當哈佛決定對“A”開刀時，它所引發的問題便不再只是“哈佛要不要限制優秀率”，而是美國大學是否正在重新思考“卓越”的意義。 這一點，從哈佛本科教育專業院長艾曼達·科萊博的公開表態中可見端倪。她明確表示，希望這一改革不僅改善哈佛自身的學術文化，也能“鼓勵其他高校以同樣的嚴謹與勇氣面對類似問題”。換句話說，哈佛並不滿足於“獨善其身”，而是主動向美國高等教育拋出一個問題：當評分制度已經失靈，大學是否還有勇氣恢復標準？ 從積極層面看，這一改革確實可能產生“漣漪效應”。 首先，它可能推動美國大學重新建立學術評價的可信度。過去幾十年，美國高校事實上陷入了一種“高分均衡”困境，因為所有學校都在膨脹，所以沒有學校敢輕易收緊。否則，一旦本校學生GPA下降，在研究生申請、獎學金競爭和就業市場中便可能處於劣勢。 而哈佛的特殊性正在於，它是少數有能力打破這種均衡的學校。因為哈佛擁有極高的聲譽資本，即便GPA下降，社會也不會因此懷疑其學生能力；相反，嚴格評分甚至可能被視為品質信號。所以，如果哈佛成功，其他精英大學便更有可能跟進，從而逐漸形成一種新的行業規範，使高分重新具有稀缺性。 其次，這可能改變美國大學評價學生的方式。長期以來，美國社會過度依賴GPA這一單一指標，以至於一個小數點後的差距都可能影響研究生錄取、獎學金評審與就業競爭。但若成績分佈重新拉開差距，未來大學、研究生院和雇主或許不得不更加關注“上下文”。諸如課程難度、班級百分位、教師評價、專案成果、跨學科能力以及真實學習經歷等。換言之，評價邏輯可能從“你得了多少分”，逐漸轉向“你是在什麼條件下有怎樣的表現”。 最後，它甚至可能反向改善教學文化。長期以來，美國高校廣泛將學生課程評價作為教師聘任、晉升與績效的重要指標。這種制度無形中強化了一種現實激勵：教師越容易給高分，學生往往越滿意。於是，一部分教師逐漸陷入某種“教學消費主義”困境——與其要求嚴格，不如降低難度；與其製造挑戰，不如維持好評。如果評分制度重新變得嚴格，教師或許更有動力重新聚焦真正的教學問題，即如何提高課堂品質、激發思辨能力，而不是如何避免學生投訴。 話雖如此，哈佛的此次改革能否成功仍有待觀察。
首先，根據學生媒體的調查，大約85%的哈佛本科生反對這一提案。他們擔心，硬性限制A比例會加劇競爭，削弱合作氛圍，並使其更不敢挑戰高難度課程。同時，這一政策也會削弱教師的教學自主權。一些學生甚至認為，這會把哈佛重新推回一種“人為製造稀缺”的競爭文化。 與此同時，教師群體卻表現出明顯不同的態度。在最終投票中，約69.5%的教師支援設立A等級上限。他們認為，當前評分體系已經失真，如果大學無法重新建立評價標準，那麼“優秀”終將失去意義，而成績也將無法承擔其應有的教育意義。 其次，之前曾有同類改革失敗的前車之鑒。2004年，普林斯頓大學曾推出著名的“分數通縮”政策，試圖將A類成績控制在35%左右。改革初衷與今天的哈佛極為相似——恢復成績區分度、遏制膨脹。然而多年之後，爭議不斷出現。一些學生抱怨，在研究生申請與就業市場中，自己相較其他高校學生“明顯處於劣勢”；而外部機構也並不總是充分理解“更低GPA意味著更嚴格標準”的道理。最終，普林斯頓大學在2014年終止了該政策。 普林斯頓大學的案例提醒人們，如果只有一所大學獨自收緊標準，它可能會因“誠實評分”而遭遇競爭懲罰。這正是高等教育中的經典“集體行動困境”：所有學校都知道問題之所在，卻都希望別人先改變。 即便如此，哈佛的改革仍意味著開啟一種更深層的發展趨勢。因為它真正觸及的不是A等級比例，而是美國大學是否仍然過度依賴分數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