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孤獨鬥士，1914~1918》，[德]湯瑪斯·德·帕多瓦著，盛世同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定價：79元 ■方在慶 1914年夏天，德國柏林。空氣中的熱浪混合著某種躁動不安的東西。街頭，人們的臉上交織著對戰爭的狂熱與恐懼。就在這片人聲鼎沸的場景中，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這位剛定居於此的瑞士物理學家，卻試圖在腦海中勾勒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圖景—— 一個關於時空、引力和宇宙本質的嶄新理論。 湯瑪斯·德·帕多瓦的《愛因斯坦：孤獨鬥士，1914~1918》，記錄的正是這4年。人類世界在戰火中分崩離析，有一個人卻在精神的孤島上，近乎偏執地構建著宇宙的秩序。這是一種奇特的錯位：最宏大的理性思考，誕生於最極端的非理性年代。
“夾”在科學聖殿與戰爭引擎間 帕多瓦是德國著名的科學記者和作家，尤其擅長以深邃而富有文學性的筆觸，將科學巨擘的生平置於波瀾壯闊的時代背景中重新解讀。他的寫作並非單純的史料堆砌，而是致力於挖掘科學發現背後的人性與歷史張力。在本書中，他搜集了大量信件、日記和檔案，以紀錄片式的手法，平行敘述愛因斯坦思想的飛躍、破碎的家庭生活與歐洲的沉淪，讓讀者仿佛置身于1914年至1918年柏林那座既是科學聖殿又是戰爭引擎的矛盾城市。 1914年的柏林，不僅是內燃機與電氣化轟鳴的“未來之都”，更是軍靴鏗鏘、報販叫賣著戰爭號外的帝國“心臟”。愛因斯坦在這裡同時體驗著科學聖地的吸引力與軍國主義氛圍的窒息感。 本書如同一部嚴謹的歷史紀錄片，平行剪輯著兩組畫面：一邊是愛因斯坦在書齋裡與張量演算搏鬥，試圖用方程捕捉引力；另一邊，透過窗外，這座城市正以其無與倫比的工業與科學組織能力，將整個社會精確地改裝成一台毀滅機器——從火車站按秒准點開出的運兵列車，到哈伯研究所裡為尋找更強毒氣而篩選數千種化合物。這座充斥著電車雜訊、飛行狂熱與工廠轟鳴的現代都會，一面是吸引他的物理學“麥加”，另一面卻是令他窒息的普魯士軍靴聲與同僚們日益膨脹的虛榮。正是在這種極致的對比中，愛因斯坦那“獨戰萬有引力”的堅持，更顯露出其超越科學、近乎悲壯的意義。 全書有三部分——《前哨》（戰前柏林）、《戰場》（戰爭爆發）與《引力場》（理論完成），從結構上便呼應了愛因斯坦從滿懷期望到深陷孤立，最終在理論中尋得庇護所的曲折歷程。這種編排方式讓本書超越了一部科學傳記，成為一部關於天才、戰爭與救贖的史詩。 “充滿裂痕的凡人” 我們看到愛因斯坦初到柏林時的窘迫。他與妻兒分住，自己暫居在舅舅雅各的家中，由母親照料。新公寓的油漆味還沒散盡，他與米列娃的婚姻已走到了盡頭。書中收錄了一份他寫給米列娃的“生活守則”，字裡行間透著令人心寒的冰冷。他要求她負責他的三餐和衣物清洗，保持他房間的整潔。同時，“你必須放棄所有與我個人的親密關係”，他寫道，“你不可以再期望從我這裡獲得溫情，也不得因此責備我。”當米列娃絕望地表示接受這些條款時，愛因斯坦卻又退縮了。這裡沒有勝利者，只有兩個被生活磨損殆盡的人，和兩個即將失去父親日常陪伴的孩子。 1914年7月29日晚上9點，在柏林安哈爾特火車站，他看著妻兒登上前往蘇黎世的火車。據他的朋友弗裡茨·哈伯回憶，列車開動後，愛因斯坦“像個小男孩一樣”哭了。那一刻，他或許不是在為愛情逝去而哭，而是在為一種普通生活的徹底終結而哭。 在這片私人生活“坍塌”的廢墟上，他的科學工作艱難推進。與此同時，外界正加速墜入深淵。帕多瓦描繪了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場景：在愛因斯坦工作的威廉皇帝化學研究所，所長弗裡茨·哈伯——那位熱情邀請他來柏林，並為他提供辦公室的同事正狂熱地將科學才能轉向為戰爭服務。 就在哈伯的實驗室裡，研究人員篩選出數千種化學物質，只為尋找能更有效殺傷人類的毒氣。而幾乎在同一時間，在研究所的某個安靜角落，或者就在哈伯家的客廳裡，愛因斯坦正在給哈伯12歲的兒子赫爾曼輔導數學。一邊是父親策劃著如何用氯氣窒息戰壕中的士兵，一邊是“愛因斯坦叔叔”耐心講解著公式的奧秘。這兩個平行的世界，在同一個物理空間裡殘酷地並存著，互不干擾，又彼此諷刺。 帕多瓦還講述了一個頗為有趣卻帶著一絲憂傷意味的插曲。1915年秋，愛因斯坦與數學家大衛·希爾伯特圍繞廣義相對論的最終形式，展開了一場著名的智力賽跑。兩人都在逼近終點，氣氛緊張到幾乎凝固。 然而，在激烈的競爭中，兩人也不乏舊式學者的風範。當愛因斯坦在柏林絞盡腦汁時，身在哥廷根的希爾伯特善意地邀請他前來作一場報告，分享最新的思考。愛因斯坦婉拒了，他回信說，自己過度勞累且飽受胃痛折磨，“被一個真正完美的理論折磨得憔悴不堪”。更戲劇性的是，在1915年11月，愛因斯坦幾乎每週都在普魯士科學院報告一個新的、修正過的理論版本，仿佛在與一個看不見的對手賽跑。而那個對手，正是希爾伯特。11月25日，愛因斯坦提交了最終的場方程。幾天後，他收到希爾伯特一篇新的論文草稿，驚訝地發現其中包含了與他最終結果極為相似的公式。一場關於優先權的爭端似乎不可避免。然而，故事的結局卻出人意料地溫和。希爾伯特主動退讓了，他致信愛因斯坦，表示榮譽“毫無疑問屬於您”。 這場驚心動魄的競爭，最終以這樣一種略帶傷感的君子之風告終。它保住了兩人之間的友誼，卻也透露出科學發現過程中，那不為外人所知的精神重壓與孤獨。 這就是帕多瓦為我們呈現的愛因斯坦：他不是一尊完美的銅像，而是一個在破碎的時代裡，自身也充滿裂痕的凡人。他會因為思念孩子而哭泣，也會在給朋友的信中刻薄地評論同事的虛榮；他擁有超越時代的宇宙視野，卻在處理最普通的人際關係時顯得笨拙而殘忍。正是這種複雜性，讓他的堅守顯得更加真實，也更加動人。 為守護理性“獨戰” 當93位德國知識界的精英，包括他敬重的普朗克、能斯特，聯名簽署《告文明世界書》，為德國的戰爭行為辯護時，愛因斯坦是少數幾個拒絕簽名的人。在周圍震耳欲聾的所謂“愛國”呐喊中，他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種反抗。他支持了另一份僅有4人簽名的、呼籲歐洲和解的《告歐洲人書》。 在給朋友的信中，他寫下了那句充滿幻滅感的話：“我們可憐的歐洲在瘋狂的驅使下，正在做出難以置信的事情……在這樣的時代，人們意識到，自己是多麼可悲的畜生物種。” 他的“獨戰”，不僅是與深奧的引力定律作戰，更是與一個時代的瘋狂和身邊同事的集體迷失作戰。 至此，帕多瓦勾勒的愛因斯坦“孤獨鬥士”形象已無比清晰：他同時在兩條戰線上作戰。一條是與家庭情感的廢墟、與自身數學局限、與同行競爭的內心之戰；另一條則是對抗整個外部世界滑向非理性的、近乎絕望的道德之戰。 合上書頁，那個在柏林街頭獨自漫步、在書房裡被煙草煙霧籠罩、在火車站目送孩子遠去的身影，在腦海中久久揮之不去。帕多瓦沒有刻意煽情，他只是平靜地敘述，但正是這種平靜，賦予了文字深沉的憂傷感。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天才，更是一個在洪流中努力保持清醒、在失去中試圖創造的普通人。 科學的最高使命，或許並非征服自然，而是在任何黑暗的時代，都竭力守護人類理性的微光，以及那份超越國界的、對和平與理解的樸素渴望。在那個一切都在下墜的年代，他孤獨地托舉著的，不僅是關於宇宙的嶄新理論，更是人性中一份脆弱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