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芸 
 C. P. 斯諾 1959年，英國物理學家、小說家C. P. 斯諾在劍橋大學作了一場題為《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的著名演講，提出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斯諾提出兩種文化割裂後的60年中，科學技術發展獨領風騷，學科交叉、跨界、複合成為趨勢，今天兩種文化的情況是否有了變化？ 2019年4月至11月，本報文化版開設專欄“兩種文化”大家談，邀請科學史及科學哲學學者、科技管理工作者、高等教育工作者等不同領域人士發表看法。專欄刊發的22篇文章，對兩種文化的歷史淵源、是否分裂、該不該彌合、如何彌合等話題展開了多層次、多角度的討論，引發了廣泛的關注。 值此年末之際，本版回顧、梳理專欄文章的相關觀點，並再次約請幾位學者談談專欄“讀後感”，以饗讀者。 兩種文化的提出：斯諾的傾向 “我相信整個西方社會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為兩個極端的集團……一極是文學知識份子，另一極是科學家，特別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學家。”1959年5月，斯諾在其母校劍橋大學作的《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演講中這樣說。
斯諾既是科學家又是作家，按說他談“兩個集團”的分裂，應該不偏不倚，但多位學者在文章中指出，斯諾實際上偏向科學家群體，“他的屁股是坐在科學家一邊的”。（苗德歲 《“兩種文化”一甲子》） 斯諾認為兩種文化問題的要害在於人文學者的傲慢和自負，他認為人文學者試圖霸佔“知識份子”的身份，將沒讀過莎士比亞作為鄙視科學家的理由。斯諾很替科學家抱不平，他說科學家應該反問他們懂不懂熱力學第二定律，斯諾認為懂熱力學第二定律與讀莎士比亞一樣，是很起碼的文化素養。 斯諾肯定科學的價值，他充分肯定工業革命大大提高了人們生活水準、延長了人們壽命、縮小了貧富國家之間的差距；他預言科學技術進展必定給人類帶來更大、更廣泛的福祉。 有學者認為，兩種文化命題“提出者並不是站在一個中立的立場上，而是帶有鮮明的科學主義傾向的”。（劉兵 《“兩種文化”命題與科學主義》） 斯諾更為渴望科學精英的統治，“他確信科學家群體比‘文學知識份子’群體有更多的‘道德健康’。他聲稱，科學家本性上就是關心集體福利和人類未來的”。 兩種文化在中國：科學的傲慢 斯諾所說的英國的兩種文化分裂問題，主要是反對人文學者對科學的傲慢，但中國的情況恰好相反，更多的是科學對人文的傲慢。 有學者認為，這種“傲慢”並不表現在或者主要不表現在科學家與人文學者之間，而是表現在意識形態領域，即科學主義日盛、人文主義式微。（吳國盛 《在中國，是科學對人文的傲慢》） 1923年胡適就曾說，“科學”這個詞“這三十年來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沒有一個自命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譭謗‘科學’的”。 中國的狀況有其特殊的背景：科學作為舶來品帶著救亡圖存的使命進入中國，而自19世紀末葉以來，中國也沒有一個強勁的人文傳統與作為新貴的科學傳統相抗衡。與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相伴隨的一直是人文傳統的瓦解和崩潰：從五四的打倒孔家店到 “文革”後的“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再到技術專家治國、工程效率優先，一以貫之的是人文的退隱和衰微。 但回首百年，中國知識界也有兩種文化式的論爭：20世紀20年代著名的“科玄論戰”，玄學陣營的一些知識份子因目睹一戰後的歐洲社會狀況，認為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反對科學萬能論，論爭以玄學陣營失敗告終；20世紀七八十年代，改革開放與思想解放的春風，讓人生觀、價值觀、科學觀的問題再次成為學界討論的焦點；進入21世紀，“科學主義”與“反科學主義”雙方圍繞西方學界的“科學大戰”“印度洋海嘯”“圓明園防滲工程聽證會”“能否廢除中醫”等具體事件，展開激烈的交鋒，同時引發了眾多媒體和公眾的參與。（章梅芳 《融合之路將越走越寬》） 如何融合：理念與途徑 兩種文化的分裂且鴻溝越來越大，造成諸多問題和困境。有學者認為，因科學扮演的角色越來越突出，科學一枝獨秀且不知止境地飛速推進。（劉華傑 《科技創新與智力軍備競賽談判》）產生的問題如生態環境問題，主要是人的演化與周圍環境的演化不同步、雙方感覺越來越不適應帶來的。 有學者從哲學視角分析認為，就科學與人的關係而言，源初的科學是有人的、有情的，那時科學主要是作為人類生存的基本常識和地方性知識而存在；但是，近代以來，科學由於實驗手段的成熟和理論逐漸數學化而脫離日常生活和常識，越來越“客觀化”、去主體化，科學從祛利走向趨利，科學被連根拔起，走到了人文精神與文化的對面。兩種文化割裂所反映的最後實質，是人自身的被撕裂狀況。（劉孝廷 《兩種文化、兩種哲學與兩種知識》） 兩種文化如何溝通、彌合，專欄文章中也提到一些途徑： 首先，通識教育。不少學者認為，正因為文理分裂的根本原因在於知識結構的不完善，要改善這一狀況，需要從現在的青年學生著手，完善他們的知識結構，最好的途徑是通識教育。（關增建 《彌合文理鴻溝需發揮通識教育的功能》） 以在美國哈佛大學開設多年的通識教育為例，該校將本科學生課程體系分成三大塊，其中專業課程占比不超過總課程一半；選修課占四分之一；通識教育占四分之一。 其次，理念融合。有學者認為，科學家不讀莎士比亞，文學家不懂熱力學第二定律這種知識層面的鴻溝，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其裂縫不僅無法彌合，而且只會越來越大。所謂的融合要到理念層面去尋找。 文化是有結構的，人文文化、科學文化作為大文化的子系統，都由知識系統、方法規則系統和精神理念系統構成。知識系統處於最外層，為人們最容易接觸到、最熟知；精神理念處於其核心層面，看不見、摸不著，但最具有本質規定性，處於最核心地位。人文求善，科學求真，兩者結合即可攀登真、善、美的高尚境界。只有在這一層面上，兩種文化的鴻溝才可能實現彌合。（郭傳傑 《也談“兩種文化”》） 此外，對於中國的兩種文化融合，多位學者表達了樂觀的態度。有的從科學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入世精神以及實用主義價值取向高度匹配方面看，提出可以採用“文化的嫁接模式”。（李俠 《把科學文化嫁接在傳統文化的根基上》）有的從發達國家人文學者參與兩種文化討論與研究的經驗和情況出發，呼籲中國的人文學者多參與討論。（武夷山 《消弭“兩種文化”的鴻溝亟須人文學者參與》）有的認為在中國的特殊條件下，在通往融通的道路上，需要同時做兩件事情，一件是以人文學者熟悉的方式向他們講述科學的故事，讓他們理解科學的人文意義，而不是把科學當成一個遙遠而神秘的東西；另一件是向科學家重新闡述科學的形象，喚起他們之中本來就有的人文自覺，讓他們意識到他們自己同樣也是人文事業的建設者、人文價值的捍衛者。 不同聲音：一種文化還是兩種文化？ 數十年來，質疑兩種文化命題的聲音一直存在。在斯諾提出兩種文化不久，同在劍橋的文學批評家利維斯就指出：斯諾提出的兩種文化是一個“偽命題”；只有一種文化（科學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本專欄中，也有學者直指兩種文化之爭早已過時，並認為“科學與人文”的對立莫名其妙。因為“人文”在中文《辭海》中的意思是“各種文化現象”，在西方語境中人文學科的意思是對人類文化（human culture）的學術研究。如此，人文就是文化，“人文文化”是個同義反復，所謂科學與人文之爭在概念上說不通。（胡翌霖 《“兩種文化”之爭早已過時》） 還有學者認為，科學不能獨立于文化之外，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化。科學只是文化之樹的枝杈。正是斯諾，把科學這根杈給掰了下來，插接出苗。科學自立文化門戶，豎起科學文化的大旗，才仿佛真的有兩種並列的文化。（田松 《兩種文化，還是兩種價值？》） 兩種文化真的是斯諾“硬拗”出來的嗎？答案見仁見智。 有學者對兩種文化進行前世探源，認為有關科學與人文的分野自古就存在。（劉鈍 《“兩種文化”的前世淵源》《再談“兩種文化”的前世淵源》） 早在古希臘，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借蘇格拉底之口講出“能將靈魂引導到真理”的四門學藝，順序是算術、幾何、天文和音樂，加上語法、邏輯（雄辯）和修辭，構成古希臘高等教育的主要內容。在西方中世紀的修道院或類似學校中，表示語法等文科“三藝”為初級學藝，表示算術等“四藝”為進階課程。文藝復興時期、啟蒙時代、浪漫主義時期，兩種文化的分裂與爭鬥時隱時現。直至19世紀，隨著“科學”取代“自然哲學”，“科學家”這個新詞在英國成了一種令人尊敬的職業的指稱。圍繞著教育的目標及內容，科學與文化的兩途分立才顯得愈加清晰。 也就是說，斯諾只不過是用簡潔明快的方式將兩種文化表達出來而已。 儘管針對斯諾命題的批評屢見不鮮，但是當今西方學術界的主流還是承認，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割裂與制衡，乃是思想史上一個繞不開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