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依良治（1938-），日本化學家，專長有機化學。曾任理化學研究所所長，現任名古屋大學特別教授等職。文化勳章表彰。文化功勞者。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央研究院名譽院士，日本學士院會員。 野依教授因在不對稱合成方面的貢獻獲得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 現代科學從東方傳到西方 有人說科學中心有從東方轉移到西方的趨勢。自16世紀伽利略時代以來，現代科學在歐洲蓬勃發展。它傳遍了整個歐洲，首先在義大利、法國、英國，然後是德國掀起了波瀾，但在 20 世紀上半葉，重心迅速轉移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隨著經濟的發展，大批科學家為了逃避納粹的迫害移民到這片新土地，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偉大的作品誕生于偉大的創造者，並伴隨著適當的環境。這是他們的天賦受到不同文化的開放性啟發而得以充分發揮的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相當一部分有影響力的日本人士也移居國外並活躍起來。據稱，約有 30% 的美國諾貝爾獎獲得者（其中三位是自然科學獎獲得者）有移民血統。 世紀之交，在“科學為了社會，科學在社會中”（布達佩斯宣言）的範式轉變中，日本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人們期待科學的中心將轉移到太平洋彼岸。事實上，2001年的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畫提出“我們的目標是在未來50年內培養出30名左右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筆者質疑該獎項缺乏國家尊嚴，但事實上，23年後的今年（截至2024年10月1日）已有19人獲此殊榮。雖然這一結果並非反映當前科研能力的“一致指標”，而是反映20世紀90年代科研環境的“滯後指標”，但也不能說這項政策建議一定是草率的預測。 創造力向所有人開放 創新的驅動力是年輕人。但我們不能過分依賴少數年輕人。作為一名老科學家，我想補充一點。科學的青春是依靠自身內在動力去創造新知識的能力，而不應以年齡來統一衡量。因在催化化學領域的研究而與我共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K.巴里·夏普利斯去年時隔21年再次獲獎。他是美國斯克裡普斯研究所一位82歲高齡的天才科學家，但開創化學與生物學獨特合作科學的創新理念卻是他在“60多歲”時萌生的，並因此受到高度讚譽。 儘管人們常說諾貝爾獎的種子在40歲左右就會萌芽，但事實證明，創造力並不是年輕人的專屬。但這是例外；另外一位兩次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是費德里克·桑格（1958 年和 1980 年）。如今，美國許多大學和科研機構都因大量沒有成果的終身教授而陷入財務困境，但這卻是罕見的、雄心勃勃的60多歲科學家獲得優厚待遇的成功範例。科學研究是人類的一項事業。 對創造的尊重和對直覺的信任 科學通過知識的積累而進步。這一切的根源，總可以在前人的創造性努力中找到。如果沒有這些智力資本的積累，就不可能有傑出的技術和創新。即使人工智慧（AI）設備的統計推斷能力在某些領域遠遠優於人類，但它們的能力都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首先，我要重申創造力的尊嚴，這是人類獨有的特徵。 作為一名科學家，面對自然世界的龐大規模和複雜性，我能做的只有這麼多。但有些事情只有人類才能做到。多樣化、類似人類的創造力源於個人的好奇心、想像力、基於經驗的直覺以及研究人員之間的同理心和信任的交織。 作者認為，真正有創造性的發現很難僅通過統計推斷來實現，每個人獨特的直覺至關重要。雖然他承認自己知識和推理能力的缺乏是由於自己的疏忽，但他依然無法擺脫這個價值體系。本世紀舉世矚目的湯川秀樹建立介子理論、田中耕一發現MALDI質譜原理、下村修發現螢光蛋白、鈴木彰發明交叉偶聯有機合成反應、小林誠、益川敏英提出基本粒子理論、山中伸彌發現iPS細胞、大村智發現抗寄生蟲藥物伊維菌素等，無疑都是機緣巧合的產物。另一方面，本庶佑發現抗癌藥物Opdivo、大隅良典發現細胞自噬都是永不滿足的熱情的結果，赤崎勇、天野浩、中村修二等人開發藍色發光二極體、吉野彰開發鋰電池也是百折不撓的毅力的結果，小柴昌俊和梶田隆章等人的中微子研究成果更是建立在堅定不移的信念之上。如果沒有他們各自的生活經歷、獨特的研究背景、獨特的實驗技術以及好運，所有這一切都不可能實現。 基礎科學、技術發展與創新的關係 近年來，日本的科技政策以創新（創造包括經濟在內的社會公共價值）為導向。據說，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科學技術。國家的主要目標是維持文明社會，但在國內，其核心問題仍然是“富國強軍”和“發展工業”，以及當今的“經濟安全”。這裡所定義的基於科學的技術，不同於科學本身的“追求真理”，而是基於科學知識的“向不可能挑戰”。換句話說，我們創造的技術將“創造以前不存在的事物”和“使以前不可能的事情成為可能”。重點在於發明而不是發現。我相信這是創新的動力。 科學有望以多種方式造福人類社會。然而，如果我們要從發現走向發明和創新，道路將是極其漫長的。因此，這種線性發展模式被視為一種幻想，創造新知識的基礎科學往往被忽視。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們是否應該把巨額資金僅僅投入到旨在促進經濟增長和解決社會問題的“退出導向”活動中，即所謂的回溯法？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社會價值觀變化如此之快，誰能負責任地確定“正確”的目標？此外，在研究這種“退出導向”時採用的目標管理方法，往往會導致基於現有技術制定出完美無缺、官僚理性、公式化的計畫。另一方面，負責任的研究人員往往變得心胸狹窄，癡迷於 KPI（關鍵績效指標）。因此，這種方法與學術基礎科學研究不相容，因為在學術基礎科學研究中，靈活的反復試驗至關重要，並且應僅限於具有明確國家或企業目標的戰略研究。 泰勒主義數位管理的缺點 簡單地強迫研究人員改進他們的論文索引只會適得其反。科學能力本質上是綜合性和動態性的，因此，多維度、中長期的視角對於研究評估至關重要。然而，包括負有最終責任的政府在內的執政者只發揮了大學應有的一部分作用，而廣泛地實行“量化衡量、公開、獎懲”制度。最不合理的例子就是在評價中過分強調個人的引用次數，這對於研究人員來說是極其苛刻的，他們被迫接受這是學術活動自由的代價。為什麼學術領袖沒有大力反駁這一點？也許是因為這樣方便他們維護自己的相對地位和既得利益。這絕不會扭轉局勢。 這是20世紀初美國管理學者弗雷德里克·泰勒提出的“數字管理”的典型例子。誠然，在傳統製造業等某些領域，它對提高生產率做出了貢獻，但在“知識時代”，它的弊端也顯而易見（Jerry Z. Mueller，松本裕譯《測りすぎ―なぜパフォーマンス評価は失敗するのか》，2019年）。 年輕人富有創造力 近年來，科學技術的進步發展，社會角色的多樣化，帶來了迅速而巨大的變化。作為一個科技強國，我們要“創造”未來，但“想像”未來卻並不容易。個人電腦的發明者艾倫·凱曾說過：“預測未來的最好方法就是發明未來。”這就是年輕一代的作用，發現和培養出一大批有勇氣的年輕人，就是大學最大的作用。 如今，日本註定要在出生率大幅下降、人口老齡化、勞動人口減少等艱難的環境中與世界其他國家競爭。隨著出生人口從2000年的119萬下降到去年的77萬，我們正在進入大學普查時代。沒有任何規劃，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湧現出強大的高技能人才。如何確保教育和科研的品質符合時代的需求？大學如果不從根本上轉變觀念、採取徹底的發展戰略，就無法生存。恢復需要一些時間，但必須立即做出改變方向的決定。 研究生發揮著重要作用 研發領導者是擁有博士學位並在研究生院接受過培訓的人，無論是在大學還是在公司。在日本，缺乏經驗的碩士學位持有者無論多麼有才華、多麼勤奮，都很難領導尖端研究機構。過分強調入學考試和排斥多樣性的教育體系阻礙了這一進程。當世界各地的學生完成本科教育後，他們開始為自己的生活制定新的規劃。決定自己的道路，選擇最合適的研究生院和指導教授，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國外。如果學生被錄取，無論其國籍如何，通常都會獲得學費減免和生活費津貼。 研究生在研究中發揮著核心作用，因此對世界最優秀學生沒有吸引力大學將被淘汰。經過五六年的學習（英國為三年），這些雄心勃勃的學生不僅掌握了高度專業化的知識，獲得了博士學位，而且還獲得了跨文化經驗，建立了多元化的人脈網路，然後展翅高飛，飛向世界。教育是為了社會的利益而存在的，教育活動不僅得到政府的支持，也得到整個社會的支持。這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大學是“為未來做貢獻的機構”，其首要任務應該是培養和確保人才，為他們提供可以自由、無拘無束地成長的場所。在此付出最大的努力。無論平時還是緊急時刻，都不能讓外部或內部壓力破壞教育和研究的自主權。此外，為了實現短期政治目標而“全面動員研究人員”也是不允許的。這是歷史告訴我們的。 製造業是國之重器 2015年發佈的《中國製造2025》指出，“製造業是國之重器、立國之本、民族振興之基、強國之基”。關鍵是工業化和資訊化的融合，不僅要實現生活富裕，更要實現國家富強。事實上，美國和中國爭奪主導地位的主要領域是資訊和通信產業力量。 中國不僅在科學論文數量上快速增長，而且在專利申請數量上也快速增長，專利申請數量是衡量產業技術研究能力的量化指標。 2014年至2016年，中國在專利家族數量和單一國家申請數量方面均位居世界第一；2019年在國際專利數量方面，中國、美國、日本緊隨其後。此外，在10個先進技術領域的專利申請數量方面，中國在9個領域排名第一，而美國僅在1個領域排名第一（《日經新聞》，2020年2月12日）。然而，儘管中國的醫療技術水準正在快速提高，但與美國相比仍然有所落後。 不應過多管制學術團體 科學界正在走向開放科學。由於該倡議的核心是跨國合作研究和資料驅動活動，日本必須首先收集和共用來自日本國內外的可靠的基礎科技資料，並為其公平使用奠定基礎。然而，我聽說代表國家實力核心的工業部門似乎不太願意建設它。即使是作為國家實力基石的基礎科學和相關技術的共同基礎，多年來政府的不作為、科研界的冷漠和不負責任，也讓某些歐美公司得以肆無忌憚地掠奪、壟斷和重複使用基礎資料。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中美爭奪高科技霸權的範疇，是日本社會自身落後的表現。 不應通過過多的行政管制來限制學術研究團體，學術研究團體應當向公眾開放。當然，我們希望學者們能夠更加意識到透明度、責任感、誠實和互惠的重要性。除了堅持學術道德之外，還必須記住，無論動機如何，不公平的智慧財產權和技術轉讓都會嚴重損害國家利益。美國一直反應過度，特別關注中國的行動，但日本不應該簡單地效仿。相反，它應該密切關注包括歐洲國家在內的國際技術控制趨勢，並做出相應反應，以避免更大範圍的風險。 我們國家急需彌補研發能力的不足。在這個開放的時代，我們不能走“一味防守”的封閉道路，而要積極主動地吸納世界最優秀的人才、最前沿的技術，打造“最具吸引力”的科研環境。在此基礎上，我們應當踐行理性、自主、可控的國際合作。我希望日本的研究界能夠避免孤立，並通過與值得信賴的外國進行共同創造的合作，不僅在日本而且在世界各地繼續發揮有意義的作用。在目前這種停滯感彌漫的形勢下，日本年輕有才華的研究人員大批離開日本，科技界陷入空心化，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為什麼這個明顯的問題沒有人去面對？ 科學界有義務保持獨立性 科學界有義務保持其對政府的獨立性，進行盡可能廣泛和多方面的審查，並不僅為科學促進政策（科學政策）而且為一般國家政策（政策科學）提供中立和建設性的建議。科學界能夠透徹地瞭解科學的內容並承擔起研究和開發的責任。即使他們不熟悉科學應用的實際社會活動，他們也不能對各種不便的事實和違背社會倫理的不可逆轉的副作用無動於衷。科學技術有時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風險，但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地公開我們對將所創造的知識付諸實踐的未來的任何擔憂。 1999年，布達佩斯科學家大會宣佈致力於“科學和科學知識的運用”。東日本大地震兩年後，日本學術會議發表了題為《科學家行為準則修訂版》的聲明。我們必須避免以經濟和軍事優先于科學技術的治理。為此，個人研究人員和組織都必須從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ELSI）的角度，培養有關知識和技術的使用、範圍和規模的合法價值觀。目前正在快速研究的基因組編輯技術和資訊通信技術，只有得到正確的評估和接受，才能作為未來技術在社會中應用。 另一方面，廣大公眾也不能回避科學。此外，如果不瞭解科學，負責任的專家就無法再引導影響公眾輿論和政策的道德評論。當然，全能的超人很少見，所以我們必須依靠來自不同學術界的負責任的、高品質的集體知識。 最重要的是，科學家的建議是具有高度客觀的裁決，也是國家決策參考的一部分。預測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確定性，且存在驗證的局限性和跨科學問題（可以向科學提出問題，但無法得到明確的回答），因此最終的政策決定最終還是要留給綜合的政治判斷。然而，毫無疑問，定期、坦誠和明智的對話將提高我們國家的政治品質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