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在江蘇省組織的產學研對接洽談會上，中科院、清華大學等科研機構和高校帶去了大批新成果。   劉民義  
日本在二戰後迅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過幾十年的摸索和發展，日本官、產、學、研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於同屬東亞國家，又有相近的歷史文化，以工業立國的戰略和企業管理文化更值得我們借鑒，本文將從立法和政府推動兩方面予以考察。   通過立法促進產學研結合  
二戰後，日本能迅速成為經濟技術強國，跟其建立的強大的產業技術研發體系密不可分。也許在基礎研究和科學發現等方面，日本不如英、美等國家，但除了在高新技術領域還難以與美國競爭以外，在工業技術領域卻和德國一樣很有特色和國際競爭力。日本通過制定一系列法律來支持和促進科技發展、促進科技對經濟的推動、促進產學研相結合，為此，日本政府先後制定了《科學技術基本法》和《科學技術振興事業團法》。1986年，日本制定了《研究交流促進法》。1998年，日本國會又通過了促進大學技術成果向企業轉移的《大學技術轉移促進法》和《研究交流促進法》部分修正案。  
根據《研究交流促進法》部分修正案的規定，企業在國立大學及國立試驗研究機構等所在土地（均為國有土地）上建設共同研究設施，將對其土地使用費給予優惠。截至2005年11月，根據《大學技術轉移促進法》建立並獲得認可的技術轉移機構達到41家，這些機構為促進大學科研成果和技術的轉移轉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大學、科研機構與企業之間發揮了橋樑和紐帶作用。   2000年日本政府頒佈的《產業技術力強化法》規定，在一定的條件下，大學教員可以接受顧問費，在將自己的技術發明商品化過程中，還可以在企業兼職。另外，獲得認可的技術轉移機構可以免費使用國立大學的科研條件和設施。這些法規的實施，再加上從2003年開始進行的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等措施，大大推動了日本的產學研合作。  
據日本文部科學省調查，日本國立大學與企業進行的共同研究和委託研究專案近幾年呈大幅增加之勢，2004年，共同研究專案達到10728個，企業通過共同研究專案對大學的投資額則達到264億日元。企業委託研究項目也達到15236個，通過委託研究專案對大學的投資額為1012億日元。  
政府的主要措施   長期以來，日本政府鼓勵產業界、大學和科研機構之間的合作。   為了加強產學研合作研發和促進產學研之間的技術轉移，日本政府出臺了很多制度和計畫。例如，1996年原日本工業技術院出臺了“新產業創造技術開發支援制度”，以培育具有世界競爭力的企業為目標，支援有助於新產業改造升級的技術開發。2001年，日本經濟產業省開始實施“中小企業支援型研發事業”計畫，促使企業與日本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合作開展研究。2003年，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啟動了“產業技術研究培育事業”計畫，青年研究人員和中小企業相結合組成研究團隊，解決企業提出的技術問題，都有望獲得資助和補貼。   在日本政府2006年3月出臺的“第三期科技基本計畫”中，產學研合作已被列為日本實現技術創新的重要途徑，該計畫指出，在過去技術轉移活動的基礎上，產學研各方要立足于長遠的觀點開展共同研究，提高合作效果，建立產學研各方之間互惠互利持續發展的合作關係。文部科學省根據“第三期科技基本計畫”中關於推進產學研合作的要求，出臺了“產學共同研究成果創新化事業”、“獨創性研究成果實用化事業”和“產學研合作活動高度化促進事業”三項計畫。  
2001年1月，日本政府為了促進產業與技術的融合，加快科技成果產業化，對一些研究院所進行了重組，例如，經濟產業省將其下屬工業技術院的15個研究所重組為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並將其身份轉制為獨立行政法人，身份的轉換使其從完全依賴到減少依賴於政府的支持，有助於其與產業界的合作，包括合作開展研究、開展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開展人才和資訊交流、開展技術諮詢服務等。   日本經濟產業省和文部科學省也在日本各地聯合推進“產業集群計畫”和“知識集群計畫”，這有助於促進這些企業和大學及科研機構的合作，使之成為產業技術創新的重要力量，同時吸引大型企業共同參與，形成日本的產業集群、知識集群和創新集群。在產學研合作中，特別注重以產業關鍵技術突破為目標聯合開展研發，對研究的進展情況定期進行評估和回饋，加快大學研究成果和專利的推廣與實施，加強對產學研合作組織和機構的支援及對其人員的培養。  
政府支持大學與產業相結合   1.大學和企業共同研究制度   早在1983年，日本文部省就建立了大學與企業共同研究制度，其宗旨是促進高等院校與企業開展共同研究，促進技術向產業界的轉移和擴散。雙方通過訂立合作合同，幫助企業技術人員掌握最新的研究動態，提高他們的素質和能力，由大學教師與企業研發人員就共同感興趣的課題，利用大學的科研設施合作研究，大學提供研究條件，企業提供研究經費，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專利權為雙方共有。如果與大學合作的企業不實施專利，同時又不同意對外轉讓這一專利權，則大學一般會向合作企業索要“不實施補償”費。當然，這一規定也是為了加快技術和專利向產業界的轉移。   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日本的一些大學相繼創建了“共同研究中心”，作為大學與產業界合作的平臺，除了與企業開展共同研究和委託研究外，共同研究中心還為企業技術人員提供研修機會和技術諮詢服務。迄今為止，在日本43個都道府縣中，已有52所國立大學設立了共同研究中心。在技術人才培養方面，大學的研究生在完成基本理論學習後進入合作企業實習，企業提供經費，為企業進行研發，在其畢業後企業有優先用人的權利。2005年，日本在全國36個地區實施“製造業骨幹人才培育事業”計畫，由產業界和大學共同建立協會，既為企業技術人員傳授知識和技能，也為大學的研究生提供實習的場所和機會。   2.委託研究制度   日本政府先後建立了委託研究制度、委託培訓制度、捐贈制度、研究室制度、經費劃撥與使用制度、人員互派制度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推動產學研合作。1997年，日本政府同意將產學共同研究中心設在企業，並且放寬了對國立、公立大學教師到企業兼職的法律限制。2000年6月，日本政府出臺了加快尖端科技領域產學合作的新制度，促進企業與大學簽訂長期合作協定，鼓勵企業委託大學進行開發研究。通商產業省也在2000年提出具體的改革方案，如將企業委託大學的研究經費作為企業向大學捐贈的獎學金處理，大學使用捐款時根據有關財政法特例規定，無須向文部省請示，由校長審定即可。   3.大學教師在企業兼職   1997年，日本政府放寬了對國立、公立大學教師到企業兼職的法律限制，2000年日本政府頒佈《產業技術力強化法》規定，在一定的條件下大學教員在將自己的技術發明商品化過程中，可以在企業兼職，從而大大鼓勵了大學教師與企業合作的積極性，伴隨著兼職的行為，合作的深度和效果也將大大提升。  
4.大學科技園和創業企業   日本的許多大學都建立了科學園，以科學園為載體，推進產學研合作，其中最富盛名的是築波大學的高技術科學城。這些科學園以大學為中心，與研究機構、企業合作興辦高技術企業和研發平臺，開發新技術和新產品。鼓勵大學教師創辦高科技風險企業，據經濟產業省實施的“2004年大學創辦風險企業基礎調查”顯示，2004年日本大學創辦的高科技風險企業達1112家，這些高科技風險企業本身也是高技術創新群體。   日本的技術仲介組織   日本中小企業事業團（JASMEC）和日本科學技術振興事業團（JST）分別隸屬文部科學省和經濟產業省，前者重在為中小企業提供服務，支援面向中小企業的風險投資和技術轉移活動，組織企業界的交流活動；後者則致力於將大學和研究所的成果產業化，並在科技界和產業界之間提供各種交流機會和平臺。這兩個組織所提供的服務有些是無償的，有些象徵性地收取一點費用。他們的預算大部分來自政府撥款，其職員大多享受公務員待遇。文部科學省還設立了“高科技市場”來促進大學和科研機構的技術向企業轉移，具體由科技振興機構負責經營和管理，協助科技人員申請專利及創辦企業，對有市場前景的研究項目進行資助，所獲專利與科技人員共用，但科研人員可獲得專利收入的50%~80%。   為了更加積極、有效地推進產學研合作，科學技術振興事業團於2005年1月15日創辦了《產學研合作雜誌》，就產學研合作的有關問題進行討論和交流。還建立了“產學研合作支援資料庫”，為企業、大學和研究機構提供產學研合作的各種資訊，該資料庫由三個子資料庫組成，分別是“產學研合作事業與制度資料庫”、“產學研合作從業人員資料庫”和“產學研合作機構資料庫”。  
自2001年以來，許多日本的國立科研機構和大學都把技術轉移作為重要的工作來抓，設立技術轉移辦公室，配有專職工作人員。東京大學還與社會資本聯合設立風險投資基金，推動成果轉化和科技人員創業。   日本模式對我們的啟示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文獻中，日本的學術體制曾被稱作“學—官—產”，這種提法突出了大學在科研方面的作用，企業卻排在最後，這說明當時仍較注重研發活動和技術供給，但近年來，隨著產學研活動的開展，在實際運行中企業的作用和需求更顯重要，技術需求導向使得“學—官—產”的模式演變成了“產—學—官”，即企業的需求在產學研中佔據第一重要地位。據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實施的《2002年度日本企業在研發方面所實施的產學合作情況調查》報告，進行技術研發的企業大約有70%與其他單位聯合進行研發合作，近40%的企業與大學進行合作，合作的形式主要是採取共同研究，許多企業表示，今後要加強和大學及科研機構的合作，通過產學研合作，使企業學習到自身不具備的專業知識，提高企業的技術研發能力。  
日本在產學研方面的做法，包括政府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制定的一系列計畫，大學和科研機構與企業開展聯合研究或委託研究，大學創辦科技園，以及支持技術轉移仲介機構等等，與我國相比，我們也有與其相近的做法，只是實施的效果可能不盡相同。與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似乎沒有太多創新之處，其原因可能是日本的跨國企業在全球的領先地位，企業的研發力量較強，企業的管理水準更強，其產品在全球範圍內頗具競爭力，國家技術創新的主體由企業承擔，所以，在二戰後直到上世紀80年代，產業界並未對科技界提出大量的科技需求，日本政府似乎也並未感到產學研合作的緊迫性。   日本的國立科研機構和大學沒有我國的規模龐大，所以，它們推動產學研的客觀條件比我國還要難一些。我國目前還未建立起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絕大多數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不強，迫切需要技術的輸入。另一方面，國立科研機構和大學的科研力量較強，政府也具有很強的組織和推動力量，這些條件都使得在政府的推動下產學研理應取得更顯著的成績。  
在立法方面，我國也制定了相關的推動成果轉化和技術轉移的法律和法規，但比起具有健全法律體系的法治國家日本，立法對產學研的實際推動作用仍難望其項背。我國要更加注重法律的權威性和對相關法律的執行力度，公開、公正地對產學研項目和計畫執行效果進行考核、評估和回饋，探索適合我國實際且有效的產學研組織模式和管理機制，並且，這一模式和機制可能在不同的地區、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都是不完全相同的，是需要我們在實踐中探索建立並動態調整變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