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政府下調對高校科研設施及管理費用的補償比例，或將使美國研究型大學陷入破產危機。  聯邦科研資助中的間接成本：支撐科研的重要開支，卻遭政策制定者限制   美國聯邦政府是美國高校科研資金的首要來源。上一財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與國家科學基金會合計向各主要學科的科研領域投入 570 億美元，國防部、能源部等機構也提供了額外的研發資金。這些聯邦資金大部分流向了非政府性的學術研究機構。以我們所在的加州大學為例，2024 年（最新可查資料年份）該校獲得的聯邦科研資助超 50 億美元。毋庸置疑，聯邦政府的資助是美國高校科技創新的命脈，催生了無數惠及公眾的科研發現。 聯邦科研資助主要分為兩大類別：直接成本，用於資助科研團隊及項目所需的研究物資（如試管、試劑、設備、電腦等）；間接成本，用於支付支撐科研團隊和專案開展的機構設施與管理費用。關鍵在於，聯邦科研資助涉及的幾乎所有成本（直接成本與設施管理成本）均通過報銷方式支付 —— 只有高校開展了相關研究並墊付費用後，才能獲得資金撥付，且高校需向聯邦資助方提交支出證明文件方可收款。 高校依賴設施管理成本的報銷資金，彌補關鍵科研基礎設施的投入成本，因此聯邦政府在設施管理成本的撥付方式和金額上的調整（如重新核算報銷比例、修改可報銷的研究成本清單、對特定活動的報銷總額設置上限等），會對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基礎設施建設產生巨大影響。確保高校能穩定獲得這筆資金，對科技的持續進步至關重要。  
設施管理成本是真實支出，卻未被充分理解  
自萬尼瓦爾・布希向總統提交的國家科學戰略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發佈以來，聯邦政府的設施管理成本核算體系已歷經 81 年的發展。這份報告推動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成立，也促使國會加大對校外聯邦科研資助（即非政府機構開展的科研專案）的投入。美國大學協會與政府關係委員會近期委託撰寫的一份報告，對該體系的發展歷程進行了詳盡且深入的梳理。 國會起初加大校外科研資助投入後便很快意識到，美國的高校（及其他聯邦科研資助獲得者）開展聯邦資助的科研專案，除了科研團隊的人力和物資直接成本外，還需要額外的資金支援。這類科研間接成本主要用於科研設施維護（如建築折舊、水電、安保、維修等）和機構運營管理（如科研項目資助與合同管理、財務核算、合規審查、院系管理等）。 最初，這類機構運營成本採用固定金額支付，後改為按固定比例撥付，最終形成了一套經聯邦政府審核、雙方協商確定合理報銷比例，再核算各高校科研專案具體間接成本的撥付機制。頂尖研究型大學的設施管理成本報銷比例通常為 60% 至 70%，即每獲得 1 美元的直接成本資助，可額外獲得 60 至 70 美分的間接成本資助。 多年來，隨著科研領域的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且聯邦政府對科研開展和科研安全的政策合規要求日趨複雜，國會不斷修訂設施管理成本的核算撥付體系，以適應這類成本的持續增加和工作複雜度的提升。如今的設施管理成本報銷比例，由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局的《統一管理準則》以法規形式確定，通過一套複雜且嚴謹的流程制定。                
聯邦政府對現行設施管理成本核算模式提出質疑   華盛頓政界再次圍繞如何為當下聯邦科研資助的機構設施管理成本提供最優資金支持展開激烈討論。十多年來，議員們一直對現行設施管理成本核算模式缺乏透明度、流程過於繁瑣的問題表示擔憂。 特朗普首次執政期間，政府在 2018 年財政預算中提議將設施管理成本的統一報銷比例定為 10%，稱此舉能讓更多聯邦資金直接用於重點科研專案。該提議遭到國會否決，國會還在年度撥款法案中新增立法條款，要求國立衛生研究院繼續按照歷史協商比例支付設施管理成本報銷資金，且此後每年都在撥款法案中延續這一 “附加條款”。 然而，特朗普再次執政後，政府近期重提這一議題，試圖在 2025 年直接將設施管理成本報銷比例上限設為 15%。該上限因多方利益相關者提出異議，且被聯邦法院判定為違憲而未能實施。目前，2026 財年的國會撥款法案中已納入相關條款，禁止各聯邦機構調整現有的設施管理成本報銷比例。但行政管理和預算局計畫於 2026 年晚些時候發佈的《統一管理準則》修訂版，可能會對該撥款條款提出異議，試圖進一步影響報銷比例的制定。  
聯邦政府需為設施管理成本提供穩定、可持續的資助   對高校研究機構而言，聯邦政府為聯邦科研資助相關的機構設施管理成本提供可預測的報銷資金，是重中之重。若這筆成本的資助缺乏穩定性和可持續性，高校將無法進行財務預測，也難以對未來的前沿科研基礎設施進行投入。
要保持全球科技創新和科研發現的領先地位，美國高校必須為科研人員配備最先進的研究場地、完善的行政監管體系和專業的設備管理服務。否則，頂尖科研人員將遠赴海外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留任的科研人員也會工作效率下降，無力與國外同行競爭。 人工智慧領域的發展就是一個亟需基礎設施投入的典型例子。如今，人工智慧等計算技術在科研領域的應用呈爆發式增長，從基礎科學研究到醫學、工程等應用領域均有涉及。為開展人工智慧相關科研，我校這類高校需購置或租賃算力資源、建設配套的場地和水電基礎設施，還需聘請頂尖的科研技術和網路安全專家，確保人工智慧資源的穩定、高效、安全運行。 高校的這些日常運營成本，很大一部分依賴設施管理成本的報銷資金，而該資金撥付模式的重大調整或不穩定性，會嚴重影響高校滿足科研人員科研需求的能力。我們認為，當下政界正圍繞設施管理成本展開討論，借此契機打造一個能最大程度滿足各方不斷變化的需求的未來資金撥付模式，符合所有人的根本利益。 現行的設施管理成本撥付模式讓政策制定者愈發困惑，他們認為該模式缺乏透明度，將過多資金從實際科研工作轉移到了機構運營開支上。如今，部分政策制定者並未意識到，設施管理成本是高校開展科研工作產生的真實支出。而對高校研究機構而言，現行模式下的設施管理成本報銷資金，已遠不足以覆蓋開展聯邦科研資助專案的實際成本，高校不得不從其他資金管道不斷補貼聯邦科研專案的開支。變革已刻不容緩。 鑒於政界對設施管理成本的爭議，以及穩定、可持續的資金撥付機制對美國高校開展聯邦科研資助專案的核心重要性，代表學術界和科研機構的多家利益相關方協會近期聯合提出了一套聯邦科研資助替代方案 —— 科研財務問責制模式。該模式的目標是廢除機構層面的設施管理成本報銷比例核算機制，為設施管理成本設立新的分類並按單個科研專案逐項列明，以此提高聯邦科研資助流程的問責性和透明度。 該方案已提交給國會撥款相關委員會，並被納入更廣泛的持續討論中。當前聯邦撥款法案敲定後，國會需決定在即將到來的財年是否繼續推進設施管理成本相關討論，以及如何推進。未來任何關於設施管理成本撥付的方案，都必須經由各利益相關方充分、審慎的對話協商制定。 科研財務問責制模式為這類討論提供了重要的起點，而兩黨國會領袖均表示該模式解決了他們在透明度和問責性方面的部分擔憂，這一消息令人振奮。我們鼓勵學術界及設施管理成本相關討論的其他利益相關方，在未來一年該模式及其他潛在方案的討論過程中，積極與政策制定者溝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