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科學家抗議政府“淨化學術”。Osman Orsal 緊張狀態無益於土耳其科學發展，該國已經在科學上進行了大量的投入，現在政府需要釋放更多信號告訴人們它沒有忘記科學。 去年7月15日，Omer Ilday正懷著愉悅的心情準備著一場新聞發佈會，以介紹他近期關於損失少許能量便可以利用高速雷射脈衝切斷材料的研究。 他確信媒體會對這感興趣，因為該技術在工業和醫學領域有巨大潛力，例如在某些類型的手術中可降低燒傷損害，這無疑令人激動。而且，該技術的相關論文發表于《自然》期刊，也是該期刊近25年裡首次刊登由土耳其團隊領導的論文。 但是當天晚上，這位安卡拉畢爾肯大學材料科學家收到了朋友們的警示短信，內容是：一場軍事政變正在進行中。很快，該項科學研究便從新聞選題中被去除了。 雖然政變很快被平息，但土耳其總統Recep Tayyip Erdogan宣佈該國目前仍處於緊急狀態，並放任國內的科學發展陷入混亂中——成千上萬的專業學者被解雇，甚至國家研究中心都徹底停止運行長達數月。而且，出於對高等教育領域的敵對勢力的擔憂，Erdogan決定直接任命各所大學的校長。
之前，這個國家被認為已經開始走向科學復興。幾十年來，土耳其一直在為阻止人才流失而奮鬥，而且一些青年科學家選擇回到家鄉並建立了許多蓬勃發展的實驗室。2014年，政府也宣佈將對諸多研究領域進行計畫和部署。 人們都知道進步是非常艱難的。科學家早就對土耳其複雜的政治以及宗教和軍事力量之間的緊張局勢感到不安。但現在，面對不斷增長的恐怖主義以及貨幣的不斷貶值，許多頂尖的科學家正在考慮是否應該離開這裡。 神經物理學家Ozgür Akan說：“我認為接下來會更糟”。他在幾個月前決定離開土耳其科克大學，轉而去英國劍橋大學工作。“我並不認為這裡在接下來的10年有做高技術高風險研究的可能性。” 雖然不是所有人都失去了希望，但科學家的情緒普遍敏感和緊張。 全球抱負 在安卡拉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員會內，Hasan Mandal坐在整潔、充滿光線的辦公室中，他表示自己在目前這種不穩定的形勢中看到了一些積極的東西。這位在英國和德國留學並進行博士後研究的工程師說：“現在是面臨挑戰的時刻，政局的動盪會帶給我們機會，要知道在平常狀態下很難有所改變。”
Mandal目前是該委員會副主任，同時也是政府“研究擴展計畫”的設計者之一，該計畫包括給高校間創造競爭性，建立新的研究中心與職位。 土耳其政府的總體發展目標是在2023年土耳其政府成立100周年之際，使該國躋身全球十大經濟體之一（目前土耳其的購買力平價在全世界排名第17位）。而“研究擴展計畫”則是組成任務之一，Hasan表示在各方面擴展科研能力是這個計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土耳其高度集權的教育體系中，高等教育委員會支配著州立大學的所有重大決定，比如學術職位的分配、工資甚至學生數量。而土耳其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將在這些方面給予精選出來的少數高校一些靈活性。 受到德國“卓越計畫”與俄羅斯“5~100專案”的啟發，土耳其啟動了高校之間的競爭，勝者將獲得更多的經費和職位。去年，5所區域性學院得益於與本地工業、社會項目的緊密聯繫，被選中作為“區域大學”。
今年1月份，高等教育委員針對另外5所高校開展了第二輪競爭，對其是否能開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研究項目進行評判，勝者將獲得“研究型大學”的頭銜。在諸多有利條件之中，最有價值的便是“研究型大學”擁有不用獲得高等教育委員會的批准就可以開辦新課程與分配學術職位的自主權。哈西德佩大學校長、泌尿科醫師Haluk Ozen說：“這將給我們帶來巨大改變。”這所坐落於安卡拉市的高校正是以科研專案見長。 除了高校系統，該國政府還建立了土耳其衛生研究院（TüSEB）。這所明顯仿照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機構總部設在伊斯坦布爾，其下屬的6個機構將著重於轉化研究與發展個體化治療。TüSEB僅在今年就設立了300個研究職位，並且院外研究專案也將能獲得充足的預算。 但一切利好消息似乎在去年7月戛然而止，政治不確定性嚴重影響了該國科學發展。 系統偏差 日益嚴重的政治不確定性帶來的直接影響之一就是該國主要的研究經費機構TüBITAK的崩潰。實際上，該機構的問題發酵了很長時間：TüBITAK與宗教組織“葛蘭運動”關係複雜。 而且，科學家也一直抱怨TüBITAK的資金分配存在問題，並且相關程式不再透明。一些社會學家表示自己的項目似乎因為政治原因而被駁回。 科克大學Ali Carkoglu致力於選舉制度研究，並在多年裡為國際合作專案貢獻土耳其的資料。當TüBITAK拒絕了其針對土耳其2015年和2016年選舉的研究專案後，Carkoglu獲得了外部資助。但他表示，“之後就有人批評我在接受‘壟斷資本、猶太人的錢’，並稱我是國際間諜。” 此外，高校的情況也讓科學家感到擔憂。在去年7月15日未遂政變之後，為了給政治反對派施加壓力，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員會已經要求國家所有高校的1577名系主任離職，並有1.5萬名教師被停職接受調查，另外還有兩萬名教職工失去了教學資格。 此外，土耳其所有學者除了臨時禁止國際旅行之外，所有高校的休假也被取消，出國工作和旅行的學者也被要求回國。但學術界人士抗議說，被解雇的一些人並非“葛蘭運動”追隨者，而只是特定政府政策的反對者。例如，有40多位被解雇的人曾在 “學術界人士呼喚和平”請願書上簽名，呼籲終結政府力量和庫爾德武裝之間的暴力衝突。 沒有人知道免職風波何時會過去。“在調查未結束前，如此多的人被同時解雇，這完全是未曾預料到的事情。”安卡拉中東技術大學進化生物學家Mehmet Somel表示。 動盪不安 就在如此動盪的時候，土耳其政府又給科學家更大一擊：將進化論從日前頒佈的一份中學課程草案中移出。數年來，進化論遭到土耳其伊斯蘭教主義者的反對。2009年，TüBITAK撤銷了紀念達爾文誕辰百年的特刊。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進化生物學家Ismail Saglam表示，從那以後，該國停止出版任何提及進化論的書籍。 這樣的氛圍也嚇走了國外科學家。幾乎所有計劃在2017年於土耳其舉行的國際會議均被取消，而且，個體研究者也終止了前來訪問的計畫。 不過，也有一些土耳其科學家未被政治氛圍完全“打敗”，他們還在觀察和等待下一步會發生什麼。“我個人沒有受到影響，並且我也贊同國家支援科學的方式。”Ilday說。 但Ilday也發現，即便在土耳其頂級研究機構，最好的學生也不願留在這裡。研究負責人總在報告難以招到博士生，並幾乎不可能雇到博士後。那些優秀人才已經離開了這裡。 “我試著將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和學生身上，但我們仍受到政策變動的影響。每天你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iBG-izmir發育生物學家Günes Ozhan說，“甚至活下來都有點困難。”她提到，同事Yongsoo Park也有同樣的擔憂。“這裡的研究設施很好，我們每週末能帶孩子去海邊。”但不安情緒仍在滋長，Park的家人幾乎不會說土耳其語，他時常為他們的安全擔憂。 “緊張狀態無益於土耳其科學發展，該國已經在科學上進行了大量的投入，現在政府需要釋放更多信號告訴人們它沒有忘記科學。”哈佛大學遺傳學家Gokhan Hotamisligil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