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西省文聯主席、作協主席陳世旭來到萬松浦書院進行訪問與交流。在訪談中，陳世旭回顧了自己的創作歷程，並就讀書與寫作、文學的現狀等問題暢談了自己的看法。   寫自己最熟悉   和最願意寫的人物   在談到自己的創作歷程時，他說：1979年，《小鎮上的將軍》在《十月》雜誌上發表後，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茅盾等許多著名作家都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寫完《小鎮上的將軍》之後，我就想，小鎮上的“將軍”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人，鎮子上有很多人，他們是一個群體，我認為這些人都可以進入文學視野，我一個個地寫他們，這不都是很生動的人物嗎？比如說理髮匠、老裁縫、修鎖的、補鍋的，包括鎮長等等，五行八作，這些江南小鎮上的人，我對他們很熟悉，我一個個去寫他們，給他們作傳，寫出來後有影響沒影響都沒關係，但是寫了我最熟悉的，也是我最願意寫的。我當時寫了一系列的人物，幾乎能想到的，腦子裡有原型的，我都儘量去寫。過了些年，竟然積累到20多萬字，所有這些人，他們活動的場景、生活的時代，他們想事情的方式，他們的行為方式，都在一個時代背景下，於是我把這些一個個的人物組成一個小說世界。後來上海文藝出版社很支持我的這個想法，在他們的支持下，出版了《將軍鎮》。當我進入職業化寫作後，許多問題出現在我面前，迫使我不能不去理解它。對於理論本身，我並非有先天的愛好，只是遇到了很多實際問題，很學惘，不得不去面對。在我的認識中，文學開始很單純，好事壞事，好人壞人，界限很分明。到了上世紀80年代，文學已經非常豐富了，人們有了許多反思。但即使如此，其中的界限仍然非常分明，比如說《小鎮上的將軍》，“將軍”落難了，來到了小鎮，小鎮的人對他非常好，這種“好”本身體現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大家肯定都能接受。但隨著社會變革的深入，事情就不那麼簡單了。比如一個人的行為方式可能無可挑剔，但他的思想觀念可能與整個社會的進步是相悖的。反過來，一些新的行為方式也許不能接受，但他可能是反映著歷史主動性的，這就變得有些麻煩。文學本身也是一樣，文學的敘述變得非常豐富、非常複雜，出現了文體革命，出現了對各種文學傳統和文學價值觀的顛覆，出現了很多我不能理解的文學現象。我就要想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是什麼？是簡單地去否定它，還是肯定它、追隨它，我想恐怕都不行，我自己要作出判斷，要找到作出判斷的根據。任何事物的產生都是有根據的，應該找到它存在和發展的必然性和局限性。當我們研究某個事物產生和發展的合理性、必然性和局限性的時候，似乎就進入到所謂的理論的層面。我後來寫的文章都和我的創作實踐有關，是我對當時文學現象的理解和對我自己所選擇的文學方向的認定，這些文章不一定多麼有分量，觀點也不一定正確，但都是寫作提出的命題和我對這些命題的認知，好多問題都是當時我不能不找出答案的。當你形成某種觀點實際是對你自己的某種肯定，說得狹隘一點，我的理論闡述只是為幫助我自己建立寫作的自信，我並沒有想用我的想法去改變別人的觀點。到現在，我越來越明白，每個人在自己的創作中、在自己的生活中都會有自己的準則，不同人的準則有的時候可能是相互衝突的，常常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但我覺得沒有關係，我一直堅持自己的文學觀。一個作家的認識，只要能自圓其說，最後落實到作品，能夠被讀者所記住、所認定就行了。我甚至覺得沒有什麼正確和錯誤之分，關鍵是能不能寫出好的作品。  
寫作要依靠學習和借鑒  
談到讀書與寫作問題時，陳世旭說自己寫東西是依靠學習和借鑒的。學習和借鑒的方式主要靠讀書。讀書分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基本的、必讀的，建立一個盡可能寬泛的知識結構。比如說思想史方面，中國的哲學史，西方的哲學史，不可能把每一位思想家都記得很清楚，但整個的脈絡、基本觀點總該大致清楚。孔孟老莊，先秦以來的各家各派，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西方世界思想的發展歷程，他們對科學和理性的強調，等等。還有文學史也該清楚，中國文學史，西方文學史，也就是歐洲文學史。還有中國的法律思想史（中國古代講“王法”），西方的法律思想史，西方社會民主、科學、法制思想和缺席的形成建立。還有東西方歷史，世界通史等等，這些都是基本知識。不能成為專家，起碼有一點概念上的瞭解。這是一個基本的知識結構。第二個方面就是寫作上的學習。首先是接受大師的薰陶和教育，這就需要閱讀大量的名著。談到這方面，陳世旭先生謙虛地說，我本人讀的名著很少，很多偉大的作品我都沒有認真地讀過。在這方面，我特別佩服那些書看得特別多、看得也特別深的作家。再就是和我同一時代的許多作家，他們的思維方式、創作思想、表達方式，也是我必須學習的。在這些作家裡，有幾位元的作品是我必讀的，一旦覺得寫不下去了，或者我對某段生活的開掘感到茫然了，就會去讀他們的作品，看看他們對這個時代出現的一些現象是怎麼理解的、怎麼解釋的、怎麼表達的。在這些作家當中，張煒是我特別推崇和喜愛的幾位之一。張煒的書，我都會認真去讀。他的道德感和理想主義是有強烈震撼力的。還有韓少功。我覺得韓少功是一位特別有思想的作家，他被稱為“尋根小說”的“開山祖師”。但“尋根小說”的意義我認為不僅在於從文學上提出了“反思”的命題，最重要的是強調了一種思辨性的創作。韓少功的作品特別有思辨性。還有王安憶，她是天生的作家，無論什麼材料到了她手上，都能寫成精彩的小說、精彩的文章。她的小說以及她談論小說的文章都是那麼精彩。還有王小波的作品、張承志的作品，余華的有些作品比如《活著》也給過我很強烈的衝擊。還有黑龍江的遲子建、山西的葛水準，她們的作品生活基礎深厚，表達樸實而優雅、深沉而充滿詩意，都是我打心裡極為欽佩的作家。所有這些作家的作品出來，我都認真拜讀。我們讀文學史，常常會看到人格與創作分離的作家。但我敬重的是那樣一類作家，就是他們創作的表達與他們的人格，與他們所表達出的價值觀和他們對社會生活的認識、好惡、愛憎是一致的。我喜歡的作家，他的人格是剛直不阿的，他的創作表達帶有宏偉的氣魄。真正意義上的好作品，我覺得至少應該具備兩個條件，就是老生常談吧。一方面，作品應該具有強大的思想性；另一方面，作品有非常好的藝術表達，作家所描繪的人物和這些人物的活動，都是非常生動的，他把文學的手段調動到了一個最佳的狀態。最好的作家肯定是有開創性的，他會達到甚至超過整個時代思想藝術層面所達到的高度，我認為偉大的作家都是這樣的。說托爾斯泰和莎士比亞是兩座高峰，不只是因為他們的作品有很多讀者，而是他們的思維能力、思想能力所達到的高度是他們同時代的人所不能達到的。他們的表達也給後世的文化人提供了最好的文學和藝術的範本，供我們來參照。這當然就很偉大。偉大的紀念碑式的人物的產生決不是隨意的，是時代和歷史選擇的結果。我們可能永遠達不到他們的高度，但我們可以崇尚他們、景仰他們，努力去接近他們，使自己的寫作變得多少有些意義。  
偉大的作家   首先是有“靜心”的作家   談到文學的現狀時，陳世旭認為偉大的作家首先是有“靜心”的作家，因為他是生活的思考者、生活的評判者，當然也是生活的參與者，思考和評判就是他對生活的參與。面對著一個紛繁複雜的變化的世界沒有“靜心”，那就只能隨波逐流。“靜”不是一切靜止，是指內心的“靜”，內心沒有燥動，沒有過分的欲望，唯一所做的就是靜靜地觀察、靜靜地思考、靜靜地表達。“靜”是一種境界，能不能“靜”下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命運。對於整天談論所謂產業化、賺錢、市場化運作，或是整天燥動不安、費盡心機不拿諾獎誓不甘休的一些作家來說，陳世旭說：總是很懷疑那些人作為作家的結果究竟如何。說是“體驗”，是什麼“體驗”呢？有外在的“體驗”嗎？一個作家寫得好好的，突然說自己要體驗當老闆，體驗完了回來之後就成了大作家了，究竟有多大可能？有的人認為應該投入到這個那個“海”中去，但我看到的是很多投入到種種“海”中去的人再也沒有回來。腰裡也許纏了萬貫，筆下卻沒有了文學。我並不是說作家當官、當老闆、掌權、發財不好，但那是另一個話題了。如果真正要獻身文壇，為文學生，為文學死，我覺得大可不必每天在媒體上保持自己的新聞性，讓自己成為一個明星。說到底，作家是一個思想者，他要避開很多世俗的紛繁。當然，沒有必要去當新聞人物，並不是說拒絕媒體，通過媒體可以影響很多人，這是必要的。但還是要有古人的那份心思，藏之名山，傳之後世。何況實際情況還不是這樣。許多好作品出版後不是照樣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嗎？如果想要人們像追星一樣捧你，走到哪裡都萬眾歡呼，作家需要這樣嗎？真正的好作品、真正有價值的文學不會被忽視，只是被大家所重視得不像以前那樣普遍。正因為這樣，就在很大程度上考驗作家是否能沉得住氣。沉得住氣，我覺得就會有好作品。而且一個時代大約也出不了那麼多偉大作家，真正能夠不朽的作家在一個時代裡面有三個五個就夠了，多數的則是一個隊伍的必要的組成。明清小說寫了那麼多，我們今天熟知的不就“五大才子書”嗎？現在有人說沒有《三國演義》了，沒有《紅樓夢》了。《三國演義》、《紅樓夢》是種蘿蔔白菜種出來的嗎？《三國演義》的故事在民間口耳相傳了多少年？《水滸傳》的故事在宋代就開始流傳了，直到元末明初才成書。《紅樓夢》也一樣，經過了多麼漫長的積累？中國的市民社會在宋代的時候開始產生，無數的傳奇、無數的話本在為它輔墊。我們現在也一樣，不需要太多，中國如果一百年、兩百年產生一個曹雪芹，也了不得。世界永遠在大浪淘沙。這種大浪淘沙當然不是開個會，說誰是精英、誰是沙就行了。最無情的裁判我認為是時間、是歷史。冠以各種各樣的名目來引起大家的注意，這當然是一種功利。但無所謂。一個時代一定有一個時代的作家，一個時代一定有一個時代的作品，一個時代一定有一個時代的文學表達。一種表達出現了，大可不必過早地去貶低它，或者過早地為它歡呼。我看到有些“80後寫作”，思想很尖銳，有很多顛覆性的東西，我覺得很受啟發。大家都來表達，然後由歷史來作出裁決，這是最好、也最公平的。   最後，陳世旭談了他對書院的感受。他說全國類似書院這樣的設施，比如湖南的毛澤東文學院、四川的巴金文學院，他都去過。他認為從外部環境、硬體到軟體，萬松浦書院都是最好的；張煒題寫的“這裡人人皆詩人”，還有“和藹”、“安靜”就是書院的靈魂。(萬松浦書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