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漁邨（1924年1月6日~ ） 精神病學家，醫學教育家，中國工程院院士。195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醫學院。1955年畢業于蘇聯莫斯科第一醫學院，獲副博士學位。歷任北京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精神科主任、副院長，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所長，WHO/北京精神衛生研究與培訓合作中心主任。曾當選挪威科學文學院外籍院士，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國外通訊研究員。長期從事臨床精神藥物學、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老年精神病學研究。是我國現代精神病學的奠基人、開拓者之一。在推動我國精神病學的發展和學科建設、促進國內國際間精神病學領域的學術交流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並主持編寫大型參考書《精神病學》，發表論文150餘篇，多次獲國家及部委科技成果獎。 求學之路艱辛坎坷 1924年1月6日，在離杭州西湖不遠的將軍路上的一所老房子裡，降生了一個女嬰。女孩的父親叫沈錦椿，字綺士，時年34歲。任杭州官巷口地區郵政局主任，為人安分守己，克己寬人，不與人爭權爭勢。這是沈錦椿的第三個女兒，他給這個小生命取名為“沈漁邨”。沈錦椿在郵局屬高級職員，收入尚可，又在西湖籮嶺和莫干山各置了一畝多地，足以支付幾個孩子的教育費用。沈漁邨的母親張春如雖是家庭婦女，但特別注意培養孩子們獨立自主的能力與性格。沈漁邨從小就是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的。 1937年6月，沈漁邨從浙江杭州鹽務小學畢業，8月入讀杭州市立初級中學。在當時這所學校實驗室、勞作室、家事實習室等應有盡有；還有專用美術教室、科學館、工藝館、圖書館（引自《民國時期杭州》，第563~564頁），在全省112所中等學校中排名前九。但不久淞滬會戰爆發，父親沈錦椿隨郵政機關遷往浙東。同年11月，入學僅3個月的沈漁邨便不得不隨家人離開杭州，前往上海。 當沈氏一家風塵僕僕地踏上十裡洋場時，上海已淪落。沈家只好暫住在法租界的二哥家中，不久沈家搬入法租界雲霞坊。1938年2月，沈漁邨入讀了上海中國女中，成為初中二年級學員。待時局稍穩定後，沈氏夫婦又回到杭州，沈漁邨一人被留在上海，繼續求學。那段歲月生活雖然艱苦，但萌發了她對理科的興趣，甚至將居里夫人作為她的偶像。1940年6月，初中畢業後沈漁邨考入上海江蘇省立揚州中學讀高中。江蘇省立揚州中學與江蘇省立蘇州中學、上海中學和浙江省立杭州高級中學其他3所中學，並稱為“江南四大名中”。揚州淪陷後，學校四分五裂。校長周厚樞（字星北）偕部分師生分別在上海與泰州複校。其後泰州部分又一分為二，一部分遷往上海租界，習稱“泰校”；沈漁邨就讀的正是“泰校”。學校的理工科課業很重。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上海租界，時局一片混亂。1942年11月，公立揚州中學被迫關閉。剛剛完成高中第三年上半學期學業的沈漁邨又一次面臨失學。當時她聽聞西南聯大可以免費讀書，便動起了離滬赴滇，繼續求學的念頭。1942年底，在老家商人的幫助下，沈漁邨和父親一同離開杭州，越過了日寇的封鎖線，經浙東、江西、湖南、貴州，一路艱辛，抵達了昆明。安頓下來後，沈漁邨開始準備報考西南聯大。但由於錯過了當年的考試時間，沈漁邨於是在1943年11月，先考入西南聯大先修班理工組，修讀數學、語文、英文、物理、化學等課程。與沈漁邨一起在先修班學習的還有她後來一起學醫的同學經永春。 在先修班學習的同時，沈漁邨仍在中茶公司兼職，半工半讀。每月40塊錢的收入，剛好夠付伙食費。1944年6月，完成先修班學業後，沈漁邨考入了西南聯大物理系。同年9月，沈漁邨成為了西南聯大物理系一年級的新生，踏上了她向居里夫人學習的路程。1945年9月，沈漁邨在物理系讀完一年以後，轉入了生物系，就讀醫預科。據經永春回憶，她父親經利彬時任昆明醫藥研究所所長，與西南聯大生物系主任李繼侗是好友。經利彬與李繼侗聊天時，提到了女兒經永春想學醫，而西南聯大又沒有醫學院。於是，李繼侗就說：“我可以先辦個預科，協和以前也有醫預科。3年醫預科後，戰爭結束了，你們就可以回去讀醫學院了”。就這樣，李繼侗便在生物系下成立了醫預科。 醫預科雖然成立了，但只是臨時組建，並不在西南聯大的正式建制之內，所以既沒有正式的教師，也沒有固定的課程。醫預科同學所學的課程都是李繼侗從生物系、化學系和物理系所開設的課程中選取的，像普通化學、普通物理、普通生物等3系的基礎課都要上，至於像解剖學、組織胚胎學等這樣的醫學專業課並沒有開設。沈漁邨在醫預科時的學習成績很好，但是醫預科並沒有像李繼侗當初設想的那樣讀3年，而是唯讀了1年，因為抗日戰爭結束了，西南聯大解散，所有學生分歸各校。 進步青年參加革命 在當時的西南聯大，學習生活條件都非常艱苦，但進步氣氛濃厚，學生經常張貼進步壁報、進行演講及其他社會活動。在民主思想的薰陶下，沈漁邨的內心深處也悄然發生著變化。1945年8月15日，抗戰結束。然而，烽煙並未就此熄滅，國共內戰即將爆發。為了能擺下一張平靜的課桌，西南聯大的師生轟轟烈烈地開展了反內戰、要和平的民主運動。1945年11月19日，重慶各界代表郭沫若、沈鈞儒等500餘人，舉行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會成立大會。12月1日，大批國民黨特務和軍人分途圍攻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等校，毒打學生和教師，並向學生集中的地方投擲手榴彈，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
親眼目睹生命與鮮血的流逝，沈漁邨震驚了。良知與憤怒使她覺醒，決心再也不做從前那個一心讀書、不問政事的書呆子。她寫道，“目睹老師們在物質生活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嚴謹治學，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支持民主運動，使自己深受教育，從一個埋頭讀書的青年，進入了青年民主運動的行列，懂得我們這一代青年人負有爭取民主、民族解放的神聖使命”，從此積極投身到民主運動中去。慘案發生後，聯大師生在全市發動罷學、罷市。沈漁邨被選為聯大學生自治會理事，負責發動、聯絡昆明中學生等工作。1946年2月，經彭珮雲介紹，沈漁邨加入民主青年同盟。 1946年5月，西南聯大開始北返。6月，沈漁邨先乘飛機抵達上海，再從上海乘船經天津抵達北京。與沈漁邨一同乘船抵達北京的有她杭州高中校友和西南聯大同學張碧華。西南聯大北歸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聯盟解散。每個學生都要事先填報志願，表明自己希望在哪所學校繼續學習。當時，李繼侗在西南聯大創設醫預科，就是針對協和的，就是希望醫預科的同學將來能進入協和學習。但當沈漁邨等人來到北京時，發現協和醫學院要等到第二年才能複校。於是沈漁邨選擇了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業。 1946年10月，北京大學醫學院正式開學。在這裡，沈漁邨開始了她的學醫生涯。回北京後，沈漁邨仍積極投身學生會，接受組織領導，參加學運工作。同時，她還和進步學生成立了北醫合唱團，組織了氣勢恢巨集的“冼星海黃河大合唱”。在公演大會上，她還擔任了女高音歌唱者。北京大學精神科主任醫師李從培教授曾經回憶起那次難忘的演出，他說：“那嘹亮的歌聲，那震撼人心的旋律，激起了人們的革命豪情，現在想來，強烈的激情仍猶如激浪洶湧於胸。” 1948年2月，經由耿曉、陳果敢同志介紹，沈漁邨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1月據北平學委的指示，沈漁邨離開北京，轉移至解放區河北冀中泊鎮城工部學習。1949年2月，北京的接管工作陸續展開，沈漁邨也參與其中。接管人員除了北京醫學院的同學外，還有部隊的同志，以及華北醫科大學23期的幾十名學員。後來，這些一起與沈漁邨接管北京衛生系統的革命戰友，有些又成了與她一起去蘇聯留學的同學，比如許迪、鄂征、李慎、李河民等。 沈漁邨回到北京後，在軍事革命委員會衛生部工作，很快就顯現出較強的工作能力。在當時，鮑敬桓作為衛生部副部長，是統攬全域的領導，沈漁邨很受鮑敬桓的器重。1949年5月，沈漁邨服從組織安排，返回北京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1951年3月，沈漁邨從北京大學醫學院醫療系畢業。這主要是由於1950年2月8日，教育部發令，自當年2月1日起，北京大學醫學院改由中央衛生部領導。同年，醫學系學制由7年改為5年，即預科1年，基礎課與臨床課各1年半，再加上生產實習1年。提前2年結束學業，這固然使一向勤奮好學的沈漁邨感到些許惋惜，然而，在不久的將來，一片更廣闊的天地將等待她去奮鬥。 留學蘇聯喜結伉儷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務院迅速制定了恢復經濟的三年計畫。與此同時，大量培養國家急需優秀人才的問題也迫在眉睫，為此，國務院決定選派300余人前往蘇聯學習，其中有醫學生30人。留蘇醫學生的選拔工作由衛生部部長賀誠主持，衛生部辦公廳具體負責。30名留蘇醫學生由3個紅軍衛生幹部領導：錢信忠任赴蘇留學生總支書記，塗通今任赴蘇留學生總支委員，潘世征任醫學生黨支部書記兼隊長。團隊秘書則由沈漁邨和顧方舟二人擔任。 臨行之際，每個人都得到了一份學習任務書。這份任務書根據國家的需要和自己的意願，詳細寫明瞭每個人赴蘇後的學習綱要和重點學習任務。大家所學內容五花八門，從基礎到臨床，再到衛生管理，醫療衛生的專業幾乎無所不包。1951年8月11日，教育部在老北京飯店設冷宴會，給全體留蘇學生餞行。周恩來總理親自講話，熱情洋溢地勉勵大家奮發學習蘇聯的先進科學技術，並留下十六字贈言：責任重大，任務艱巨，努力學習，為國爭光。大家在錢信忠的帶領下，向總理敬酒，表達了好好學習、報效祖國的決心。 抵達莫斯科後，全體學員臨時被安排住在起義廣場的莫斯科動力學院宿舍。8月26日，蘇聯高教部的工作人員加班加點，按照留學生出國前的個人志願及蘇聯的實際情況，擬定方案，給留學生分配了不同的學校。他們很快就陸續被各單位分頭接走。30個醫學研究生兵分兩路，有14人去了列寧格勒，而沈漁邨等16人留在了莫斯科。 沈漁邨最初到蘇聯是學習抗生素方面的知識，但1952年，在莫斯科第一醫學院已學習一年的沈漁邨接到了國內的通知，由於國內奇缺精神病科的醫生，上級讓她轉學精神病學。沈漁邨又一次服從了組織安排，轉到莫斯科第一醫學院的精神病科改學精神病學。沒想到這成為了她將為之奮鬥終生的事業。40年後，當黎莉醫師問及沈漁邨院士，當年在蘇聯你被要求改換志願時，你當時有什麼想法？她淡淡地說：“我沒有更多的想法，我覺得人民的需要、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人民用小米養育了我，我要為人民的利益去工作。走了搞精神病學這一步，我一直沒有動搖過。” 沈漁邨在北京大學醫學院學習時，學校裡也曾講授過精神病學，但畢竟不成體系。沈漁邨無疑面臨著新的挑戰，她需要自學精神病學方面本科的課程。但是，這些都沒有難倒沈漁邨。1955年8月，沈漁邨從蘇聯莫斯科第一醫學院畢業，獲副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有關強迫狀態的治療及病理生理機制》，部分內容發表在1959年的蘇聯精神病學雜誌上。同年9月，她榮獲斯坦漢諾夫突擊手獎，以褒獎她的勤奮和優秀。不得不說，莫斯科確實是沈漁邨的福地，她不僅順利完成學業，還與當時留蘇學生總書記，後來的共和國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同志，從相識到相戀，並於1955年6月回國前夕結為革命伉儷，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相濡以沫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