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進作用。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科技發展此消彼長，螺旋式上升。在1840鴉片戰爭之後，其競爭態勢尤顯激烈，並在21世紀初達到一個頂峰。從大的視角來看，人類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科技史。 早期科學發展需要兩個基本動力：資本注入和戰爭催化。這一規律即使到現在也基本成立，只不過人類對地球系統研究得更深入，科學反哺於地球和人類宜居環境可持續發展也成為一個新的動力來源。 技術升級換代，會產生降維打擊的效果。比如，在歐洲人征服美洲期間，先進的鎧甲和鋒利的武器讓征服者占儘先機，少數的一些人就能對龐大的文明體系產生巨大衝擊。到了鴉片戰爭時期，這一現象再次重演。歐洲人憑藉著船堅炮利的優勢，也是用很少的士兵就讓大清王朝割地賠款，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20世紀末期，海灣戰爭再次演示了科技降維打擊的效果，龐大的伊拉克軍團在高科技武器系統面前變成了露眼的篩子，毫無還手之力。在進攻方看來，士兵就像在打遊戲一樣，對著螢幕一頓操作就完成了任務。 中國與西方的技術分野出現在18世紀到19世紀中葉，最突出的技術表現在軍事上的落後，尤其在火炮和軍艦方面。其中的原因很多，有學者認為西方城堡的城牆太薄，也就幾米寬，促進了其火炮口徑的發展，只要炮彈足夠大就能夠擊穿城牆，哪怕是君士坦丁堡這樣堅固的堡壘，也最後在大炮中破城。而中國的城牆則要寬厚得多，比西方的城牆厚一個數量級，尤其是用夯土築城和斜面技術，增加大炮的威力很難達到破城效果，自然也就沒有了市場。但是，在面對遊牧民族時，小巧方便的炮則更有市場。第二個重要原因是戰爭的催化作用。早期大清王朝國土面積廣大，軍事實力很強。周邊的一些局部戰爭不足以對王朝構成很大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於18世紀中期到鴉片戰爭前，中國度過了較為平靜的一段時期，火炮技術的分野也正好發生在這一時段。 相比較而言，歐洲此時戰火紛飛。火炮的發展為歐洲戰場打開了局面。基於戰爭的強烈需求，科學研究派上了用場。造一門性能優異的火炮，需要考慮火藥的配方、火藥的顆粒度、保存方式、裝藥量、火炮的炮管長度、炮管直徑、鑄造技術、瞄準系統、炮彈材質與性能。為了能夠打得准，需要考慮空氣阻力、風向、風速，計算出精確的彈道曲線。這一點對於爆破彈尤其重要，如果需要炮彈淩空爆炸，這需要準確地拿捏時間。此外，只是理論計算還不夠，還需要堅實的系統實驗，用於測量炮彈的出堂速度等參數，通過改進上述的諸多參數提升效果。並不是裝藥量和炮管越粗約好，這需要精確的平衡。 此時，歐洲的科學，尤其是在數學和化學等方面的基礎科學知識派上用場，很多數學家都參與到這種火炮改良中。因此，歐洲火炮的飛速發展是一個典型的科學與技術相互促進的案例。只不過短短百年時間，中國和歐洲的火炮和軍事技術就拉開了距離。 這是科技時代的特徵，社會和知識體系快速反覆運算，超過了人們的樸素和傳統認知。越大的體系就越難在短時間內快速反應。可以說，歐洲利用了這百年的時間差，在軍事和管理制度上超越了大清王朝。在體量和反應速度上，中國當時確實是睡獅，它需要更長的啟動時間來對世界的變化作出反應。 二戰是現代科學與技術合流的第二次典範，也成就了美國“科技神話”的崛起。如果追蹤美國高科技發展歷史，二戰絕對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美國的科技水準並不發達。但是美國有資本和人力資源。在英國水深火熱之時，把英國先進的科學知識與美國的資本相結合，是產出相應的軍事技術產品的最佳方案。可以說，美國在二戰中獲得的初始科技紅利，包括科技和科技人才，是其日後科技飛速發展的根基。比如，第一台電腦是在英國發明的。美國人贏在了地利和先進的管理思維體系。 在美國近代科學技術發展史中，最不能繞過去的人就是範內瓦.布希。他定義了美國的國家科技策略與模式。他創新性地開創了政府直接資助科研的範式，包括美國科學基金會的這樣教科研經費底層管理模式，這幾乎就是現代科技發展模式的根基。布希的戰略科技眼光非常敏銳，他知道在戰時如何操作，戰後如何持續科學技術的發展，在協調國家、大學、市場等方面，為後續發展思路鋪平了道路。 美國在二戰期間的技術發展，是之前全世界頂級科學思維的彙聚，在二戰期間通過先進的管理模式蓬勃而發。這些軍事上的高科技，在戰後又進一步為轉化為民用，促進市場發展奠定了基礎。沒有二戰時期打下的科技基礎，就不可能有後期繁榮的自由科技市場，更不會有矽谷等科技創新的出現。 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曆，尤其是美國的科學技術曆，是在傳統人類文明的模式上，靠著戰爭需求這一剛需快速拉動，然後民用化的過程。戰後，中國奮起直追，至少在電子產業方面，比如在早期的電晶體和電腦研究方面，我們並沒有落後太多。比較可惜的是，當美國大舉把軍事技術轉化為民用產品發展市場時，也就是電子世界興起時，我們沒有跟上腳步。等到70年代末改革開放伊始，我們才發現和世界科技又有很大的差距。 美國的科學技術發展，體現了典型的科學與技術交替走路的模式。其中技術的發展是科學發展積澱後的勃發過程。技術的發展來源於競爭，要麼是戰爭，要麼是市場。所以，美國到現在為止都被軍火商強烈影響就不足為奇，因為這種戰爭與科學技術融合的思路是美國發展的看家寶，思維深入骨髓。在這一點上，體現了學科與社會發展的不協調性，進而引起了科學家與政客之間的深層思維矛盾。從美國對基礎科研的態度上，也可以看出這種博弈現象，具體而言就是政府對科學的投資的波動。 總體而言，美國的科學與技術發展具有它的先天優勢，很大程度上在於其歷史傳承性和世界資源的共用性。在大時間尺度上，可以較為從容地在科學與技術發展中進行協調。科學如果不能進行轉化，就不能直接推進社會進步。科學轉化的直接結果就是再塑社會文明形式，增加社會整體財富。 在自動化發展初期，就有科學家擔心這會讓很多低技術工種藍領失業，這種思維和先進的人工智慧發展替代人工非常相似。其結果就是，自動化催動了產業發展，更多人變成了中產階級。從這個歷史角度來看，大可不必擔心未來工作崗位，因為會有更多相關崗位冒出。 和美國的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歷史來看，中國肯定不能完全照抄其思維和管理模式。首先我們不可能從全世界吸引那麼多優秀的國際科學家。其次，我們沒有經歷堅實的基礎科研的積累，幾乎是跳躍式地發展，更多地從科學應用角度來進行追趕。這也造成了目前中國的科技市場模式與美國有很大的不同。我們更多的科技公司追求的是頂層邏輯設計，或者說是應用型的創新模式。無論是阿裡巴巴、京東、小米、搜狐、百度、聯想等等都是如此，缺乏馬斯克這樣的硬科技創新並不奇怪。 中美科技市場發展的底層邏輯並不相同，但是，歷史終歸要回歸到它必須經歷的體系。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總是要在科技應用領域，民用產品大規模發展後，思考下一個科學動力來源。中國高考的“強基計畫”就等於在為未來打造基礎研究的基石，補齊這個短板。 中國在發展應用型科技的同時，在基礎科研方面中（比如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基礎科研、國家實驗室等等）也加大投入。深圳目前在打造大科學裝置方面下了大力氣。部署了先進光源、量子、醫藥等集成科技產業和研究團隊。這些高科技成分很難在短時間內起作用，其意義在於推動基礎科研的根基，為後十幾年的技術騰飛做儲備。 中國高科技公司開始思考進行科技投資，建立具有本公司特色的研發隊伍，比如華為、韶音科技等等。這些資金的投入補充了國家在基礎科技領域的投資。但是，無論如何，科技公司的市場需求，快速應變的壓力，使得其無法追索更長遠的科學目標，更不可能造就貝爾實驗室的神話。這些區別，使得公司和政府科研及大學之間的合作成為一種戰略，但是具體的合作模式，還需要更深入的思考。 無論是美國從科學-技術-科學的發展模式，還是中國的技術-科學發展模式，經過時代發展，在未來開始合流，都需要從本質上思考下一代科技引領（指基礎科學）的著力點。這種思維和管理模式的創新，遠比任何單一技術和科技公司的發展要重要，它體現的是國家戰略思維。 科技發展從硬體到軟體，然後軟體和硬體結合，催生出來人工智慧，這應該是下一代科技的代表。資訊科技如果能和下一代能源技術相結合，會打造出一個全新的社會模式。一切剛剛起步，我們堅決不能再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