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資料期刊集群發佈紀實     “學生如果只發資料論文，是畢不了業的。”6月27日，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資料快報（英文版）》（Data Express）副主編左西年對《中國科學報》記者時說。剛剛，他在一場學術報告上展示了一組數字：16年前，他聯合全球33家實驗室共用的1347個腦影像樣本資料，如今已被全球3萬余項研究直接或間接引用，成為腦影像方法學研發的“基準參考”。 資料的價值有目共睹，但在當下的科研評價體系中，這樣“不被認可”的尷尬並非個例。 6月23日，中國科學院在資料期刊建設工作推進會上宣佈，我國首本英文資料期刊Data Express正式創刊，並將在年內陸續啟動建設生態環境、海洋大氣等19種領域資料期刊，形成“1種綜合旗艦刊+19種領域專業刊”的資料期刊集群。此番部署，意味著科學資料開始從“附庸”走向“獨立”。它既關乎科研評價體系的深層重構，更是對人工智慧浪潮、資料主權競爭與科研範式革命三重變局的深切回應。 從“附庸”到“獨立” 當前，AI大模型正從拼算力、拼演算法進入拼資料，全球主流大模型可利用的高品質文本資料幾近枯竭，建設一個經過嚴格同行評審、可溯源、可複用的高品質資料集已是剛需。中國科學院電腦網路資訊中心黨委書記孫德剛指出，AI時代，科學資料已成為新型戰略資源。高品質、可信、可溯源的科學資料，是科技創新的“種子”。中國科學院組織創建的《資料快報（英文版）》期刊群，目標正是助力國家服務科技發展的新型基礎設施能力建設。 這套基礎設施的核心，在於賦予資料獨立的“學術人格”。通過規範的中繼資料、完整的方法學記錄和獨立標識號，科學資料得以擺脫“論文附件”的從屬地位，成為可被獨立檢索、評價和引用的學術成果。這並非否定過去的成績，恰恰是因為傳統共用模式已觸達能力邊界。 中國科學院空天資訊創新研究院研究員邱玉寶用一段親身經歷解釋：2015年，他從地球觀測組織（GEO）日內瓦秘書處回國，發現自己的硬碟裡堆滿了資料。“老有人追著我要拷資料，每次還要從頭解釋這資料怎麼來的、怎麼處理的，疲於奔命。”他說，“我自己找起來都費勁，更別說別人了。”就在那時，他得知中國科學院正在籌建科學資料銀行，便主動聯繫，把自己最頭疼的那批資料整理好、描述清、打上標籤，成了這個平臺的第一批用戶。“資料藏在自己硬碟裡，價值是死的；放到平臺上可檢索、可引用，價值才是活的。” 在中國科學院院士、Data Express主編于貴瑞看來，資料期刊是鼓勵科學資料開放共用、完善資料治理體系的重要抓手。《資料快報》期刊集群的創建，恰恰填補了我國資料出版空白。 已有實踐證明：資料一旦獨立、共用，價值可以無限延展。20多年前，於貴瑞帶領團隊建立了中國通量觀測研究網路，持續分享陸地生態系統觀測資料。如今，這些資料已成為國內碳迴圈、水源涵養等領域的重要基石，支撐了數千項後續研究。 左西年對此同樣感觸頗深。10多年前，左西年在牽頭共用腦影像樣本時，發表了三篇核心資料論文。而其中一組當時被視為“無用”的30人每隔3天重複測量的腦部資料，最終被一個研究跨物種的團隊直接採用。研究者將人類腦功能波動與動物模型節律比對，發現高度可類比模式，為理解跨物種大腦保守性提供了關鍵證據，今年4月，這項成果發表在了《科學》雜誌上。 十年“造船” 一口氣佈局20本資料期刊，絕非一日之功。這背後是中國科學院長達十餘年的系統性佈局。 2015年，中國科學院創辦我國第一本中文資料期刊《中國科學資料》。彼時，國內對資料論文幾乎還沒有概念。這本期刊像一塊“試驗田”，一步步摸索資料論文怎麼寫、怎麼審、怎麼評。《中國科學資料》編輯部主任孔麗華在推進會上回溯：創刊十一年來，這本期刊已組織40多個專題、發表超千篇資料論文、出版資料量近30個太位元組，積累了資料出版全流程的政策與規範經驗。 這一積累揭示了資料出版的複雜性：它不僅僅是排版和印刷，更涉及資料清洗、中繼資料抽取、存儲格式轉換、長期保存等一整套技術鏈條。如果沒有前期的經驗，現在面對20種期刊集群的技術支撐將無從談起。 不過，想要走向國際、掌握話語權，僅有一本中文刊遠遠不夠，還需要標準和平臺的雙輪驅動。 標準方面，中國科學院牽頭制定了從資料引用、中繼資料規範到論文編寫的多項國家標準，其中《資料論文出版中繼資料》和《資料論文編寫規則》（《資訊與文獻編寫規則第4部分：資料論文》）兩項核心標準已提交至國際標準組織。一旦通過，這將是中國從國際資料標準的“跟隨者”向“制定者”邁出的關鍵一步，意味著未來的全球資料論文可能需要遵循“中國規則”撰寫。 平臺方面，中國科學院已建成投審稿、資料存儲、資源標識、預印本等覆蓋資料出版全鏈條的數位平臺，且全部實現了國產自主可控。其中，資料存儲平臺已獲國際主要出版商廣泛推薦，並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開放科學優秀實踐案例。 科學出版社副總經理張凡打比方說：“過去我們靠國際出版商的平臺‘借船出海’。現在我們要造自己的船，自己駛向遠海。”他同時強調，自主不等於封閉，是為了不被卡脖子；開放，是為了讓中國資料成為全球公共產品。 實際上，資料期刊並非中國首創。愛思唯爾的《資料簡介》和施普林格·自然的《科學資料》均創辦於2014年，已佔據先發優勢地位。張凡坦言：“但全球範圍內，資料期刊仍屬於相對新鮮的事物。這次集群化發佈，讓中國有機會與全球並跑，甚至在某些領域實現超越。” 這份信心來自中國資料期刊集群背後的國家戰略需求牽引和國家級數據基礎設施托底。中國科學院電腦網路資訊中心主任周園春介紹，11個國家科學資料中心、覆蓋60多個一級學科的資料積澱，為資料出版提供了完全不同於商業化出版社的底層支撐。 最難一關 “數據論文發了，學校認不認？”發佈會後，中國科學院科技基礎能力局副局長張韻向本報記者坦言，這是當前較為棘手的制度性障礙。 傳統學科為何難以接納資料論文？成都理工大學地球與行星科學學院副教授楊雷從地質學界的角度給出解釋：日常資料獲取通常帶有明確的科學目的，“是為了驗證我們的某一個觀點或者模型”。在這種科研傳統下，資料被視為支撐學術觀點的工具而非獨立成果。“發文章的目的主要還是闡述學術觀點，報導學術發現。” 但即便是這樣一位元對資料論文持審慎態度的學者，也承認那些來自無人區、高海拔的珍貴資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楊雷說：“經過嚴格評審的資料發表還是非常有意義的，可能會給很多科學家帶來啟發，以及潛在的科學發現。”這種既認可資料價值、又難以將其納入自身學術產出體系的心態，在傳統學科領域頗具代表性。 這樣的認知變化，正帶來科研評價體系的逐步轉變。邱玉寶介紹，在他所在的院校，學生髮資料期刊論文是可以被認可的，“我們單位對資料成果的認可度正慢慢向傳統期刊對齊。”他還記得，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的一名博士生在博士課題研究中，直接引用了他公開的資料集，並以此為基礎後續申請到國家青年科學基金。“那位學生後來告訴我，他引用我的資料時甚至還不認識我。”邱玉寶說。 對常年駐守在野外台站、大科學裝置和觀測網路中的資料獲取人員而言，資料論文被認可，意味著即便不擅長撰寫傳統論文，他們的汗水同樣可以凝結為獨立的、可被引用的學術產出。 “社會是有分工的。”於貴瑞說，“有人負責造磚，有人負責蓋樓。你不能因為蓋樓有顯示度，就輕視造磚的人。”在他看來，資料科學家的價值應該被看見、被認可、被激勵。 政策層面已出現破冰信號。6月3日，國家資料局正式印發《關於推進行業高品質資料集建設行動的實施方案》，明確將高品質資料集視為支撐AI for Science等前沿領域的戰略資源；此前印發的《關於加強資料科技創新的實施意見》亦強調“強化資料貢獻度和成果轉化效益”；科技部在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部署中，將資料成果轉化激勵納入政策工具箱。這些檔釋放出清晰信號：將資料視為獨立科研成果並納入評價體系，已從學界書齋裡的呼籲，正上升為國家層面的戰略共識。 中國科學院已率先邁步。據張韻透露，中國科學院正在制定指導性意見，推動將資料論文納入職稱評定參考標準，強化資料論文作為學術成果的認定工作。 資料論文的勃興，也伴生著新的隱憂。資料造假的防範仍是全球性難題。與傳統論文側重結果驗證不同，資料論文需要對原始採集過程、儀器校準記錄和預處理步驟進行全鏈條溯源審查，這對審稿、運營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國際上尚無任何期刊能對資料集本身的真偽做出終局驗證，審稿人通常只能核查資料是否規範、流程是否合理、是否滿足FAIR原則（可發現、可訪問、可交互操作、可重用）。資料的真實性，依賴更多的是學術共同體的信任背書，以及審稿人的專業判斷。此外，新刊進入科學引文索引通常需要3至5年的觀察期，且須在本領域排名前列。在此期間，如何讓國內外學者認可並主動引用這些資料成果，仍是Data Express必須長期面對的生存挑戰。 話語權之爭 全球範圍內，主要經濟體已將高品質資料集視為關乎國家安全的戰略資源。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要求受資助專案必須提交資料管理計畫，歐盟則通過《資料治理法案》強化資料共用規則。而在這場全球競逐中，中國作者發表的高水準國際期刊論文已占世界總量的39.2%，論文數量和被引用次數均位列全球第一，但其中絕大多數發表在國外期刊上。論文在外、資料在外的“兩頭在外”局面至今未根本改觀。 這種局面的代價是實實在在的。據《2024年全球OA期刊與論文處理費監測報告》，2024年中國通信作者在科學引文索引收錄的OA（開放獲取）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文章處理費總支出約9.09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64.74億元，八成以上流向了愛思唯爾、施普林格·自然等國際出版社。“我們寫了論文，貢獻了智力成果，出版社還要收我們高額開放獲取費，這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而且這個費用在科研經費中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左西年表示，自主平臺的建立不僅是安全考量，更是對巨額科研經費外流的糾偏。 張凡補充說：“尤其是在當前國際局勢下，把科學資料留在自主平臺上，至關重要。” 這正是中國科學院下決心打造資料期刊集群的深層動因：如果不能掌握資料出版的話語權，中國在AI時代的科技競爭就將受制於人。 邱玉寶曾在地球觀測組織（GEO）日內瓦秘書處工作3年，對此有著更深一層的理解。“資料共用遠不止是技術問題，更是規則主導權的問題。”他直言，在國際組織中推動資料開放時，最大的障礙往往不在於是否願意共用，而在於“資料該怎麼引用、怎麼標識、怎麼評價”的規則。“如果標準是別人生產的，我們就要按照別人的規範來走。現在推出自己的資料期刊集群，就是在搭建自己的學術舞臺，制定能主導的話語體系。” 於貴瑞對此有更長遠的期盼：“過去，中國科學家大量依賴國外的公開資料開展研究。未來，能不能讓更多國際同行使用中國的資料做研究？我們要為世界提供可共用的公共資料產品，這也是資料強國的標誌。” “國際上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把資料治理提到如此戰略高度。”在邱玉寶看來，資料期刊集群在2026年的誕生“恰逢其時”，讓資料本身具有“溫度”，可以被感知。“我們不必永遠做追隨者，我國擁有龐大的科研群體，不僅是資料的生產者，也是資料的科學使用者。在資料治理和AI就緒這條新賽道上，中國完全有底氣從並跑走向領跑。” 從一本中文刊到20本期刊集群，從依賴國外平臺到全鏈條自主可控，中國科學院的資料期刊建設，不是一次孤立的學術出版行為。它同時在做三件事：回應科研評價之困，讓資料的價值被看見、被衡量、被承認；回應AI國家戰略之需，為人工智慧提供高品質、可信任的“燃料”；回應國際話語權之爭，在資料成為戰略資源的時代，把出版平臺、評價標準和資料主權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