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靖 1833年，首次赴歐遊歷的愛默生在巴黎植物園參觀自然歷史展。數千種植物標本按照自然的秩序陳列（尤其是貝殼類和鳥類標本），反映出造化的精妙設計。“可能性的空間被大大拓展，”愛默生歡呼，“真實比想像更令人驚奇。大自然取之不竭的寶藏令人心醉神迷……我被打動了。”事後，他在日記裡下定決心，“我要成為一名博物學家。” 1833年歐洲之旅最大的亮點，便是愛默生對當時最為先進的科學思想有了直接而深入的接觸。在此期間，愛默生曾在佛羅倫斯訪問自然史博物館，在帕多瓦旁聽解剖學課程，還在巴黎參觀了法國皇家學院以及作為博物學研究所的植物園。這一系列的經歷補充了愛默生的知識結構，使他的科學視野日漸拓展。此後，愛默生在科學領域發表的若干創見，也影響了同時代的科學家。比如英國科學家約翰·廷達爾於1859年發現二氧化碳和甲烷，很大程度上便是受到愛默生的啟發。 科學與詩歌和諧共生 據愛默生研究專家蘿拉·瓦爾斯在《愛默生的科學人生》（康奈爾大學出版社，2003）一書中考證，自愛默生返美之後，他開始的一系列巡迴演講大多與科學主題相關。比如1833-1834演講季的《自然史的用途》《論人與地球的關係》《水》《博物學家》等。1836年發表的《科學的人性》則是將科學進展與道德人性和社會改革相結合的名篇。愛默生致力於將歐洲最新的科學發現融入美國文化及其國民性，促進詩與科學以及宗教的有機融合。他的詩歌《真與美》提倡將文藝與科學融為一體，打造“完整的人”，這也是繼承了歐洲浪漫主義傳統的美國超驗派的理想。 正如愛默生在《論自然》中所說，他對於自然和社會一向抱有同樣的研究興趣。他對歌德、洪堡、居維葉、柯勒律治等人的學說極為諳熟，對當時流行的羅伯特·錢伯斯的名著《自然歷史造物的遺跡》做過專門研究，對英國科學家查理斯·賴爾的地質學和物理學家法拉第的電學，以及達爾文的進化論也頗有鑽研。在日常生活中，他的“科學之友”則包括以業餘科學家自居的波士頓文化名人老亨利·詹姆斯醫生、哈佛醫學院院長老霍姆斯，以及哈佛大學著名生物學家路易士·阿加西。 與此同時，對於促進社會發展的科學創新，愛默生也為之歡呼呐喊。如在《人是改革者》的演講中，他讚美人類“用鐵條鋪路，在上面架起一輛載滿人、動物和商品的列車，像老鷹或燕子一樣，在鄉間飛來飛去，在城鎮之間來回穿梭……蒸汽機頭鳴響的汽笛，有如仙樂飄飄”（對比梭羅對波士頓—康科特鐵路開通的嘲諷：“不是鐵路載人疾馳，而是人背負著鐵路”），可以看出愛默生把握時代潮流的敏銳性和預見性。 1830—1840年代，一度身為牧師的愛默生對唯一神教內部僵化的體制和教條主義大為不滿，決意引科學為同盟軍與之開戰——科學借助精密的研究揭示自然的奧秘，使人茅塞頓開，猶如天啟。1842年，他在給好友富勒的信中說，“最近我讀到《麻塞諸塞科學調查》……我弄到一整套調查報告，將它交給梭羅，希望他能在《日晷》雜誌上做一番詳細的介紹。”文章刊出，定名為《麻塞諸塞自然史》——日後成為與《瓦爾登湖》齊名的梭羅散文名篇。值得注意的是，愛默生（以及梭羅）等美國超驗論者都強調人類和自然的關係，肯定科學的重要性，認為它與其他知識的關係密不可分；同時也都意識到“科學具有主觀性的一面”，這堪稱是“超驗主義最珍貴的遺產”。愛默生在《美國學者》中宣稱，古老的希臘箴言“認識你自己”和現代的“研究自然”具有同一性。從這個意義上說，“超驗主義預言了一切自然學問的交互整合”。這也是超驗主義現代性的一個重要表徵。 正如蘿拉·瓦爾斯所言，“現代科學即源於浪漫的整體觀的訴求”。無論是德國浪漫先驅哈曼的“生機論”，湖畔詩人柯勒律治的“有機體論”，還是威廉·布萊克的“一粒沙中見世界”，浪漫派皆主張大自然中灌注的元氣或真氣即是人賴以維繫生命的“精神”（本意為呼吸之氣）。像愛默生在詩中吟唱的，“人性自然地舒展，像蔬菜長出嫩芽。”——人與自然融為一體、科學與詩歌和諧共生，這是愛默生超驗主義學說的一個重要法則。 “隔著鎖孔的偷窺把戲” 當美國的科學家們致力於疾病的病理學研究與防治時，愛默生等“美國學者”則更為關注外部環境與人體健康的內在聯繫。隨著工業化迅速發展，紐約、波士頓等大城市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大量農地被侵佔，土壤變質，河流遭受污染，食品安全也難以保障。當時的醫療衛生條件更是乏善可陳。在城市，醫療手段除了歐洲流行的放血療法，常用的無非是抬舉、熱烙、冰敷、發泡以及電療、水療等治療方法，雖然每一種方法背後都不乏某種醫學理論作支撐，但療效如何大可疑問；至於鄉村居民，則更多依賴祖傳草藥配方，將病人生死幾乎完全交由命運處置。針對這樣的狀況，19世紀50年代，在愛默生感召之下，以詩人惠特曼為首、奧爾科特醫生等人加盟的民間組織大聲疾呼：興辦公共衛生事業，以免美利堅合眾國墮落為“病夫之國”。因為他們堅信，外部環境對人體健康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唯有人體的內外平衡才是自然健康的狀態。 至於如何達成或恢復平衡，醫學人士又有兩派不同主張。主流觀點是以藥物療法為主的“對抗性治療”；而以哈佛醫學院名教授比奇洛為首的另一派則主張“順勢療法”。在麻省醫學會年會演講中，比奇洛首先提出了“自限病”的概念，即包括百日咳、傷寒、麻疹、癲癇、抑鬱症等在內的諸多病症，其發生和發展自有其特定階段，在此範圍內藥物干擾基本無效。由於人體具有自愈功能，以上病症在經歷其病變各個階段後，可不治而愈。比奇洛將施行放血療法的醫士稱為“英勇的操刀手”，更反對任意加大藥物劑量或延長治療時間等過度治療手段。他給醫學院學生的忠告是：作為合格的醫生，必須知曉有所為、有所不為。而愛默生的好友、波士頓名人老霍姆斯則乾脆宣稱：“大部分疾病，無需任何特別藥物治療，即可自愈。” 愛默生在他的家中曾經嘗試過“順勢療法”。在他看來，水療法、電擊療法、冰塊冷敷等只是頭疼醫頭的方法，或許能收一時之功效，卻難免產生副作用。長遠來看，遠不及有規律的運動和節制的飲食更有益於人體健康。當時著名的醫學愛好者比徹在《就健康與幸福告民眾書》中羅列了“新鮮空氣、飲水、節食”等舉措，甚至還有“不穿緊身胸衣”（有助於抑制性欲）等更為具體的建議。另外，據當代學者羅斯曼在近著《生活在死亡陰影下》中的研究，當時提議富裕的新英格蘭人（尤其是男性）通過去海邊度假或去西部旅行來恢復健康的也不乏其人，而另一位著名健康專家格雷漢姆牧師則強調有規律的沐浴以及每日刷牙。對於這些今日看來並不完全科學的“科學”建議，愛默生並不拒斥，但他對當時流行的“偽科學”如顱相術、催眠術以及通靈會（降神會）等，卻相當反感甚至排斥。比如1844年，愛默生就拒絕了其好友瑪格麗特·富勒讓他參加通靈會的邀請——當時愛默生夫婦正為愛子的夭折而悲悼不已，據說借助於靈媒，父母可以與遠在另一個世界的孩子晤面甚至可以簡短交談。 催眠術是德國醫生梅斯梅爾的一大發明。梅斯梅爾相信，只要讓病人進入睡眠狀態，通過他強大的磁力打通關礙，恢復到原先自然運轉的狀態，病人就能康復。由此開始了他風靡一時的催眠療法——當磁力經過病人身體某個部位時，病人會突然出現陣陣痙攣，甚至發作驚厥，或者失聲痛哭。與此同時，原先所患的痛風、抽搐、耳鳴、麻痹、失眠等病症便都不治而愈。也有目擊者回憶，催眠術在操作時，身穿紫色絲織長袍的催眠師在符咒、占星術牆飾、厚厚的帷幕的背景下，激發夢遊者的“第六感”來和遠方的亡靈進行交流——很顯然，催眠術處於從科學到偽科學的光譜中間位置，它一方面極端地體現了啟蒙精神，一方面又充滿神秘主義色彩。梅斯梅爾的信念是消除健康的“障礙”（包括消滅醫生，因為醫生救死的幾率遠遠不及他們的殺生）——讓自然法則發生作用，從而實現人體平衡與和諧。法國大革命之前，梅斯梅爾在巴黎“行醫”成名，這一療法很快也流傳至歐美各國。 儘管遠在巴黎的傑弗遜（時任駐法大使）寫信回國，警告國人催眠術氾濫的後果，但這一運動（以及其變體降神會或招魂術）很快便由新英格蘭波及全國。1844年，福克斯姐妹宣稱她們具有特異功能，可以施法讓人與死者對話，一時信眾雲集——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歐文原本是嚴格意義上的唯物主義者，後轉變信仰，相信靈魂永生。歐文自稱借助於靈媒，他曾與已故的佛蘭克林和傑弗遜進行過交流，並斷言他們在另一個世界已改變了信仰。當時美國文化名人如愛倫·坡、富勒等皆不止一次出席“降神會”，作家霍桑夫人曾長期接受催眠術的治療，皮爾斯總統夫人簡對招魂術相當熱衷，林肯夫人也多次在白宮主持降神會（林肯偶爾也會參加）。其鼎盛時期，據說信徒多達200萬，靈媒則有上萬人，堪稱盛況空前。甚至在福克斯姐妹當眾承認使用騙術造假後，仍有大量民眾秉持初心、執迷不悟。然而，根據富勒日記記載，愛默生對此卻無動於衷，他的態度是“極不情願”，並斥之為“隔著鎖孔的偷窺把戲”，因為他堅信“魔術以及人們認為它所具有的一切神通實則是對科學力量的一種深刻的預感。”此後，愛默生再也沒有出席過類似活動。 再比如對於盛極一時的顱相學，愛默生也是嗤之以鼻。這一學說最早由19世紀初法國解剖學家加爾和施普茨海姆在《神經系統的生理解剖學》一書中提出。該學說依據頭蓋骨的外部結構來推斷心理功能和特性，認為大腦是心靈定居的器官，各種心理官能在大腦佔據不同部位，故根據頭蓋骨隆起的程度和特徵即能判斷相應的心理官能發達的程度和特點：如理智的心能與前額有關，感情的心能則位於頭的後部、兩側及頂部。該學說僅憑簡單取樣推斷，純屬主觀臆測，從未被科學資料證實，但卻被美國種族主義者（如威爾金森轟動一時的著作《人體構造及與人之關係》）利用作為黑人天生“構造低劣”無法與白人享受平等地位的“科學”依據。愛默生於19世紀50年代在麻塞諸塞廢奴協會數次發表演講，駁斥這一謬論，並為黑人爭取平等權益大聲疾呼。 讓現代科學成為 自然的延展和補充 1833年，在參觀了大英博物館之後，愛默生堅信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諸如觀察、總結、分類、推測等也能用以探索心靈的法則——“大自然在各種現象裡體現出它起伏不定的運動規律……這些正是大自然的定律，也是心靈的定律”。用他的說法，即“物理學的定律解釋了倫理學的法則。因此有許多帶有物理學含義的格言同樣富於倫理意味”——比如“整體大於局部”“作用與反作用相等”“輕可舉重，時間能改變重量”等等。自此之後，愛默生開始將自然科學的方法運用于心靈，細緻地考察心靈，從而為他改造“冰冷僵硬的唯一神教”奠定了基礎，並通過自然與人性將宗教與科學聯繫起來。他在後期的隨筆中寫道，“一根稻草顯示小溪如何流動，微風如何吹拂，因為如同蘋果落地，月亮也會下沉；因為如同在花盆裡的植物，一寸寸地生長，所有森林也得如此生長……因為簡言之，這個浩瀚的宇宙由一些元素和一些法則構成。或許，只有一種元素，和一個法則”，並由此斷言，“所有的科學只有一個目的，即發現一種自然的理論。”——這裡愛默生提到的“法則”極有可能指當時法拉第在電磁領域的新發現。法拉第將世界一切都還原成電，並運用吸引和排斥這一法則解釋萬物的形成與滅亡。這也符合愛默生對科學的定義：“科學是根據世界各種現象的本質關係對這些現象的整理。” 就在愛默生遊歷巴黎博物園的1833年，英國科學史家威廉·惠威爾首次提出“科學家”這一稱謂。而在此之前，那些四處收集標本、記錄天體運動，或在實驗室點燃各種化學物質的科學愛好者只能被稱為博物學家、自然哲學家以及“科學怪人”。在惠威爾看來，“科學家”這一概念意味著個人擁有一種時刻保持全域觀和整體性的能力，即愛默生所說“個體與整體”之間的關係：“整體”就是自然，而“個體”可以是一枚貝殼、一隻黃蜂或是一朵杜鵑花。科學的目標，在惠威爾和愛默生看來，就是研究這二者之間的關係。 在愛默生所處的時代，學術界癡迷於劃分學科，學科的劃分愈發精細，但卻影響了人們對整體的把握，因此逐漸令人陷入迷茫。 科學在愛默生時代（以及在此之後）逐漸專業化，而這一過程最終與惠威爾所設想的聯合統一分道揚鑣，走向了進一步的分裂。這也是愛默生“情非所願”——對他而言，人與自然乃是各自獨立存在，相輔相成。正如他在詩中所寫，“鮮花是大地的微笑……森林與大地向我頷首，我也回以點頭致意”。對此，現代批評家理查茲在《科學與詩》中曾作出論斷，“藝術的任務根本不是要揭示事物的什麼特徵——否則它會同科學作徒勞的競爭——而是要對人的心靈做某些有價值的貢獻。它並非指導我們如何透徹地觀察事物，而是指導我們如何在藝術的陽光裡沐浴，以便獲得內心的健康，在內心產生一種和諧”。——如此方能彌合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兩者之間本不應有的鴻溝。誠如愛默生所說，這一論斷的核心主旨即在於，應當讓現代科學成為自然的延展和補充，而不應成為自然的對立面甚至統治力量。這也是愛默生科學觀最為簡明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