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倫·坡
“科學、技術、工業”是19世紀以來迥異於基督教神學的所謂新三位一體。自科學革命至坡所生活的時代百餘年間，科技進步必將增進人類福祉的神話日益遭到質疑，而預告危機到來的警鐘卻越發響亮。作為科學愛好者，坡對當時美國社會的變遷有著異乎尋常的知覺領悟能力，這就使他的創作在繼承西方經典（如哥特式小說）的同時，還融入了大量新興科學，這些科學元素也成為建構其小說的重要因數，並成就了一類“交織著科學事實和預見性想像的富有魅力的傳奇故事”。
■楊靖
愛德格·愛倫·坡（1809—1849）是19世紀美國詩人、小說家和文學評論家，也是美國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與愛默生、惠特曼等主流作家樂觀自信的格調不同，愛倫·坡借助他本人“發明”的偵探小說體裁（以《金甲蟲》為代表），通過展示死亡與醜惡來表現他獨特的浪漫主義靈感，並通過象徵、隱喻等方式表達他對世界以及人性的理解，不僅取得非凡的藝術成就，而且對現代心理學也貢獻良多——研究者認為，他的潛意識和性心理學說比佛洛德領先了“半個多世紀”。
與偵探小說齊名的還有坡的科幻小說。以《氣球騙局》等為代表的科幻小說既具有豐富的想像力，引人人勝，又不乏科學理論依據，令人信服。後世許多科幻小說家，包括現代科幻兩大流派的奠基者——“硬科幻”鼻祖凡爾納和“軟科幻”代表威爾斯在內，都對坡推崇不已。在他們的作品中，也或多或少有模仿坡的痕跡。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科學技術與人類進步之間的關係，坡一直不無隱憂。這種矛盾心理在《十四行詩——致科學》（1829）中體現得最為明顯。
更值得重視的是坡在去世前一年出版的《我發現了》（1848）一書。這部“積坡平生所學”的鴻篇巨制幾乎探討了當時所有的科學門類，其中涉及的物理學概念、假設和推論則包括時空統一體、物質與能量守恆、光速與相對論、黑洞（位於銀河正中央）、宇宙通過震動實現自我更新、存在平行空間且服從于別樣的自然法則等，令人嘆服。與17世紀科學革命以來流行的機械唯物史觀（視宇宙為上帝設定並操控的巨大鐘錶）不同的是，坡認為宇宙並非靜止，而是處於能動、進化的過程和狀態之中。與之相應，人亦處於“生存巨鏈”的進化當中。
《我發現了》一書首印僅500冊，而且遲至一百年後才得以重印。1860—1920年間，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內，該書無人問津，備受冷落。文學界視而不見，拒絕評論；專業人士認為它不過是“業餘天文愛好者的拼湊之作”；反對派則將其視為作家神經錯亂狀態下的一派胡言。上世紀20年代以後，隨著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興起，坡的科學假說在學術界才逐步引起注意。俄國數學家亞歷山大·弗裡德曼（1888—1925）是坡的“粉絲”，他於1922年公開發表關於宇宙運動的動態方程式，驗證了坡的假想。緊接著，天主教神父、比利時天文學家喬治·勒梅特（1894—1966）於1927年提出宇宙大爆炸（Big Bang）假說，進一步證明坡的科學洞察力和天才想像力。正如坡本人在該書序言中不無驕傲地宣稱的那樣，“我書中所言皆為真——所以它不可能消亡——即或它今天因遭踐踏而消亡，有朝一日它也會復活並永生”。
《金甲蟲》與煉金術
在美國文學批評史上，坡被譽為“第一位以科學的態度”研究文學並試圖在現象背後發現規律的作家。19世紀上半葉，美國的科學技術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人們通過雜誌、曆書甚至教會，初步對科學產生了普遍的興趣”。坡顯然也受到這一時代環境的影響，他對密碼學、催眠術、顱相學、電磁學、動物磁性學、印刷術、電報等當時的新興科學成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其早期偵探小說《金甲蟲》便是科學興趣與文學相結合的產物。
小說《金甲蟲》講述一個通過“思維遊戲”來“破解密碼”的故事。主人公勒格朗偶然在海邊撿到一張羊皮紙，在爐火的烘烤下，紙上漸漸現出一幅骷髏頭像和一連串與寶藏有關的密碼符號。經過主人公的縝密分析和實地勘察，海盜藏寶地終於浮出水面。
布朗大學教授聖·阿蒙德在其《坡的“樸素的神秘主義”——煉金術在“金甲蟲”中的運用》一文中，指出坡在《金甲蟲》中運用了大量煉金術的元素（僕人朱庇特的名字，原意為木星，在煉金術的對應象徵物中代表金屬錫）。雖然只涉及“世俗”層面，但這些神秘的象徵正是用來把“他對於許多不同的和有時相互衝突的元素的描述整合成一個完整的審美形象，而故事本身也變得更為真實和連貫”。由此，阿蒙德教授的結論是，“坡的確是偏愛將他的《金甲蟲》的故事建立於‘科學’之上，但是神奇的信仰成分與煉金術士神秘的奇跡般的工作總是像‘螢火蟲’一樣在故事的背後閃閃發光”。
《金甲蟲》中的科學成分與其背後的煉金術象徵互為表裡地展現在作品中。僕人朱庇特忽略左眼到右眼之間的細微誤差，導致勒格朗功敗垂成，可見科學與神秘主義存在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煉金術的“偉大工作”如果忽視科學的精確性便無法完成。坡在此處設計的誤差，不僅說明完成煉金轉化的“偉大工作”的最後一環需要極高的準確度，而且由於這個誤差無法形成一個完美的幾何圖形（柏拉圖曾說“上帝是個幾何學家”）——借此諷喻人類理性的有限性。
在小說主人公勒格朗的身上，體現著科學家的理性與神秘主義者的直覺。勒格朗在發現羊皮即藏寶圖的過程中所提到的“螢火蟲一閃”似的“掠過一陣念頭”，這個念頭與神秘主義者服用致幻劑出現的靈感有異曲同工之妙，也符合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經驗之種種》（1902）對神秘主義下的定義，即“超言說性、知悟性、暫現性和被動性”，只不過造成這種神秘體驗的不是致幻劑，而是同樣具有啟示象徵意義的金甲蟲的“一咬”。由此可見，勒格朗身上表現出“神秘主義的直覺與科學分析之間的一種動態的交替相互作用”——坡的《金甲蟲》沒有試圖揣測神諭——在懷疑與確定之間，作者通過煉金術的象徵與科學的事實，揭示出科學與神秘主義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的狀態。
此外，坡擅長刻畫小說人物的下/潛意識心理，特別是人的夢魘意識，如早期的小說《梅岑格施泰因》《瓶中手稿》，中期的《莫雷娜》《麗姬婭》《厄舍古屋的倒塌》，以及後期的《紅死病的假面具》《陷阱與鐘擺》《洩密的心》《黑貓》等。這些小說的下/潛意識描寫，突出人物內心的迷離、恍惚和瘋狂，刻畫出一種“喪失了人性的人”的內心世界，也體現出作家的人文關懷。以後期代表作《催眠啟示錄》（1844）為例，故事的敘述者“我”是一名醫生，“我”對凡柯克先生實施催眠的目的是為其減輕頑疾帶來的肉體痛苦和精神焦慮。同時“我”與催眠狀態的凡柯克進行了有關宇宙與上帝、物質與精神的一系列探討。坡天才的領悟力和思辨力，使他預感到人類破壞宇宙和諧就預示著死亡的危險，而療救這個染病的世界，則需借助死亡得以重生，並導引人類重返自然。叔本華在《作為意志和表像的世界》（1819）裡曾作出論斷：但丁筆下的地獄，如果不是取材于我們這個現實世界，又能取材於何處呢？但丁從現實世界造出一個地獄，但當他描寫天堂時，則感到力不從心，因為現實世界不能為此提供任何材料。而坡生活的科學時代，無疑為他的創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豐厚素材。
科幻小說與科學詩
“科學、技術、工業”是19世紀以來迥異於基督教神學的所謂新三位一體。自科學革命至坡所生活的時代百餘年間，科技進步必將增進人類福祉的神話日益遭到質疑，而預告危機到來的警鐘卻越發響亮。作為科學愛好者，坡對當時美國社會的變遷有著異乎尋常的知覺領悟能力，這就使他的創作在繼承西方經典（如哥特式小說）的同時，還融入了大量新興科學，這些科學元素也成為建構其小說的重要因數，並成就了一類“交織著科學事實和預見性想像的富有魅力的傳奇故事”。
眾所周知，坡對氣球、電報、蒸汽機、原電池等科學熱門話題一直深感興趣；他對天文學、化學、物理學、貝殼學、植物學、醫學乃至數學都十分熟悉——正如評論家所言，“如果不是對力學也有相當的功力，那是誰也寫不出《漢斯·普法爾登月記》和《邁爾澤爾的棋手》的”。坡創作的科幻小說約占其小說總數的五分之一，按題材大致可分為航太、航海和醫學等類。航太故事如《氣球騙局》，反映人類對探索月球、翱翔宇宙的嚮往。航海故事如《瓶中手稿》和《亞瑟·高登·皮姆述異》，講述驚險的海上經歷。這類作品既有精確的科學依據，又不乏豐富的想像力，對以後的科幻小說產生了相當影響。以航太小說《漢斯·普法爾登月記》（1835）為例，有感於科技力量對大自然的破壞不可修復，坡為人類在月球上建立了美好的家園，讓失業的手工業者漢斯·普法爾在革命爆發後能躲避債主並擺脫貧困。最終他乘坐熱氣球到達月球，開始了幸福生活。儘管坡的航太小說通過氣球載人飛行的情節構架，與凡爾納的潛艇、威爾斯的時間機器，乃至瑪麗·雪萊的科學怪人相比，在科學想像力上稍顯薄弱，但值得注意的是，坡並非為科學幻想而科學幻想，他實際關心的還是天文學後面對應著的宇宙體系以及人文關懷。
坡對科學與人性兩者關係的思考不僅體現在他的小說創作（科幻）裡，也體現在詩歌（哲理詩）裡。一方面，他驚歎於科學的迅猛發展及其所創造的奇跡，為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偉大力量歡呼雀躍。另一方面，對於盲目追求科技進步和恣意享受科技成果的人類的未來命運，他始終懷有隱憂。創作於1829年的《十四行詩——致科學》最能表達坡對科學這把雙刃劍的全面認識。在他眼中，科學是邏輯和真理的同義詞，它們都通常通過嚴密推理以及數理演算的方式對待客觀世界中的萬事萬物，而詩則通過直覺抵達萬事萬物的本質。在科學至上、機器主宰一切的19世紀，坡預見到，如果聽任科技盲目發展（“阻斷詩思”），勢必造成人與自然和諧關係的破壞；而他的詩歌則表現出深刻的人文焦慮和道德反思：當科技發展改變了人們的時空觀，顛覆了傳統的物質主義理念，唯有通過更高的人文關懷，才能根本改變人類的生存困境。這也表現出坡對人類生存狀態和發展危機的深刻的焦慮感和嚴肅的使命感。
在坡看來，人在征服自然界這一點上大大地前進了，但作為其代價的卻是要面臨失去自身控制的危機。人們意識到，越是滿足自己的物質欲望，則內心越發空虛——人在被物質主義覆蓋著的現代文明中，因太重視實際功利而放棄了內在價值，最終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和家園，註定孤苦無依。在這一點上，坡與20世紀人本主義哲學家弗洛姆（1900—1980）頗多共通之處——後者認為，人是處於自然和社會矛盾中的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在於人走出自然，建立起自己的“文明世界”。可與此同時，人也失去了曾經作為自然一部分的稟賦和他自身所具有的那種自然的和諧，這樣的缺陷導致了人的失落和孤獨感。而這種“現代性的缺失”，遠非單純的科學進步能夠彌補和拯救。
正如評論家指出的那樣，坡對當時的科學進步十分關注卻從不迷信。在《山魯佐德的第一千零二個故事》中，即便在向世人介紹一種類似於當代影印機的偉大發明時，坡也不忘在故事結尾加上一句，“這玩意兒具有極大的威力……但它的力量既可以用來行善，也可以用來作惡”。在《馮·肯佩倫和他的發現》中，坡指出，“這個重大發現對人類到底是有用還是有害，有待於證明。”坡對19世紀先進科技的洞察和預見，證明他對當時人們熱衷的科學所抱持的審慎態度，堪稱一種“懷疑的認識論”。
坡的這種懷疑論在小說《莫諾斯與尤拉的對話》（1841）中有更進一步的體現。借小說主人公莫諾斯之口，坡表達出對於他所處時代人類總體狀況的不滿：人們過於崇尚科學技術，而忽略了道德情操，並因此給人類帶來滅頂之災。在莫諾斯看來，人類處於死亡的狀態才是真正符合自然的一種狀態——人只不過是浩瀚宇宙的匆匆過客，他掌控科學的力量再大，改造自然的欲望再強，終究逃不過回歸塵土這一宿命。而照坡的看法，唯有亞當·斯密宣導的道德情操方能引導人類擺脫貪婪的物欲，找尋到生命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