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劍
8月21日，美國《高等教育紀事》發表了一篇題為《教授因在公共寫作中使用人工智慧而受到關注，如今他們開始為自己辯護》的文章。文章從兩位大學教授在公共寫作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AI）事件出發，討論了一個很敏感的問題：當大學不斷告誡學生不得使用AI代寫，甚至會處分違規者時，教師自己使用AI輔助寫作是否構成雙重標準？
該問題引起了我的興趣，但我更關心由此延伸的另一個問題：當AI已不再只是學生私下的“作業工具”，而同時進入師生的寫作、研究、教學和評價過程後，大學還能否只規定學生如何使用AI，卻不對教師提出同等要求？如果師生都使用AI，所謂“同責”意味著什麼？其是否等於同規、同禁和同罰？它的邊界在哪裡？
這並非我第一次思考教師使用AI的責任問題。
早在2025年10月28日，我就曾在《中國科學報》發表的《應讓教師成為人工智慧首批合規使用者》一文中提出，與其把教師僅僅視為學生使用AI的裁判者，不如先讓教師成為AI的合規使用者、責任承擔者和行為示範者。教師使用AI應當透明、合規、可解釋；凡是要求學生遵守的原則，教師在同類工作中至少也應遵守。巧合的是，僅一個月後，教育部教師隊伍建設專家指導委員會就在其發佈的《教師生成式人工智慧應用指引（第一版）》（以下簡稱《指引》）中，將教師正式納入生成式AI治理體系。
當年年底，我又在《中國科學報》發文，認為這份《指引》的重要價值之一，就是正式確認教師不是站在AI規則之外的管理者，而是AI治理中需要被規範、被支援並承擔責任的主體。
目前，隨著AI在大學中的普遍使用，問題變得更加具體和複雜。今天，我想把該問題再往前推一步：從“教師應當受到AI規則約束”，走向“當師生都在使用AI時，兩者究竟應在哪些方面同責，又在哪些方面不能簡單對等”。
兩位教授究竟怎樣使用了AI
我首先查證了《高等教育紀事》所討論的兩位教授發表文章的原始出處，以及當事人和媒體後來所作出的說明。
第一位是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豪斯曼。今年8月13日，他在《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討論美國關稅政策、經常帳戶赤字以及智慧財產權等無形資產收益問題的文章。文章發表後，《金融時報》發表了一則編者按，說作者在投稿前，曾使用AI將一篇較長的初稿壓縮成現有篇幅，而該報明確禁止在寫作中使用AI。《金融時報》表示，將對該文做進一步的編輯審查。
豪斯曼辯護稱，自己此前並不瞭解《金融時報》的規定，並認為AI正成為十分普遍的寫作工具，如果它能幫作者將文章寫得更簡潔、清楚，為何要禁止？《金融時報》本就會安排人來編輯壓縮、修改稿件。如果同樣的工作由AI完成，結果究竟有何不同？
第二位教授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數學系教學教授斯坦科娃。今年8月15日，她在《三藩市標準報》發文批評了加州大學實行不考慮SAT和ACT成績的錄取政策。文章發表後，《伯克利學生報》的記者使用AI檢測工具對該文進行了測試，結果顯示其中約33%的內容可能存在AI生成或AI輔助。斯坦科娃隨後承認，她使用AI幫助編輯文章，也用AI尋找有關的檔和資料。她還透露，此前由3000多名加州大學教師簽署、呼籲恢復SAT和ACT錄取標準的公開信，也使用過AI進行編輯。
不過她強調，該文是數百個人工工時的成果，其中約80小時是她本人投入的；文章中的事實分析、核心論點和判斷均由人類團隊完成，AI只是充當“文字處理器”和“部分措辭工具”。她和另外兩位同事均非英語母語者，AI説明他們提高了語言表達和資料處理的效率。她甚至表示，不反對將AI注明為“共同編輯”，但AI並未貢獻任何思想，因此不能被視為共同作者。
這兩個案例看似相似，性質卻並不完全相同。
豪斯曼使用AI壓縮文章涉及違反發表平臺的明文規定。他當然可以質疑規定的合理性，但只要規定在投稿時已經存在，作者就有義務瞭解並遵守。不同意規則可公開要求修改；不知道規則可解釋違規原因，但兩者都不能抹去違規的事實。
斯坦科娃的情況則不同。《三藩市標準報》允許AI輔助寫作，其基本要求是文章反映人類作者的原創分析和專業判斷，並由作者對每一個字負責。因此，她並沒有違反發表平臺的明確規定。圍繞她的主要爭議不是違規，而是披露：AI究竟參與到了什麼程度？所謂“編輯”和“部分措辭”有沒有改變文章的結構、論證和表達？為何這些資訊不在發表時主動說明，而在被檢測和追問之後才承認？
需要判斷AI介入了哪一層工作
學生完成課程作業，往往是在接受能力訓練和能力測評。教師要求學生獨立完成，是為了判斷其是否真正掌握了相應能力。如果AI替代的恰好是課程所要訓練和測量的核心能力，學生提交的作品就可能製造一種虛假的能力證明。
教授發表公共評論，目的通常不是證明自己是否能獨立寫一篇文章，而是傳播知識、表達立場並參與公共討論。從職業生產角度看，教授可以查閱詞典、資料庫，接受同事意見，也可以讓編輯説明修改文字。倘若AI僅糾正拼寫、提示病句或改善語言表達，它未必與傳統編輯工具存在不可跨越的倫理鴻溝。
正如數學教師可在科研中使用計算器，卻仍然能要求學生在某次基礎能力測驗中不用計算器一樣，師生同責並不意味著師生在任何場景中都必須遵守相同的使用規則。教學訓練、能力測評、學術研究和公共寫作是性質不同的活動，如果無視任務差異，便不是平等，而是取消教育評價本身。
不過，問題的另一面也同樣重要：這種差別必須由任務性質決定，而非身份高低決定。
如果教師使用AI重寫段落被解釋為“潤色”和“提高效率”，學生採用同樣方式卻被定性為“代寫”和“作弊”；如果教師要求學生提交AI對話記錄、提示詞和版本歷史，自己用AI準備講義、設計試題或生成評語時卻拒絕說明，雙重標準就真實地出現了。
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注意——兩位元教授的辯護都在努力劃定一條界線：思想屬於人類，AI只負責壓縮、編輯和措辭，因此AI並未參與真正的寫作。
但事實上，這條界線並不像看上去那麼清楚。
寫作並非先在頭腦中形成一套完整思想，再把它原封不動地裝進語言。很多時候，思想正是在選擇詞語、調整結構、刪減材料和重新排列論據的過程中形成的。把長文壓縮成短評需要判斷哪些是核心內容，哪些則可以刪去，哪一種因果關係更值得強調。把專業論述轉化為公眾能夠理解的語言，同樣涉及物件意識、價值判斷和論證方式。
因此，“AI只是幫我壓縮”不等同於“AI沒有參與寫作”。“AI沒有提出觀點”也不能完全證明“AI沒有影響思想”。如果AI重新安排了文章結構，刪除了重要限定，強化了某種結論，它就已經不只是做文字表面的“清潔”工作了。
這也說明人類編輯與AI編輯不能被簡單等同。人類編輯處在一套明確的職業責任體系中，瞭解報刊定位、事實核查要求和法律風險；編輯的修改可以與作者協商，發生問題後也可追責，這些AI都不具備。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AI不承擔任何編輯功能。真正需要判斷的不是“有沒有使用AI”，而是AI介入了哪一層工作：是糾正拼寫還是重寫句子；是提示歧義還是重組全文；是協助表達作者已有思想，還是替作者完成本應由其親自承擔的判斷？
只有區分這些層次，討論才不會陷入極端——要麼把任何AI使用都視為作弊，要麼把所有AI介入都包裝成“高級文字處理”。
 
從“教師合規”走向“師生共同責任”
AI時代，師生同責不是“同禁”，而是共同接受一組不因身份而改變的責任原則。
首先是規則面前同責。無論教師還是學生，只要課程、學校、期刊或報紙已明確規定AI使用邊界，使用者就應遵守。豪斯曼事件的首要問題並非AI壓縮文章在抽象意義上是否有罪，而是他違反了《金融時報》的規定。認為規定過時可推動修改，卻不能以此推卸責任，師生皆是如此。
其次是使用披露同責。並非每次拼寫檢查都需要鄭重聲明，但凡AI實質性介入文章結構、論證生成、資料搜集、全文改寫、內容壓縮或者評價判斷，就應作出說明。教師如果要求學生標注AI的使用方式，自己在同類工作中也不能保持沉默。
再次是事實核驗同責。AI提供的事實、資料、引文和文獻都必須由使用者核實。在這個問題上，相較于學生作業，一位知名教授的公共文章可能擁有更大的傳播範圍和社會影響。因此，教師的核驗責任不是更輕，而應當更重。
此外是最終責任同責。文章署誰的名字，誰就應對最終文本負責。AI能幫助起草、潤色或者壓縮，卻不能在發生錯誤時替作者承擔責任。“機器寫錯了”不是教師或學生免責的理由。
最後是程式公平同責。兩個教授案例最初都與AI檢測工具有關，但檢測結果只能作為調查線索，不能成為獨立判定依據。AI檢測器識別的是文本的統計特徵，無法可靠判斷作者究竟進行了輕度潤色、深度改寫還是全文生成。我們不能僅憑一個“33%”或“70%”公開羞辱教授，同樣不能憑一個檢測百分比處分學生。
回看我在2025年提出的“應讓教師成為人工智慧首批合規使用者”，其基本判斷仍然成立——大學不能只有針對學生的AI規則，而沒有針對教師的AI責任。不過，現在還應在此基礎上向前走一步。教師合規並不是為教師增加一份孤立的技術規定，而是要建立一套師生共同參與的責任制度。
學校和教師應在課程開始前向學生說明哪些任務必須獨立完成，哪些可以使用AI查找資料，哪些允許AI潤色語言……同時，學校也應說明教師能否用AI命題、評分、撰寫評語和推薦信；如果可以，是否需要告知學生；學生哪些資訊不得輸入商業AI平臺；AI參與評價後，教師如何進行人工覆核。
值得警惕的是，大學不能把AI治理變成一場師生間的“偵查與反偵查”。如果制度只關心如何檢測學生，卻不關心怎樣教會學生正確使用AI；只要求學生證明清白，卻不要求教師說明AI如何進入教學和評價過程，其最終損害的將不僅是學術誠信，還有師生間最基本的信任。
師生可擁有不同的使用權限，卻必須接受同樣嚴肅的責任追問；可以因為任務不同而適用不同規則，卻不能因為身份不同而享有不同程度的誠信。
總之，AI時代的師生同責不是要求師生在所有任務中受到完全相同的限制，而是任何人都不能因為身份更高、經驗更多或時間更寶貴，便站在規則之外。教師要求學生誠實，首先應該示範何為誠實；教師要求學生說明怎樣使用AI，也應該能夠說明自己怎樣使用AI。只有當制定規則的人也接受規則的約束，大學才真正有資格向學生談論AI時代的學術誠信。
欄目主持：中國人民大學全民閱讀教育研究院院長郭英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