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等教育大眾化和世界一流大學目標為標誌，中國大學已進入快速轉型的軌道。而國際媒體對中國大學改革和發展的興趣漸濃，可以看做近年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注腳。
■侯定凱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年度世界大學排行榜（2012~2013）顯示，世界排名前200位的大學中，中國大陸已佔據兩席。隨著中國政府推出的國際化戰略和將國內生產總值4％的經費用於教育，中國大學的國際影響力將隨之擴大。在2012年，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了澳大利亞的第一大“知識合作夥伴”。在學生的國際競爭力方面，由法國和德國研究機構聯合發佈的《最受雇主歡迎的大學畢業生排名》（2012）名單中，中國大陸高校第一次在世界高校前100位中佔據了4席。
在院校治理改革方面，政府正試圖減少中央集權的色彩，增加高校的決策自主權，為此加大了對學校領導人的培訓工作。從2012年底開始的未來5年，教育部將派遣1000名中西部高校的校長、副校長赴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德國接受領導力培訓，以期提高這些院校領導者的辦學治校能力。密西根大學一位中國校長培訓專案負責人認為，這樣的培訓計畫體現了政府對大學自治持有更加開明的態度。
有外國記者注意到，中國大學校園管理的民主化進程也在悄然推進。當2011年夏天復旦大學的學生因無法忍受夏天炎熱而要求校方安裝空調時，有幾百名復旦學生通過人人網請求學校解決學生的生活問題，並引發了社會媒體的關注，最終學校同意了學生的要求。如今大學生的校園維權舉動不一而足：學校糟糕的食堂伙食、上網速度緩慢、沉悶的課堂教學甚至性別平等和環保問題等，都成了學生網路投訴的內容。在外國記者看來，類似的行動主義（activism）在西方的大學校園司空見慣，但在學生事務統一管制為主的中國校園，其意義非同尋常：中國年輕人不僅關注社會問題、國家利益，也關注切身利益；他們正學習利用各種管道參與學校管理，他們需要通過這樣的行動，為未來公民社會建設作準備。
國外媒體關注到中國高等教育取得的另一項進步是國際化進程。目前中國已是僅次於美、英、法之後的第四大留學目的地。教育部提出，到2020年來華留學生規模將擴大到50萬。傳統上，來華留學學生主要為語言學生和來自發展中國家攻讀學位的學生。如今留學中國的學生其範圍和數量必將不斷擴大。為此，教育部門和各高校推出了一系列激勵措施：鼓勵海外高校在華開設分校；改善留學生住宿條件；開設全英語教授的課程；吸引國外高校的訪問學者；為留學生提供獎學金。
但國外學者也注意到，局部指標的改善並不能掩蓋中國高校在人才培養和科研發展品質低下的問題。首先，中國的高校雖然正在不斷加大對科研活動的投資力度，但科研成果的品質依然較低，科研道德水準和論文、專案的同行評議的有效性令人擔憂。人們擔心由於教師把更多精力用於有較高經濟回報的諮詢服務、發表、專利等活動，而忽視教學工作。大學科研的重點不在前沿創新，而只是對外國技術和產品進行消化或再開發。
在人才培養品質方面，企業發現越來越難以招聘到足夠的技術熟練工人。2011年，中國650萬大學畢業生未就業率達到23%。教育與人才市場關係的失調還表現在：職業學校畢業生的職業收入超過了大學畢業生；隨著大批學生選擇社會學科專業，而自然科學、技術工程類學科學生增長相對滯後。
如果說人才培養品質問題更多與強調死記硬背、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法、教學與實踐脫節等因素有關；那麼科研品質問題更多是學術制度設計的弊端所致。誠如哈佛大學蜜雪兒·拉蒙特（Michèle Lamont)教授分析的，中國大學要真正跨入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還必須建立更加強大的學術同行評議文化。以政黨和個人關係為基礎的傳統評價制度，正在被量化的績效評估所取代，但成果發表數量並不代表學術卓越。現在的職稱評定主要依賴本系或本校的評選程式，導致學者將更多精力用於改善和身邊同事的關係，而不是試圖參與到更加廣泛的國內、國際學術交流中去。
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教授克莉絲蒂娜·岡薩雷斯（Cristina González）結合在武漢大學任教的體會，以自己所在的加州大學為例，提出了中國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議。她認為，20世紀加州大學取得成功，是一系列優越條件耦合的結果：富有遠見卓識的學校領導、具有獨立意識和奉獻精神的教師、一流的學生、州政府的財政支持、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民主精神。現在尚不能確定中國環境是否允許強有力大學領導的誕生，但沒有強大的領導，便難以成就真正傑出的大學。教師除了需要享有學術自由，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和掌控力也至關重要，特別要鼓勵青年學者擔任重要的學術職務。
有學者觀察到，一些中國政府官員有一種“追趕心態”，希望中國快速與西方並肩，但有時過猶不及；如今在很多方面，政府對大學的控制比過去更甚了。在大學和政治的關係上，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約翰·道格拉斯（J.A. Douglass）教授進一步從中國大學的社會角色角度提出質問：中國的研究型大學應該反映它賴以存在的本土文化和政治規範，還是應該成為社會領袖和前衛思想的辯論之所？這一問題雖然可能被暫時掩蓋起來，但隨著經濟領域自由化的發展，圍繞大學的政治議題終將浮出水面。
在提升中國大學的科研和教學品質問題上，國外媒體特別注意到了2012年世界銀行提交中國國務院的《中國2030：建立一個現代、和諧和創新的高收入社會》的諮詢報告。該報告指出，為了成為創新和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中國大學必須被賦予更大的自主權。為了提高科研品質，中國應該鼓勵大學在國內外建立研究和開發的網路；通過鼓勵世界一流大學與中國高校合作建立跨境分校，在現有制度內注入具有國際水準的大學治理標準，同時創新人才培養和科研管理方式。這份報告還提到，中國需要改變過去重點發展特定科研專案的做法，轉而創建能產出創新成果的院校；而建立全球化科研網路，則有助於提升國內科研力量、改變國外同行對中國研發項目的傳統看法。
雖然本文只聚焦了2012年部分國外媒體的報導和分析，但依然呈現了一幅相對完整的圖景：在整體實現大眾化的同時，中國大學在學術發展和競爭力指標、院校管理民主化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也遭遇了教育和科研品質低下、學術自治制度不健全的困境。中國大學需要在對國內和國際社會更加開放的過程中，真正實現自身制度的成功轉型。
（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