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hma Neill是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MSKCC）科學教育與培訓部門的副主席，她提出，決定頂級科研機構做出雇傭和晉升，以及資金支援決議的一個問題是：“候選人是否將會到達其所在領域的最前沿？”她表示，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些科研組織需要能夠促進科學向前發展的成員。她說，一般而言，評估候選人潛力的方法，通常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直覺”，但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改變。
對學科的影響仍然主要是通過發表作品來衡量。儘管高校不會為雇傭或者晉升設置發表作品數量，因為嚴格數量的限制並不能反映出作者的學術貢獻，也無法反映出發表作品是研究綜述還是原創發現。另外，不同領域因其工作形式不同也無法一概而論。有些領域看重同行評議和會議論文，有些則強調書籍和專著。非正式研討會議會提出每年目標，比如博士後人員發表幾份，而正式成員要發表五份或者更多。然而，Neill指出，品質遠遠要比數量更重要。一項綜合的、被廣泛徵引的研究比起從一個單獨項目中摘下多篇次要文章更有價值。
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理學院負責科研工作的副院長Morten Pejrup說，學術影響力還通過顧問和同行推薦以及研究、指導和教學獎項來衡量。但他說，這些“老派的方法”可以輔之以新的工具。
超越傳統衡量方法
在對求職者進行評估時，Pejrup會檢查Scopus，這是一個經過同行評議的期刊文章、著作和會議記錄組成的訂閱資料庫系統。“你可以看到引用、期刊影響因數以及作者的排序，”他說。“但你也可以看到，一個人是否總是與相同的人一起出版，或者是否為不同的群體做出過貢獻”。諸如Scopus或web of Science之類的出版物資料庫可以包括“h因數”和“m因數”等文獻統計學工具，這些工具結合了出版物和引用數量的測計方法來表徵影響力大小。
哥本哈根大學理學院的高級執行顧問Trine Buhl Monty指出，衡量學術成果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資助者推動的。例如，英國最近制定完成了《2014年科學研究卓越框架》（REF 2014），該決議旨在推進大學的研究品質及其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除此之外，此項決議還有影響科研資金支持的功能。Buhl Monty說，“地平線2020”（Horizon 2020）是歐盟最大的研究和創新資助專案，它強調與部門間夥伴合作關係以及開放科學相關的影響，以確保項目結束後仍會繼續發揮影響力。作為回應，一些教師現在將產學研協作、開放獲取發表作品和開源軟體歸入“科研成果”。
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醫學院的圖書管理員Cathy Sarli專門從事科研影響力評估工作。除了出版物、引用量以及期刊影響因素（以兩年內被引用於某一給定期刊所發表文章中的平均次數為計）之外，她的研究涉及多樣化評估。她說，影響因素是在20世紀中期發展起來的，用來比較同行評議的期刊，而不是個別的研究者。“相關組織正在超越傳統的原始資料，”她說。“他們正在利用其他指標，開發自己的資源。”
一個例子是相對引文率（RCR），它是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最近開發的，用來衡量一篇文章的影響力。今年，NIH公佈了計算這個指標的免費工具iCite。相對引文率可作為與同一領域其他論文進行比較的指標。這樣就可以在具有不同專業的科學家之間進行比較，這種比較在分配內部資源、任命主席和領導職位以及提供資金時，往往是必要的。這些決定可能需要比較“蘋果和橘子，有時是蘋果和西葫蘆，”Neill說。
2015年，Neill和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的兩位同事發表了他們的方法，利用來自Scopus和其他來源的資料，對不同領域和不同階段的研究人員進行考量。她解釋說，“我們希望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用來比較諸如結構生物學家和外科醫生的生產力和影響力。”Neill指出了另一個追蹤學術生產力的潮流引導者：紐約大學Langone醫學中心。
研發儀錶板和資料集系統
紐約大學Langone醫學中心用以追蹤學術及臨床績效的儀錶板系統開始於2007年任命Robert Grossman為院長兼CEO。Grossman想要標準化的報告來指導戰略決策。紐約大學Langone醫學中心的資訊技術團隊構建了一個系統，該系統可以顯示來自整個組織的資料。圖形顯示了臨床評估、科研績效、教學統計資料以及資金支援情況。負責科研實體及戰略的副總裁Laura Ahlborn表示，對於衡量基礎研究，儀錶板系統提供四個方面的指標：資助、出版物、創新(如專利)和效率(例如，每位全職員工的生產率)。管理者使用儀錶板來跟蹤各部門的業績，以及每一位成員。
“我們使用儀錶板指標來制定戰略決策，確定我們的優勢和劣勢，並指導我們把時間和資源投入何處，”紐約大學Langone醫學中心負責科學研究工作的高級副主席兼副院長、該中心的首席科學官Dafna Bar-Sagi表示。“儀錶板顯示出一段時間內的表現，所以它對監測教師的職業軌跡也很有用，並可據此向他們提供建議。”
Ahlborn和Bar-Sagi強調儀錶板系統是與人的判斷力結合使用的。“學術上的努力不能嚴格地以數字來衡量，”Bar-Sagi說。“因此，儀錶板系統是成員和領導之間進行持續交流的諸種要素之一。”
兩人都表示，人們對衡量學術影響力的工具很感興趣，而且他們經常劃定範圍要求提供有關儀錶板系統的資訊。毋庸置疑，這需要做大量工作。設置儀錶板系統需要對基礎結構進行初始投資，並就收集哪些資料以及系統如何相互通信作出決定。儀錶板不斷更新，包括添加“相對引文率”作為衡量指標。Ahlborn說，開發和維護這個資源是可行的，因為紐約大學Langone醫學中心擁有一種量化、精確、資料驅動的決策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