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政府、市場三方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創業型大學的誕生是部分大學積極主動適應生存環境的結果。市場化生存成為創業型大學在新生態環境下的一種重要發展方式。
蘇曉華
創業型大學作為知識轉化和企業家精神生產最重要和最直接的機構，其誕生和發展既是高等教育適應經濟社會需求的結果，也是自身功能強化的過程。對於過度依賴政府的中國大學，面對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競爭日益加劇，畢業生失業率不斷上升等問題，創業型大學不失為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
三種生存模式
教育學者們以高校、政府、市場三者相互倚重的重心差異為根據，提出三種不同的生存模式，包括克拉克模式、米勒模式、威廉姆斯模式。
伯頓·克拉克從高等教育內部出發，比較研究數個國家的高等教育機構、政府和市場的聯繫，提出經典的權力協調三角形。同時，他經過大量的比較研究後指出：義大利偏向學術權威，蘇聯偏向國家權力，美國偏向市場。國家權力代表的是社會的集體意志，學術權威代表學術與學者的權威，市場代表高等教育的消費者。需要指出的是，克拉克的分析結論是基於早期多個國家高等教育的比較研究，而創業型大學的內外部環境在不斷發展和變化，三角模式需要新的內容，才能有效解釋創業型大學在新環境下的學術、政府和市場三者之間的關係。
在新的環境下，對學術、政府、市場作用的解釋需要更有效的模式。1983年以來，英國和加拿大在較大程度上已經偏向市場和政府控制，學術降低了本身非專業性的控制程度。因此，新環境需要的不僅是克拉克三種維度的分類方式，更需要進一步說明各個國家在每一個維度上受控制的程度。米勒考察了1983~1993年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等國家高等教育面對的三種力量所發生的新變化，提出新的三角關係模式。該模式補充了克拉克傳統三角形模式對市場力量作用的解釋不足，定性衡量三種力量的相對控制程度。市場力量不再是會“產生不可靠和不良的結果，而是引導和推動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改革和發展方向的重要力量”。
威廉姆斯發現克拉克模式中的政府是與學術、市場力量形成的三足鼎立的其中一員，但同時政府也可以扮演仲裁者、競爭的推動者、直接供應者、消費支持者、高等教育服務的壟斷購買者等多種角色。這種多角色反映政府作用在高等教育市場化背景下的複雜性，而市場與學術的力量在不同情境下，也同樣可以以多種不同的角色出現。威廉姆斯認為，政府作為促進者的角色模式可以更好地協調創業型大學與其特定的市場、政府之間的關係。在威廉姆斯的模式中，市場力量佔有明顯的優勢，政府降低直接控制，承擔促進者的角色，創業型大學將自身的發展熱情地融入市場活動之中。在市場力量壯大和政府減少管制的環境下，創業型大學應該敏銳洞察市場的需求，在政府管制和學術要求內，創新與市場對接，促進自身的發展。
大學如何成為“孵化器”
由於美國政府公共管理政策的變革和政府資助比例的逐漸下降，大學普遍面臨困境。以斯坦福大學為例，該校敏銳地察覺到這一趨勢，積極參與政府研究機構的競爭性合同研究，同時擴大來源於企業、慈善基金會、校友的捐贈，以及知識財產的版稅收入、校園服務收入、學費等，不斷拓寬和深化籌資管道。擴大合同研究和市場活動給斯坦福大學帶來的資金迅猛增長，有效解決政府資助下降所帶來的資金短缺問題。
隨著市場力量對創業型大學影響的強化，更多市場化的運作，市場機制被引入創業型大學管理機構和運營。正如斯坦福大學尋求扁平的結構，排除中間單位，使校部中心和基層單位之間的障礙最小化；從上到下，特別是在校部中心使行政專業化。斯坦福大學具有董事會、校長和教授權力分割的清晰的管理模式，同時將學術權力引入核心領導層，參與大學管理，制定大學決策。
斯坦福大學寬容失敗、推崇創業、鼓勵冒險，為師生營造一種寬鬆、自由的環境，以激發師生創新精神和創業欲望。斯坦福大學以創業精神為主導的價值標準，結合市場競爭的環境制定發展戰略，避免浪費與低效，脫離“顧客”的需求。創業型大學仍然是大學，雖然不可能轉化成企業，但是企業文化的滲透或許可以幫助創業型大學更好地達到自己的目的。創業型大學的文化建設有些類似高科技企業，是一種涵蓋變革的文化，這種文化可能先是作為比較簡單的制度上的理念，以後逐漸形成一種組織內在的信念。
矽谷取得今天的驕人業績，離不開斯坦福大學這個“孵化器”，同時，矽谷的發展也幫助斯坦福大學構建強大創業、創新能力，成為世界頂尖的創業型大學。矽谷以大學為中心，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科研成果迅速轉化為生產力，進而擴大科學研發的資金支持。隨著生存環境的發展變化，從初期的倚重政府專案資金支持，到今天市場力量的強化，矽谷的創新體制是創業型大學敏銳洞察歷史發展與環境變化，依照經濟學家的路徑依賴效應自然生成。斯坦福首創大學與工業界結合的研究園模式，以其強大的輻射力，帶動了周圍地區的經濟發展，形成了創業型大學的“官產學研”結合的地區經濟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