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新紅
1910年10月末，列夫·托爾斯泰從家出走，途中生病，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車站逝世。早在五四運動之前，托爾斯泰就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獨特的文學性吸引了無數中國讀者，其中包括許多著名現當代作家，比如魯迅、瞿秋白、茅盾、郁達夫、巴金、冰心、夏衍、田漢等。
回顧托爾斯泰進入中國的百餘年歷程，翻譯家草嬰有著特殊的分量。10月25日，在托爾斯泰逝世110年和草嬰逝世5周年之際，人民文學出版社舉辦了“世界文學的雲端：列夫·托爾斯泰和他的中國知音草嬰”讀書會，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徐振亞，作家趙麗宏、孫甘露，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暢談了托爾斯泰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以及他在中國的知音草嬰。
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
“大概在1900年前後，托爾斯泰的名字就出現在中國的雜誌上了。”不過，徐振亞說那些都是介紹性的，很少有作品的翻譯。
他說，最早起到橋樑和引導的作用的是兩個人，一個是學者、翻譯家辜鴻銘，他通過上海領事館和托爾斯泰聯繫、寫信，表示對他的尊敬，而且要翻譯他的書。另一個是留學生張慶桐，他寫信給托爾斯泰，表示想把托爾斯泰的作品翻譯到中國。托爾斯泰都給他們回了信。從目前的所存資料看，和托爾斯泰有過書信往來的中國人只有他們兩人。
孫甘露提到，蘇俄文學開始進入中國的時代，實際上就是俄國十月革命對中國產生影響的年代。
他表示，就像俄羅斯另一位著名作家萊蒙托夫寫的《當代英雄》書名一樣，俄羅斯作家關注同時代人以及與所處時代的關係。20世紀的中國經歷了巨大的振盪、變化，產生了大量的問題，同時也產生了豐富的歷史，這恰恰是文學向蘇俄文學，尤其向托爾斯泰這樣的作家轉向的原因。
趙麗宏和周立民都認為，讀托爾斯泰的小說，不僅看到現實的生活，也看到一個思想家對人性非常深刻的思考。吸引中國那一代作家更多的是托爾斯泰的不抵抗主義、人道主義思想。而且，托爾斯泰思想的價值並不僅局限在19、20世紀。
托爾斯泰對巴金的影響很大。周立民特別提到，1984年巴金作為世界筆會的七位特邀榮譽客人之一，出席了在日本東京的世界筆會。會上，巴金的發言引用了托爾斯泰的話：“凡是使人類團結的東西都是美的、好的，凡是使人類分裂的東西都是醜的、惡的。”周立民解釋說，這句話很淺白，但今天我們重新構想人類世界的時候，仍然能夠感覺到托爾斯泰這句話的力量。
“中國知音”草嬰
2019年是《戰爭與和平》問世150周年和《復活》問世120周年。今年9月，草嬰翻譯的三部長篇巨著《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精裝紀念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沒有草嬰，中國的列夫·托爾斯泰譯介是不完整的。徐振亞表示，正是草嬰“為中國讀者搭建了一座通往輝煌的俄羅斯文學的平坦橋樑”。
會上，孫甘露也表示，俄國文學黃金時代的文學對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背後有非常複雜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點是跟那一代翻譯家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他們做了卓越的工作。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句人們熟悉的話出自周揚翻譯的《安娜·卡列尼娜》。草嬰的翻譯則是：“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趙麗宏表示，兩個版本的翻譯都很好，但是相比之下，草嬰翻譯得很準確，讀起來也琅琅上口。
其中原因，和周揚從英譯本翻譯、草嬰從俄文翻譯有關，俄文中這句話在文體上是對稱的、工整的，片語的數量是一致的，所以草嬰在譯文中體現出這種對稱以及精煉的語言。
著名俄文翻譯家、作家、畫家高莽曾說：“我讀草嬰先生的翻譯，感覺就像是讀托爾斯泰的俄文原文。”
從1977年起，草嬰開始醞釀翻譯托爾斯泰所有小說的宏偉計畫。歷經二十載春秋，草嬰終於憑一己之力完成了從俄語直接翻譯托爾斯泰所有小說的巨大工程，這套“列夫·托爾斯泰小說全集”有400多萬字。
無疑，在托爾斯泰的作品進入中國讀者視野的過程中，草嬰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草嬰精通俄語，也精通英語。巴金關心並支持草嬰的托爾斯泰翻譯工作，把自己的藏書借給草嬰參考，草嬰在翻譯俄語原著的同時，也參考了世界公認的英譯本。
上世紀60年代，草嬰開始從翻譯托爾斯泰的中短篇小說入手。而在翻譯之前，他就對作家其人做了充分研究，在翻譯的過程中不斷加深對作家和作品的理解，撰寫了大量文學評論。
2003年，俄羅斯駐上海領事館為草嬰慶祝八十壽辰。總領事柯富安讚美草嬰：“您是連接兩個偉大鄰國人民心靈和感情的橋樑……我們相信，尊貴的中國讀者也一定會注視這兩個樸素卻又意義深遠的漢字——草嬰，這兩個漢字表現出難以估計的艱苦勞動、文化上的天賦以及對俄羅斯心靈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