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伊始，一位來自中國農村的28歲年輕人登上了美國福布斯醫療健康領域“30位30歲以下創變者”（Forbes 30 Under 30）的榜單。他是第一個作為演講者站上哈佛大學畢業典禮的演講臺上的中國大陸學生何江。
出身於湖南農村一個貧寒的家庭，即便是我們現在早已熟視無睹的水和電，在何江小時候都是奢侈品。但就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從村裡的小學走入了縣城中學，考上了中科大並拿到了最高榮譽的郭沫若獎學金，最終進入了美國的最高學府——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MIT）。
元旦假期結束，何江剛回到在波士頓的實驗室，便收到了福布斯雜誌發來的消息。“這也算是新年一個好的開始，”何江笑說。
美國福布斯30歲以下創變者的榜單始於2012年，Facebook的創始人馬克·紮克伯格等改變行業格局的領軍人、變革者也曾名列其中。
從中國農村的貧困家庭，到世界頂尖教育殿堂的演講台，再到象徵財富、代表企業家精神的福布斯雜誌，何江在不足30年的人生中跨過了幾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這個在外人看來完滿成就了美國夢的中國學生，是如何看待自身的成長經歷、中美教育、教育公平，以及科學研究的社會責任，又是如何反觀近年來中國農村的變遷？
“像你這樣的例子，在美國不太可能進入哈佛”
澎湃新聞：能否談談你小時候成長的環境？
何江：我成長的時候，我們家的條件在村裡是算比較困難的。那時候其實很多農村小孩已經不太幹農活了，大部分都是獨生子女，父母也比較寵小孩。但是我和我弟弟從5歲就開始幫著父母一起幹農活了，直到大學放暑假回家也還是會幫忙。小時候我爸爸就經常跟我們講，他十五歲就當家了，所以他也要求我們從小獨立，要求我們學會幹農活。農村人比城裡人未來的不確定性要大很多。
我們那時候小，也很羡慕其他小孩放學都可以去玩，我們卻只能呆在家學習，或者下田。湖南悶熱，但即使是四十幾度的大熱天，我們還是要在水稻田裡把活幹完。別的父母打工回來會給小孩帶零食和玩具，我那個時候也有些自卑心理，不太願意出去跟別的孩子玩，就呆在家學習。
但也因為這樣，我從小就懂得你必須要幹活家裡才有足夠的收成，才有飯吃。有了這種經歷，你會感覺到能夠呆在學校讀書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情。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爸爸當時經常拿來嚇我們的一句話：你如果讀書讀不出去，你就天天只能幹這個活了。
澎湃新聞：你父母對你的教育跟其他農村的父母有什麼不一樣？
何江：當時我的很多同學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對孩子的學習生活沒有太多時間過問。但我爸爸一年在外打工的時間不是很多，媽媽也常年在家，所以管教我們學習的時間更多。在這一點上，我一直很感激我的父母。
我爸爸對我們的學習管得很嚴，要求比其他的父母高很多，總是不斷要求我們要做得更好。我也受了我爸爸的影響，一直對自己的要求比較高。除了功課以外，他還會鼓勵我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和表達能力，鼓勵我踴躍在班級上發言、演講。但是這種觀念在其他父母那裡是比較淡薄一點。
在農村，雖然大家都知道教育下一代很重要，但像我父母這樣再苦再累都能堅持下來的並不多。那個時候課外的輔導書對我們來講是很貴的，大多我都是去借，但我父母都會省下吃穿的錢給我們買書。我們家裡面一直都沒有什麼傢俱，大部分都是請當地的木匠做的一些比較粗糙的傢俱。直到我上大學，他們覺得供出了一個大學生了，才松了一口氣。
澎湃新聞：你是什麼時候有了出國念書的想法？
何江：我小時候覺得能夠進城念書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夢想了，後來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出國也是上大學之後才有的想法。
澎湃新聞：你覺得美國的學習和生活對你改變最大是什麼方面？
何江：剛來美國的時候，身邊有很多非常優秀的學生，我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陷在不自信和焦慮中，但是也正因為這種焦慮感，我才真正覺得應該主動改變。那時候我每天都逼著自己去參加外國人的討論會、活動。
我當時很想瞭解美國的校園文化，很好奇美國大學如何培養出這個國家未來的精英，所以就申請了大學的輔導員。組織了很多活動，也跟他們一起生活。美國這邊的學生很重視社交。中國大學生花在學習上的時間相對較多，但在美國課外活動組織很多。
除了專注自己本身的科研，我有時間的時候還會去選其他專業的課，例如哈佛商學院的課。商學院的課讓我獲得了跟普通做科研的博士生不一樣的看問題的方式，會刺激我去想科研成果可以怎樣更有效地去轉化、傳播，另外也啟發我如何去與人交流協商，表達自己的觀點立場。通過這些課，我還認識了一些科研公司的人。
現在想起來，雖然那個時候壓力很大、很焦慮，覺得自己需要學的東西很多，但這可能正好是一個探索的時期，讓我真正發現了一些自己從前沒有被發現的潛力。
澎湃新聞：你經歷過中美兩國的教育，能否談談這兩種教育的優勢和劣勢？
何江：中國初高中的教育，尤其是在理科方面，我覺得比美國做得扎實。美國即便是我在哈佛教過的學生有些數學程度也很差。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的教育體制是把所有人都拉到高考這個標準化的線上，但是美國的教育相對比較個性化一點。中國教育評價的標準就是成績，強調不要偏科，但在美國你有很多條路可以走，因為他們評判一個學生的標準比較多元。
美國學生的自主性、創造性更強一些。國內大部分大學裡老師還是權威，能真正讓學生去發掘自己的興趣並去實踐的還是少一點。在美國，即便是諾獎級的教授，和學生交流也像朋友一樣，會鼓勵你去嘗試、探索，讓你去發掘自己的潛力。我覺得這種發掘興趣和探索的能力，無論在科研和生活中都非常重要。我現在比剛到美國的時候自信了很多，因為對自己的認識更清晰，也更明確自己想要什麼。
澎湃新聞：從教育公平的角度，你如何看待中美兩國的教育體制？
何江：我當時曾經跟哈佛的經濟學教授尼爾·弗格森聊過中美教育制度的公平性的問題，他的一句話讓我記憶猶新：“像你這樣的例子，在美國不太可能進入哈佛。”如果沒有高考，我不會走到今天。
高考制度確實有不合理的地方，而且學生苦學這麼多年隻為了一個考試。這個制度應該去改善。但從目前這個狀況來說，高考確實給中國底層的人一個向上流動的機會，讓他們有可能享受到好的高等教育的資源。
澎湃新聞：你覺得這些年的農村教育對比你的年代發生了什麼變化？
何江：從某個角度來說，農村教育是變得更糟了。我後來到了城市裡面才知道城市裡的人對教育的投資有多大，但是農村的觀念完全沒有跟上這種變化。教育的投資比很多年前可能會多一些，但是遠遠趕不上城市的速度，也沒有這麼多的財力支持。這種差距其實是越來越大的。
鄉村學校的教育水準變化也不大，鄉下很多教育資源的整合效率很低。就像我當時在村裡念的小學，這麼多年過去了，在師資、教學方法、教學內容上面，都沒有特別大的變化。但對比城市的中小學教育，這些年變化就太大了，學生的眼界也拓寬了很多，已經具備很國際化的視野了，但是在農村遠遠沒有達到這個程度。
澎湃新聞：在這種趨勢下，你覺得像你這樣的例子，今後在中國會越來越難出現嗎？
何江：是的。城鄉資源配置不均衡，可能導致鄉下的孩子通過教育出來會更難。這也是為什麼鄉下這些年相信讀書改變命運的人越來越少。從現實的角度來說，一個家庭裡培養一個大學生，跟農民工去賺的錢，可能差不了多少。但是培養一個大學生成本太高，那些堅持供自己的孩子受教育、上大學的農村父母可能會懷疑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
對於這一點，其實我也很矛盾。一方面我很理解，因為鄉下來的大學生畢業去找工作確實是會比城市人困難，因為他們的人際關係網遠不及城市長大的孩子，而且很多鄉下來的孩子也會有不自信、內向的問題；但另一方面我仍然很堅信教育是會改變一個人，不僅僅是知識方面，而且是轉變你的整個人生態度，這不是幾年的事情，而是未來幾十年的事情。去打工從短期來看，利益是立竿見影的，但是從長期來看，並沒有讓人能夠跳出這個圈子。從這一點來看，我覺得教育的收益是更加長遠的。雖然這個過程會很痛苦，因為你可能覺得我在子女教育上投資了這麼多，但是真正看到的利益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