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孝信
《科學月刊》始創於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創刊口號是“理想、啟蒙、奉獻”，我想也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支撐下，很多“科學月刊人”才一直堅持下來。作為這份民間雜誌的創辦人，對於這份雜誌、對於科學普及、對於目前的科學與社會都有很多感慨。
《科學月刊》創建之初，我們就提出建立一個科學社群，仿效美國的AAAS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雖然有過那麼一點雛形，多少發揮過類似的作用，但始終沒有正式成立。《科學月刊》創刊大概十幾年之後，影響力逐漸受到社會的肯定，也曾對民間科普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通過不久前舉行的《科學月刊》創建40周年紀念活動，我們再次提出“重建科學社群”，就是想將一些具有共通性的科學家組織起來，使他們發揮更大的作用。大家可以互相討論、互相交換資訊，產生更好的互動關係。如果有一個具有公信力的科學社群存在，有專業知識，又不僅僅局限於自己的利益，同時又瞭解民間疾苦，他們出來說話，一方面容易幫助政府得到公眾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對政府有制衡作用。現實中，一些正確的東西，未必能夠得到承認，如果通過有公信力的社群提出來，就比較容易被接受，從而對這個社會發揮正面的功能。而這個科學社群恰好是臺灣目前缺失的，所以這就是我們搞這樣一些活動的意義所在。
對於科學普及，我想我們不能做表面文章，更不能完全由官方主導，也不要只是在大都市，而是要由民間來主導，讓民間的創意來推動。《科學月刊》從辦刊之初到紀念《科學月刊》創建四十周年活動都旨在通過發動廣泛的社會力量、組織豐富的科普活動，讓科學走向民眾。
臺灣的民間力量非常強大。但是我們又發現，整個社會（民間）的科學素養並不是非常高，碰到一些事情時，都會產生比較情緒化的反應。
如前一段時期，日本核電站洩漏，民眾就顯得極其恐慌，這些情緒反應，缺乏科學依據。一位很早榕參與過《科學月刊》工作的科學家錢致榕，在某次演講中說：“臺灣的社會現象就是‘濫情’和‘理盲’。”我認為他特別準確地形容了我們目前面對的一種社會狀況。生活中民眾對一些商品盲目崇拜，尤其是對品牌盲目的信任，這種缺乏理性的封建行為，現在非常普遍，所以才會有“濫情”和“理盲”。我想，之所以有這些現象出現，公民科學素養普遍非常低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麼對於我們來說，“理想、啟蒙、奉獻”精神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依然需要動員廣泛的社會力量去實實在在地做科普，面向全體民眾的科普。這也是《科學月刊》的使命。
整體來講，臺灣科學家做科普受到歐美思潮的影響，還是做了許多工作。上世紀80年代末期，美國準備建立高能物理實驗室，但由於花費高，民眾意見大，實驗室沒能建成。之後，美國科學家認識到必須做科普，讓大眾認識科學，才能實現科研上的支持，所以從上世紀80年代末美國一些著名科學家開始寫科普書籍。早期科普書籍還不是很多，只是出了少數幾個科普明星，比如阿西莫夫和卡爾·薩根。之後，美國湧現了大量科普書籍。受美國科普思潮的影響，臺灣科普潮也開始湧現。但是臺灣的科普還是有大量工作需要做，特別是成人的科普工作。
與此同時，科學家的社會責任亟待加強，直接跟科學相關的，如科學家應該對科學政策、科技政策關心，多提意見，盡到責任；跟科學沒有直接關係的，如科學家對一般的公共重大社會事件也應出來發言，就像愛因斯坦的反戰運動一般。因為科學家的分析往往比較理性、冷靜。在對待社會問題上，科學家不能事事都插手發言，也不能不發言。但這十幾年來，制度上的因素迫使科學家、大學老師拼命去做科研。他們的注意力都轉移到發表重要論文上面去了，自然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就少了，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我覺得科學家應該更加關心社會，應該留出點時間去做科普。
與西方相比，我們的科學發展較晚，在人才培養上急於速成，長期以來文理分科，培養不出文理兼通、融匯貫通型的科普作家，再加圖書上市場不景氣，給作者的報酬少，所以很多人不願意做科普。類似的問題還很多，但仍然衷心地希望無論科學家還是普通民眾都能不那麼功利地去做科普，學科學。
林孝信 臺灣地區《科學月刊》創辦人。1970年1月1日，林孝信以“科學報國”、“讓科學在故鄉生根”為訴求，召集一群臺灣留學生合辦《科學月刊》，創刊的宗旨是“普及科學、介紹新知、啟發民智、培養科學態度”。1970年底，林孝信參與保釣運動，因為拒絕臺灣當局要求“保釣減溫”，名列黑名單，護照被沒收，被迫放棄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候選人資格，在美國居留至1984年。1999年12月，《科學月刊》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