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程
12月10日，2019年諾貝爾獎頒獎儀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日本名城大學教授吉野彰與兩位美國科學家共用本年度諾貝爾化學獎，自此日本榮獲諾貝爾獎（以下簡稱諾獎）的人數攀升至24人，其中19人是在進入新世紀後獲獎的。日本為何會出現諾獎“井噴”現象？
19名諾獎得主
資料統計
日本新世紀19名諾獎得主中，獲物理學獎的8人，獲化學獎的7人，另外4人獲得生理學或醫學獎。其中，二戰結束前出生的有13人，超過2/3。
新世紀19名諾獎得主的平均獲獎年齡為69歲，他們做出獲獎奠基性成果的平均年齡為41歲。其中，有7人的獲獎奠基性成果是在上世紀70年代做出的，在80年代做出獲獎成果的有5人，在90年代做出獲獎成果的有4人。簡言之，有16人的獲獎奠基性成果是在上個世紀最後30年做出的。
此外，新世紀19名諾獎得主都是在日本本土完成大學學業的。而且，絕大多數都是在戰後接受高等教育的。
與戰後的教育改革有關
一戰結束後不久，日本便進入了動盪不安的軍國主義黑暗時期，除不斷強化對思想和文化的管制外，還大肆渲染本國的軍事、科技乃至社會優勢，以致很多日本青少年當時都想從軍，以為日本真的可以稱雄世界。
受到1939年的諾門罕戰役的沉重打擊後，日本的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日本不能再狂妄自大、自欺欺人了，必須大力推進教育改革，切實增強科技實力。但是，走上了軍事擴張不歸路的日本當時是不可能真正對教育實行民主主義改革的。
二戰後，在美國的推動下，日本開始實行教育改革。東京、京都等7所帝國大學在這一時期被改造成為國立大學。這些國立大學享有高度的辦學自主權，教師獲得了更多的研究自由和穩定的經費支撐，大批理工科學生獲得了更多的參與科學研究的機會，並受到了更好的科學研究訓練。
1992年、2007年的卡耐基大學教師國際調查顯示，七成左右的日本大學教師在教學與科研中更重視後者。雖然這種重視知識生產勝過知識傳播，甚至知識應用的辦學模式曾引起日本民眾的不安，但它在創新型人才的選拔和培養上確實存在諸多優勢。
諾獎得主
受導師精神氣質的深刻影響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日本國立大學指導理工科學生的導師大體上分兩種類型，一種是親身經歷過戰時研究的資深教師，另一種是二戰後期才考上研究生的青年教師。
這些導師都曾目睹技不如人的日本在戰爭後期被科技強國碾壓，因此對科技競爭的殘酷性和重要性有著深切的感悟；對解決科技問題與發表期刊論文之間的關係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對科研選題的新穎性和科研資料的準確性要求非常嚴格。這種精神氣質當然會通過言傳身教的方式傳遞給他們的學生。他們的學生在其耳提面命下都甘願為增強日本的科技實力而不懈努力。
1964年，東京奧運會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日本的科技實力；1965年，朝永振一郎繼湯川秀樹後再度摘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桂冠。這些成功極大地提振了日本青年學子的自信心。他們不願意再繼續簡單地模仿西方學者，而是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大膽地向無人區挺進。
得益于研究開發經費的持續增長
搞科研只有主觀願望不行，還得有堅實的技術經濟基礎的支撐。
上世紀60年代初，日本提出有必要模仿歐美國家，儘快將研發經費投入總額提高到國民生產總值的2%。這一目標在1970年宣告達成。
上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了很大的衝擊，但在節能環保等產業的帶動下，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然實現了大幅增長。伴隨著經濟的增長，這一時期日本的研發經費投入總額也在不斷攀升。結果，日本1980年的研發經費投入總額比1970年提高了近4倍。
在上世紀最後20年裡，除去泡沫經濟破裂之初的3年，日本的研發經費投入總體上仍呈不斷攀升之勢。這一時期，日本的研發經費投入總額由4.7萬億日元進一步增長至14.7萬億日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也由2.1%進一步攀升至2.9%。
日本新世紀諾獎得主的獲獎奠基性成果大都是在1970年至1999年間做出的，也就是說是在日本將研發經費投入強度提高到2%之後做出的。這一點非常重要！沒有經濟基礎的強有力支撐，也許能夠偶然作出一兩項諾獎級科學貢獻，但出現諾獎“井噴”，一定離不開經濟基礎的強有力支撐。
“井噴”的三大啟示
1.全面改良科學技術創新“土壤”比定向培養科學技術創新“苗子”成效更大。
19名諾獎得主中，不少人在做出獲獎奠基性成果之前表現並不突出。例如，田中耕一在讀大學時留過級，獲獎時無研究生學歷和海外留學經歷，也無SCI期刊論文和高級職稱；中村修二從名不見經傳的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長期在一家“鄉鎮企業”工作，並在那裡研製出高效率藍色發光二極體；天野浩做出獲獎奠基性成果時只是一名研究生。
這意味著，無論如何遴選拔尖人才進行重點扶持，都很難相中這些在做出獲獎奠基性成果前條件一般且表現平平的科研人員。因此，依靠現有的學術權威，按照常規科學的演進邏輯物色能夠逸出常軌、取得重大突破的未來科技之星存在很大的視野盲區。
事實上，日本政府上個世紀從未實施過拔尖人才的科研資助計畫。因此，日本新世紀出現諾獎“井噴”主要歸功於日本政府對科學技術創新“土壤”的改良，而不是對科學技術創新“苗子”的選育。
2.前輩學者的正面示範有時勝過“帽子”“票子”和“位子”的激勵。
日本政府也給科學家戴“帽子”，不過“帽子”的種類不多。最為著名的是日本學士院院士。由於日本學士院院士的定員為文科70人、理科80人，所以能戴上此“帽子”的人很少。至於拿政府性質的學士院賞、學士院學術獎勵賞同樣非常困難，因為每年文理科加在一起都不到20人。
日本政府用“票子”激勵科學家的力度也很有限。近年，整個學士院一年的預算資金還不到4000萬元人民幣，即使全部用到院士身上，人均還不到30萬元。文化功勞者，每年可獲得的退休金也只有21萬元左右。至於文化勳章則純屬榮譽性質，獲得者拿不到任何物質獎勵。
日本政府用“位子”激勵科學家的情況不是沒有，但是非常少見。日本國立大學教授的薪資待遇與中央政府副部級公務員的薪資差異不大，除非政府拿出副部級以上的位子，否則對資深科學家都形成不了有效激勵。
在“帽子”“票子”和“位子”的吸引力難以有效發揮作用的情況下，內在動力對驅動科學家不斷開拓進取就顯得十分重要。雖然影響內在動力的因素有很多，但最為重要的還是科研興趣和使命意識。科研興趣的培養離不開老師們的教育，使命意識的形成離不開老師們的垂範。因此，導師的言傳身教至關重要。
3.沒有穩定與充裕的研究發展經費支撐很難有真正且持久的無人區自由探索。
為了鼓勵競爭，日本政府近年一直在縮小撥付給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穩定支持經費占比，持續加大競爭性研究開發經費的投入。即便如此，日本政府撥付給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穩定支援經費依然占全部經費的70%以上。
這和中國高校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以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兩所高校舉例：2018年，這兩所中國頂尖學府獲得的穩定支持經費占比均不到50%，遠低於日本的國立大學。
在穩定支援研發經費不足的情況下，為了獲得更多的競爭性研發經費的支持，科研人員不得不緊跟熱點，努力承接課題。結果，雖然爭搶到了不少研發經費，發表了不少科研論文，但由於研究注意力過於分散，很難在某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取得重大突破。
日本國立大學獲得的穩定支持經費很大一部分是按照學科和人頭進行分配的，因此大學教授們可以按照自己的學術興趣自主使用這些經費開展科學研究，而且在多年不見成效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鍥而不捨地繼續從事相關研究。琢磨多年，取得若干進展之後，還可以基於這些前期研究申請競爭性研發經費的支持。雖然不少人在無人區開展自由探索無疾而終，但是達到預期目標取得重大突破的也不在少數。
可以說，沒有穩定且充裕的研發經費的支撐，日本上個世紀最後30年不可能有那麼多學者在無人區開展自由探索時取得成功。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