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一直穩居英國高等教育系統的金字塔尖，享受著經久不衰的世界聲譽，而開啟牛津大學成功之秘密的鑰匙之一恰好是學院。學院是牛津大學在初創時期因學生缺少固定住所、學術生活異常艱苦而借助捐贈所建。學院建立後，越來越多地承擔起教育教學、人才培養職責，並形成了教養至上的教育模式、自給自足的財務模式、學院自治的權力模式。
基督學院始建於1524年，是牛津大學最大也是最古老的學院。
牛津大學的學院形成過程
在牛津，大學之始早於學院。初創時期的牛津大學並無固定且充足的校舍。此時學生的住宿選擇有三：第一，可以在鎮上居民的小旅館或會所中租一間房。第二，假如足夠富有，可以為自己及隨侍租下一整棟樓，不過這種情況並不普遍。第三，住進由文法學部老師租自鎮上房東、租期已定的學堂或客棧。前兩種選擇的缺點很多：大學對學生的管理缺位、師生交流少、學生缺少教學指導、住所租期不穩定。學生寄住的各類館堂則極易關閉。為了完善大學管理、加強紀律控制、促進學術復興，牛津傾向於第四種方式——興建學院。早期也曾有幾所捐贈創建的自治、自立性學院，但它們僅為教師服務，不對本科生開放。必須興修一些主要為本科生服務的學院。這種意圖在眾多捐贈者的資助下，逐漸成為現實。
學院新建後，逐漸參與大學的教學和管理。起初，本科生也是學院學者社群的組成部分，院士有責任為他們提供教育，具體的教育教學制度就是導師制。不過，此時的導師制主要是企圖增加收入的院士同學生之間的私人關係。只要他願意，任何院士都能接收學生、成為導師，扮演學生的擔保人、教師等多重角色。這是學院參與本科生教學的開始。在1479~1480學年，莫德林學院資助建立了學院講師職位，開始從大學的公共講座系統吸引本科生，引起了多方效仿。
概括起來，英國大部分學院在15世紀之前並不收住本科生。學院以學術性練習和萌芽性講演體系為形式的教學被認為是大學常任教師教學的補充。但15世紀後學院被鼓勵大量地擴張其教學設施，先是同大學的公共講演體系相抗衡，隨後超過了它。到16世紀晚期，以分權模式為基礎、針對本科生的學院教學已經建立起來了。與此相伴隨，導師制逐漸演變成牛津各學院的正式制度，在17世紀，彈性易變、很不定形的導師組織終於讓位于管理更為集中、以學院統一控制為特徵的導師教學體系，這種體系至今仍是大學風景中的一個神聖標誌。
學院強化教學職能的努力得到大學的認可和支持。牛津在1564~1565學年通過的註冊入學章程規定，任何人要想入讀牛津，必須登記註冊，並與一位學院導師建立聯繫。作為牛津權力機構的教職員全體會議曾約定，1580年 6月 27日之後所有學位申請者都須是某一學院成員，應持有學院簽署的擔保證明。1636年，校長威廉姆·勞德大主教制訂了《勞德規約》，明確認可了學院在本科生生活和學習中的中心地位。從此，牛津進入從屬於組成部分（即學院）的階段。
牛津大學的學院運行特徵
在牛津，學院是一種制度安排、組織模式，更是有關大學制度安排、組織設計的理念與精神。為了更深入地理解牛津大學的學院制，必須考問它到底具有哪些重要特徵，這些特徵如何影響牛津的學術生活。
首先，教養至上的教育模式。牛津在17世紀逐漸建立起來的學院分權教學體制，因為過於依賴、順從甚至追隨宗教而面臨合法性考問:“大學能做什麼?”在法學方面，有律師公會教授習慣法；在醫學方面，真正能治病救人者只有學徒出身的外科醫生和藥劑師，牛津的醫學威望雖高，卻理論落後、科目陳舊且不實用；大學的“七藝”和神學部，主要培養為政治和宗教服務的教士，與火熱的工業革命極不合拍。
在質疑聲中，學院的回答非常簡練且始終如一。它強調，第一，重點開展本科生教育；第二，重在推行自由教育；第三，主要關注學生的教養。所謂教養，即 “有助於人們在保持尊嚴、施展能力的同時履行生活職責所需的知識、修養、表達能力、性格、風度以及各種相當均衡和成熟的品質”。
在以“教養”為核心目標的學院教育中，教師要求擔任導師，扮演理智和道德的雙重化身。導師制是保證牛津教養型教育模式得以運行的根本支撐。導師制具有四大特色：密切、融洽的師生關係是核心；注意道德引導是靈魂；關注學習指導是重點；培養學生自學、獨立思考、觸類旁通的能力，促進學生全面發展是根本目標。當然，導師制也有弱點，它使學院的教育打上了個人化烙印，如果導師水準低，或心不在焉、別有所圖，就難以保證教育品質。
其次，自給自足的財務模式。牛津各學院的財產來自慈善捐贈，目的之一在於資助那些皓首窮經以獲取高級學位的學者。對於準備攻讀法、神、醫等學部高級專業學位的學者來說，經費是最大的困難。比如，神學博士學位要求學生在大學耗上16年，並支付昂貴的聽課費。於是，在 十三四世紀出現了一種迫切的需要：為這些學者提供食宿和財政資助。這就成了中世紀英國學院獲得捐贈的最早理由。
大量的捐贈使牛津的學院變得富有。1871年皇家財政委員會曾詳細調研了牛津及各學院的財務情況。結果顯示，牛津大學及其學院合計擁有土地192447英畝，地產收入總計 413842英鎊；與受俸牧師推薦權相關的444份教會收入總值188675英鎊。但在這些收入中，學院所占份額遠高於大學：在地產方面，大學僅擁有7683英畝，而學院總計184764英畝；在總收入方面，大學僅47589英鎊，學院高達366253英鎊；在教會收入方面，大學的5份推薦權僅值1036英鎊，學院擁有 439份推薦權，總值187639英鎊。
富足的財源、獨立的經費，構成了牛津各學院財務模式的核心標誌。這種財務模式受到了英國社會崇拜私有財產、維護個人產權的觀念支持。英國法律規定，一切捐贈性法人機構，如學校、教會、城市自治機構 ，特別是大學及其學院，可以謝絕任何輿論監督、免除外界干涉和調查，自行決定財務開支；學院院士、大學教授職位如同牧師職位一樣，都是完全保有的財產，不必擔負其他責任。
第三，學院自治的權力模式。與財務上的自給自足相配套，牛津各學院創建時的章程一般會賦予並保證學院成員兩大權力：選舉、罷免學院院長；增選學院成員。這些章程，一方面從根本上保證了學院擁有完整的自治權利，另一方面也表明，牛津各學院的高度自治是以院士集體行動為基礎的，學院日常事務常常由院長和各類院士委員會共同處理，學院內部多樣化的委員會，從組織機制上保證了院士們都能就學院事務發揮即便很小但也是必要的影響。比如，王后學院的章程曾規定，除院長、神學博士、教會法博士之外，所有院士都應該每週輪任學院監事一職。
學院獨特的財務模式和權力模式，使學者們理由充分地把學院界定為：“在其成熟形式上，學院是一種自主、自治、合法且擁有穩固的捐贈、獨特的章程、強大的特權以及共同的徽章的實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