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
什麼是啟蒙？
廣義的啟蒙是指普及新知，使社會接受新觀念而獲得進步，狹義的啟蒙一般指啟蒙運動。按照康得的定義，啟蒙就是人類擺脫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經過別人引導就不能運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是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運用理智的決心與勇氣，那麼這種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
啟蒙強調使用理性和人類進步的觀念，鼓勵人們勇於質疑權威與傳統的教條，進行批判性的探究，以求瞭解人、社會和宇宙，進而改進人類的狀況。啟蒙運動就是使用理性獲得自我解放，是引導世界走出充滿著傳統教義、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專制的一個時期。啟蒙的一個前提是觀念體系的革新。在觀念體系革新的同時，快速的世俗化使啟蒙得以實現。啟蒙塑造了一種不同於以往的價值觀念體系，以及與此相關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例如自由、平等、人權等這些價值觀念的出現以及迅速的世俗化，使民主制度成為新的社會政治權力的產生方式和社會生活的管理方式。
啟蒙有多重要？
啟蒙的前提是觀念體系的革新。觀念有多重要？白修德和凱恩斯高度推崇觀念的力量。白修德認為，美國是由觀念產生的國家：不是美洲，而是《獨立宣言》中所揭示的平等、自由以及每個人追求自己所認為的信服的權利這樣一個觀念締造了美國政府。凱恩斯曾說：“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者，就只是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行者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狂人執政，自以為得天啟示，實則其狂想之來，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個學人。我很確信，既得利益之勢力，未免被人過分誇大，實在遠不如思想之逐漸侵蝕力之大。”
觀念的變革有多重要？阿克頓說，我們的職責是關注和指導觀念的運動，觀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結果而是其原因。正是因為觀念體系的變革使得人們的想法變了，才會釀成社會巨變。
啟蒙運動的新解釋
近幾十年對啟蒙運動的一些新解釋至少有三點。第一，啟蒙運動被視為泛歐洲的文化運動，非法國獨有。近來研究已經將蘇格蘭和英格蘭視為啟蒙運動的重鎮。第二，啟蒙精神並不能刻板地等同於理性主義。與法國相比較，蘇格蘭啟蒙運動就不特別傾向理性主義，休謨、斯密等批判倫理的理性主義，強調情思或熱情因素在道德思維中扮演的角色。第三，法國啟蒙運動有強烈的反教士精神，但是其他地區卻未必如此。18世紀蘇格蘭教會在一群溫和派牧師主導下，致力於去除僵化的教條主義，寬容地看待蘇格蘭教會內部的教義分歧，並承認非國教徒的信仰自由。不少溫和派牧師參與到蘇格蘭啟蒙文化工作，成為啟蒙運動的旗手。
20世紀80年代以來，史學家波特重新“發現”了“英格蘭啟蒙運動”。英格蘭啟蒙運動的一些獨特經驗也被歷史學家所揭示出來。英格蘭啟蒙運動是啟蒙觀念從上層滲透到下層的過程。18世紀前期，英格蘭原本活躍的啟蒙精英的思想漸趨保守、僵化，下層社會反而培養出經驗態度或科學精神：“一種經驗的態度逐漸深入社會下層，滲進市井小民身上。”工商業提供眾多機會，下層民眾逐漸視追求知識為社會流動的管道。許多都市的技工、藝術匠人、工廠主開始有“知識就是力量”的觀念，熱烈追求“實用知識”。在當時，透過公共演講、流動圖書館與讀者俱樂部等管道，科學知識逐漸向下滲透，經驗主義態度也散佈到社會下層。英格蘭的啟蒙現象發生在遠離主流文化的邊緣地帶，非國教徒興盛的新都會，例如曼徹斯特、利物浦、伯明罕。
科學與啟蒙是什麼關係？
啟蒙運動是對科學革命的繼承。科學革命發端於哥白尼和伽利略，並在牛頓那裡臻至頂峰，啟蒙運動渴望在社會科學或道德科學方面能取得跟自然科學相媲美的成就，這種渴望成為它發展的動力。啟蒙運動本身是培根計畫的廣泛運用：知識就是力量，科學知識的運用不能僅為己用，還要用於人類生活的改善。如果不瞭解科學突破對迷信的打擊，我們就不可能理解啟蒙。
承接17世紀的科學宇宙觀及理性尋找知識的方法，啟蒙運動相信普世原則及普世價值可以在理性的基礎上建立，對傳統存有的社會習俗和政治體制以理性方法檢驗並改進，產生出啟蒙時代包含了自由與平等概念的世界觀。邁向真理的道路就漸漸不是基督教思想以神為主，而是如路德、培根、笛卡爾等人所相信的，是得運用人類理性。不管是科學中的托勒密或精神上的羅馬天主教會，這些原來公認的知識、哲學、神學權威都要面對人類思想獨立自由的挑戰及探索。
啟蒙運動的觀念變革是以科學革命所帶來的價值觀念的重大轉變為前提。由培根主義和清教倫理混合而成的意識形態，導致了社會價值觀的重大轉變：科學研究可以讓我們認識上帝的思想或行事方式，從而增添上帝的榮耀與偉大；科學研究可以造福大眾，實現國家的富強；科學研究是一項統一的事業，既然科學方法不過是在經驗調查的基礎上進行分類歸納，那麼人人都有能力獻身於這一事業。
啟蒙運動是科學文化擴展的結果。科學取得與神學同等的智力等級的頂峰，標誌著科學文化的興起。如果將文化視為價值觀念及其在社會系統中的制度化表達，那麼科學文化就是科學所帶來的價值觀念及科學在社會系統中的制度化表達。科學和理性思維方式成為人們生活中共同遵循的價值觀念。洛克的自由憲政理論，是對英國革命的理論總結，同時也標誌著科學文化，特別是其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方法論原則，已經從自然領域擴張到社會政治領域。自由民主制度與科學活動的自治規範之間具有適應性。無論是民主政治還是科學研究，兩者都得接受理性和經驗主義的方法論原則和有條理的懷疑精神。
中國的啟蒙與科學
從近代開始，中國的啟蒙始終受到富強的牽引。能否讓這個國家迅速富強是衡量一切思想價值的唯一尺度。知識之學取代了智慧培養；工藝技能壓倒了人生學問。西方啟蒙運動背後並沒有中國那種“亡國滅種”的壓力，救亡從中國啟蒙一開始就是絕對主題。在這樣的心態下，很多深刻的有遠見的思想理念和精神價值根本不可能充分開展，只有具有工具性效果的東西才可能被接受。
在早期中國啟蒙的階段上，曾經有過突出自由，突出人性解放這類人文價值，比如嚴複強調“自由為體，民主為用”，這是他最重要的理念，也成為中國知識界深信不疑的價值。但是真正最大的影響是“科學”和“民主”。
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顯然，就整個現代社會來說，言論自由極端重要，而言論自由只有在人民能夠享受民主權利的民主制下才有可能。因此，民主制是學術自由的前提。可以說，政治上的民主和學術上的自由是科學繁榮的必要保證。
科學是人的科學，科學知識只是載體，沒有科學知識不代表我們不能美好地生活。重要的是科學精神，是科學所代表的理性、求真、自由等價值。在當前的中國，科學要借助于自身的強勢地位為啟蒙再次作出貢獻。在依靠科學的強勢地位推進啟蒙的同時，還要重視習俗、情思和熱情的作用，注重漸進和平的方式。
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在社會轉型和文化重建的過程中，必須深入瞭解、理解和思考世界歷史中的中國，從而為未來的中國尋找新的可能性和選擇。為了推進再啟蒙，我們必須梳理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中的核心元素及其歷史變遷，厘清我們所需要的文化元素，並安排這些元素在中國的文化實踐，踐行梁啟超先生所說的“世界之中國”文化建設。（作者系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