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
我們這個國家從兩千多年的經濟發展史來看，只要沒有內憂外患，只要沒有戰爭，用30年就會變得非常繁榮，用50年就會成為全球經濟最強的國家。但往往在國家強大了以後，國家主義又要統治這個國家，然後民間經濟就會被改革。
在研究中國的方法中，有一個方法是利益集團的博弈分析法。這個國家當前發生的所有的問題，是四個利益集團互相競爭、搏鬥、角力的結果：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
中國是保持中央集權制度最悠久的國家，這個建制是從商鞅以後開始的。因為有這個特點，中國在歷史上就長期出現集權和專制的問題。在經濟上就體現出一個“發展—穩定”週期律：王朝建立的時候發生顛覆大戰，人亡財散，國家很窮、民間也很窮，這個時候馬上會提出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會放手讓民間發展。四種力量就會發生變化：民間經濟高度發達，區域經濟發展很快，大量的財力聚集在地方政府和有產階級兩大力量中，中央權威薄弱。
當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為了維護中央集權制度，就會出現及時的經濟大變革，中央政府重新把改革的主導權從地方政府和民間回收。中央的財政就會變得非常充沛、國家也比較穩定，同時民間經濟的活力會喪失，這個時段如果發生天災人禍或外族入侵，國家就會滅亡。
在兩千年的封建歷史上形成了四個基本制度。第一是中央和地方的權利分配制度，第二是全民思想和控制模式，第三是社會精英控制模式，第四是宏觀經濟的控制模式。我們大概花了一千多年的時間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四個制度：中央與地方形成的是“郡縣制”，對全民思想的控制，在西漢的時候形成了“尊儒制度”；對社會精英的控制，在隋唐搞了“科舉制”，就是建立管道把有武力的人與有思想的人全部納入體制之內；對於一些能夠賺錢的人進行控制，形成了抑商制度。
中國之所以成為兩千年來很穩定的中央集權制國家，是因為這些制度建設得非常完善。上述四種制度中，只有一個制度很不穩定，就是經濟制度。所以中國歷史上歷次變法都跟經濟有關係。
中國歷史上從西元前7世紀開始有十次大的變革。
第一次大變法是西周結束、東周創建的時期，發生了管仲變法。有兩方面很關鍵，一是“四民分列”，中國變成全世界最早的一個專業化國家，中國農耕時代的很多工匠非常精細；二是鹽鐵專營。國家控制了資源與能源，與民間就形成了一種爭利機制。
接下來是商鞅變法，“廢井田，開阡陌”，“推廣郡縣制”。
第三次大的變法是發生在漢武帝時期。漢朝初年出現了“文景之治”，社會變得非常富裕。我找出了當時的富豪榜，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張富豪榜。第一名從事冶鐵，第二名冶鐵，第三名冶鐵、長途運輸業，第四名冶鐵、金融，第五名鹽業，第六名長途運輸業，第七名糧食業，第八名養殖業，第九名鑄錢業，第十名鑄錢、冶鐵、鹽業，都在能源型、資源性行業裡邊。這就是壟斷放開以後的效果。
漢朝接下來發生以下變化：第一，幹弱枝強，官商勾結，中央羸弱，地方勢力坐大。第二，商人階層崛起，挑戰政府權力。第三，出現官商經濟。這個時候，中央開始削藩，地方立刻爆發了七國之亂。
接下來漢武帝劉徹開始實行變法。當他把鹽鐵、鑄錢、釀酒壟斷起來以後，前面富豪榜上的十個人就全都消失了。漢朝搞完改革以後，探索5000萬人口級的大國治理模式，造成民營經濟的空前蕭條，到了漢武帝晚年的時候，“天下困弊，盜賊群起”。
盛唐從貞觀到開元加在一起是130年，是中國第一個實行低賦稅、自由貿易的時期。這段時期之後出現的情況與前朝一模一樣，同樣是“幹弱枝強”，地方藩鎮勢力坐大，出現商人階層崛起，然後發生“安史之亂”。
宋朝發生了中國帝制時期最激進的“王安石變法”。宋朝的經濟很繁榮，工商業比唐要繁榮得多。宋朝中國的人口過億，是世界第一個人口過億的帝國。宋朝不反對土地兼併。這樣進行了一百多年以後，中央羸弱，土地兼併嚴重，王安石開始變法。變法的結果是中央財政收入大增，政府與民間成爭利之勢。
王安石變法之後，再也沒有帝王願意搞變法。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進入了長達500年的穩定時期。明清兩朝，中國是“超穩定”與大停滯。1300~1800年，中國人均GDP增長為零，同時期的歐洲：文藝復興走出中世紀、地理大發現、工業革命、三權分立的現代國家誕生。明清時期，中國的人口重心向鄉村下沉。南宋時，中國的城市化水準是22%，到清朝的時候只有6.9%，1978年中共中央開始搞改革開放的時候是18%，去年第一次達到了50%。這個時期也是中國歷史與歐洲歷史開始大分離的時期。
清末李鴻章的洋務運動並不是一場遲到的變革。中國1864年以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創辦實業，同時全世界正在發生如下事件：美國剛剛打完了內戰，全美超過8000人口的城市只有141個；日本在1868年，西鄉隆盛推翻德川幕府，“明治維新”。德國在1870年才變成統一的國家；英國在1869年開通蘇伊士運河。從這些可以看到，我們的現代化運動一點都不晚，為什麼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還在爭取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呢？
李鴻章變法有幾個思路：第一，堅決要改；第二，不再以農為本，提出“工業優先論”，這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
到了民國的時候發生了孔宋變法，孔宋變法中發生過兩次“國進民退”。1935年，中國銀行國有化。費正清所說的“中國企業家沒有辦法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象徵性的時間點就在1935年。當資本家的金融力量喪失的時候，作為一個有力量的階層就消失了，一直到今天。這句話告訴我們，未來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的決勝之地就在金融產業。
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鄧小平是靠四句話來引導這場改革的：發展是硬道理；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穩定壓倒一切。這四句話告訴我們改革的目標綱領、理論路徑、方法論和改革的邊界。
這輪改革之所以非常成功，是因為鄧小平準確地抓住了關鍵點，土地、貨幣、財政。整個改革緊緊圍繞著這三點進行，土地是突破口：聯產承包責任制；貨幣是主戰場：放鬆管制—雙軌制—物價改革；改善財政狀況是主要目標：國有企業改革，引進外資與特區和開發區—下放財政許可權。
今天來看，整個80年代的改革可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增量改革”，一個是“物價改革”。這輪改革是把大鍋飯徹底打破的一次改革，是非常鮮明的非均衡發展的改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設立四大特區；東南沿海優先發展戰略；開發區與外商優惠政策；國有企業放權讓利、改革試點。出現的情況就是民間高速發展，放鬆民間，體制外的“增量改革”成主力，鄉鎮企業十年漸至“半壁江山”，私人從無到有，空前旺盛；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改革基本失敗；實施沿海優先發展戰略，老工業基地衰落，東南沿海崛起。
1978年到1993年，中國的改革是由下往上的改革，是由民間推動的改革。到了1994年，集權主義、國家主義重新回歸。1994年以後，中國的改革變成由上往下的，中央向地方收權，中央重新掌握改革的主導權。1994年到2012年，整個大的格局呈現幾個特點：第一中央不再是“討飯財政”，分稅制帶來中央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地方財政依賴土地收入；第二國有企業體系重新控制國民經濟主脈；民營企業邊緣化，實體經濟活力漸失，企業家移民；貧富差距持續拉大。
我們要重新開始考慮頂層設計，重新啟動改革，那怎麼改？改什麼？我認為有兩個大的問題。第一，未來的改革是一個從經濟發展期進入利益調整期的改革，2009年、2010年、2011年是全球表現最好的經濟體，未來的十年裡中國仍然有可能是全球表現最好的經濟體，所以中國未來的問題不是發展的問題，是利益調整的問題。第二個可能比第一個還重要，我們有沒有可能走出帝制時期形成的中央集權制的四大制度模式，這四個制度在帝制時期都是以控制為主的，未來我們有沒有可能從控制模式轉向開放模式？
所以中國未來的改革充滿了競爭、爭議與未知。我們不妨從我們國家兩千年的改革歷史中找尋答案：
第一，未來的改革，不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所有改革的前提是“統一文化”；第二，自上而下的改革，調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責分配；第三，恢復民間資本活力的關鍵是以金融產業的開放為突破口的漸進式開放；第四，國有資本集團的改造必須探索新的管理和利益分配模式；第五，避免改革動盪的關鍵是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全民的生活和財富安全感；第六，政治體制改革不一定能保證經濟改革的成功，而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為前提的經濟改革，一定無法真正成功。
讓我們慶倖的是，未來中國經濟改革擁有天時地利與人和：第一，中國還有15到20年的城市化建設時間；第二，在全球產業革命中，美國人正在完成第四次浪潮，從“資訊革命”到“新能源+生命科學革命”，中國處於用資訊化革命全面取代製造業的時期，這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趕超先進的時間；第三，中國在20年內可能成為全球第一經濟大國，而這個追趕過程會形成一種民族熱情。
城市化、資訊化浪潮與民族熱情會為未來中國改革營造一個非常好的氛圍。問題是我們應該往哪裡走？中國已經進入到改革的關鍵時刻。最後兩句話送給大家：“我們對中國的信心，始終來自於對自己的信心”；“那些沒有消滅我們的東西，將使我們變得更加強大”。
（作者系財經作家；本文由本報實習生孫愛民根據作者講座記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