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中國科學院大學科學技術史系教授）
2025年10月18日，清華大學官網發佈消息，沉痛悼念深切緬懷享譽世界的物理學家、華人首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先生。他成長於中華民族風雨飄搖的“長夜”時期，終於化作璀璨的星辰，迎來新世紀的“曙光”和“晨曦”，這是卓越而壯闊的人生。
2005年7月，在北京召開的第22屆國際科學史大會上，楊振寧先生作了《愛因斯坦：機遇與眼光》的主旨演講。時逢愛因斯坦發表狹義相對論等重大成果100周年，楊先生提出，愛因斯坦能夠抓住重點，是因為他具有更自由的眼光，即必須能夠同時近觀和遠看同一問題。“正是這種能自由調節、評價與比較遠近觀察的能力，形成了自由的眼光。”筆者當時初入科學史之門，首次仰望大師風采，對他的真知灼見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楊先生對許多物理學家的貢獻和物理學科的發展皆有精妙的論述，而他對中國現代科技發展的觀點更讓我們深受啟發和勉勵。
中國的科學技術史研究有兩個核心論題，一是現代科學革命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發生，二是中國如何發展現代科學。前者以“李約瑟之問”而聞名，掀起了中國古代科技史研究的熱潮，引發了科學與不同文明之間關係的思考。楊振寧先生的摯友、香港中文大學的陳方正先生從該論題的逆命題出發，以百萬言巨著《繼承與叛逆》論證了現代科學為什麼出現於西方。
第二個問題則屬於現代科學的傳播和發展路徑問題，不但需要精准把握現代科學的本質，還要深刻認識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作為現代科學在中國體制化發展的見證者，楊先生以自身的經歷、成就和感悟，一直對這個問題嘗試做出解答。他以歷史的眼光整理和評價老一輩科學家的具體貢獻，也決心“在中國向科技發展的道途中”貢獻一些力量，直至歸根清華開創新事業。另一方面，在較長的一段時間裡，他又與中國保持著一定地理距離，進而得以更加宏觀地觀察民族文化和社會經濟條件，同時採取國際比較的視角。因此在科技史研究方面，楊先生也具備了他所說的“自由的眼光”，無論是方法還是結論，都值得現代科技史研究者重視。
根基
早在1993年，楊振寧就做過《近代科學進入中國的回顧與前瞻》的報告，構建了15世紀以來西方自然哲學崛起、近代科學誕生，中國從抵觸、引進到發展現代科學的整體框架。在這篇文章中，楊振寧提出了中國科學發展的四個必要條件，其中兩項正面解答了兩個前提性問題，即中國人是否有能力從事科學，以及是否有意願從事科學。顯然，楊振寧本人正是這兩個問題最權威的解答人之一。
“東方人是否天生不適宜於做現代科學工作呢？”楊振寧指出，在19世紀末當達爾文的進化論被用來佐證白種人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時，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在靈魂深處曾為這樣的問題所困擾，甚至表現出極度絕望的心理狀態。無怪乎英國生化學家李約瑟在20世紀30年代看到聰慧的中國留學生時，居然頗感意外。進而激勵他投身中華文明研究，從古籍中爬梳史料，證明古代中國人擁有同樣的智慧。抗戰以來興起的中國科技史研究，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幫助國人樹立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信心。恰恰在這一點上，以楊振寧為代表的中國科學家以其現代科學上的成就給出了明確的答案，也是他最引以為豪的：“我一生最重要的貢獻是幫助改變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他從個人經驗出發，認為做科學工作其實並不困難，“我在中國念小學、中學和大學時，都曾有許多十分聰明的同學”。這些千百萬極聰明的青年，將對中國科技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
科學作為一種外來文化，雖然17世紀初便經傳教士之手引入中國（以1607年《幾何原本》前六卷的漢譯本出版為標誌），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並沒有對社會產生根本影響。楊振寧認為，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國三個世紀中抗拒吸取西方科學思想的最大原因。轉捩點發生在19世紀上半葉，隨著歐洲殖民擴張達到頂峰，現代科學呈現出學科分化和實用性特徵。中國則自鴉片戰爭以後開始引進新思想，嘗試新的社會和政治體制。洋務運動創建了現代軍事和民用工業，不僅讓現代科學有了棲身之所，如1857年漢譯《幾何原本》得以完璧，1859年《重學》介紹了牛頓力學，更重要的是在這些效仿西方的廠礦企業之中，出現了一批依靠科學和技術的從業者，進而逐步改變了僵化的社會結構。同期的美國，在南北戰爭之後從事科學相關職業的人數迅猛增長，社會開始重視應用自然知識解決實際問題，可謂有異曲同工之處。楊振寧已經注意到，早期留美學生大多讀工科，中國學者最先進入世界學術的主流圈，得到同行公認的學科也是工程。
甲午戰敗和庚子國難，讓知識份子看到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從而開啟了包括廢除科舉在內的清末新政，大批青年留學日本和歐美，隨即興起科學主義運動，學習現代科學技術成為社會共識。楊振寧沒有糾纏於儒學是否阻礙科學，而是巧妙地用“決心”一詞，也許母親的堅強意志讓他感受到傳統文化的力量。須知發展現代科學事業，建立完整的學科體系和實施大科學計畫，並非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選擇，沒有大國的胸襟、政府和公眾的“決心”，是絕對無法實現的。在風雨飄搖的晚清和民國時期，有識之士提出科學救國方案並前赴後繼地推行，足以證明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文化底蘊。
救亡
在許多人看來，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科學初步完成了建制化，但因政局動盪和連年戰爭而慘澹經營，甚至一度顛沛流離。然而，楊振寧卻認為，引進近代科學“在下了決心以後，進度卻是驚人地快速”。世紀初的留學潮讓成千上萬人接觸到現代科學，他們回來培養的學生，便有能力出國學習前沿的科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
楊振寧說的這一代人，被稱為中國科技事業的奠基者，他們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留學獲得博士學位，創辦並主持中國首批研究機構和高校院系。除了李四光、竺可楨等略微年長，這批人大多生於1894年後，如胡先驌、吳有訓。而這批人再培養的學生，一般不晚於1924年出生，三四十年代讀完大學出國，四五十年代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如錢三強、馬大猷等。這兩批人是20世紀中國科學的中堅力量，學術生涯極其漫長，成為各個學科的代表人物。可以看到，楊武之（1896—1973）和楊振寧父子極其幸運地趕上了兩代留學潮，楊武之1928年獲得中國第一個數論領域的博士學位，而楊振寧又以最後一屆留美公費生的身份，1945年留學美國。
20世紀上半葉的物理學日新月異，尤其到了30年代末，核裂變的發現引起了各國的重視，大量物理學家開始參與保密的戰時研究，因此此前歸國的一批科學家最能代表當時國際科學的前沿水準。楊振寧說對他影響最深的兩位教授是吳大猷和王竹溪，吳大猷1934年從美國密西根大學回國，帶頭將量子力學引入中國。而王竹溪1938年獲得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在統計力學方面給楊振寧啟蒙。還有1941年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馬仕俊，讓楊振寧接觸到場論。因此，楊振寧能夠斷言，“當我於1938至1942年間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其課程跟當時世界第一流的大學相比，完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時主要大國的頂尖科學家，大多轉向了戰時研究。我國最早獲得理論物理博士的王守競，即籌建並主持中央機器廠，服務抗戰建設。然而，在西南聯大等少數高校，還保留著純粹科學的教學和研究，在戰時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弦歌不輟。可以說，楊振寧的機遇是舉世罕見的，在昆明，他奠定了一生從事學問的諸多基礎，包括研究的領域、學術上的品味，以及堅韌不拔的性格。因此楊振寧後來覺得自己有責任做一點中國現代的物理學史研究，特別是中國前輩科學家在艱苦條件下取得的成果更應該珍視，這就是《王淦昌先生與中微子的發現》《趙忠堯與電子對產生和電子對湮滅》等幾篇有分量的文章，極為透徹地論述了他們的開創性學術貢獻。
許多高水準的科學家居然沒有完全轉向戰時研究，讓1943年抵達昆明的李約瑟感到不可思議。他分析了這種“奇怪”現象，部分原因是他們希望保留純粹科學的“火種”，認為沒有純粹科學，應用科學也不可能繁榮；而更直接的原因，缺乏政府的組織和引導，他們沒有機會從事戰時工作。抗戰時期是中國科學本土化的重要階段，但顯然還有更長的路要走。楊振寧也認為，在20世紀中葉以前，我們仍不能說近代科學在中國已經本土化了。
歧路
1945年8月，當楊振寧告別父親前往美國學習物理時，投放日本原子彈的煙塵尚未散盡。那時人們還不清楚，原子彈的研製和爆炸，不僅拉開了冷戰的帷幕，也永久地改變了科學的面貌。世界主要大國都摩拳擦掌，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展開核軍備競賽，核子物理學家成為戰略人才。國民政府也躍躍欲試，1946年派出華羅庚、吳大猷、曾昭掄前往美國考察原子彈技術，物理方面選派了朱光亞和李政道前去留學。然而，美國開始奉行核壟斷政策，拒絕與盟國分享原子彈技術。曾經參與曼哈頓計畫的許多科學家看到原子彈造成的巨大破壞，紛紛退出原子彈研製機構，回到大學。於是芝加哥大學借機成立核子物理研究所，吸引了費米等一批著名科學家。1946年初楊振寧終於在芝加哥大學物理系的課堂上見到費米，已是“宿將還山不論兵”。朱光亞和李政道也只能打消學習原子彈技術的念頭，分別進入了密西根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稍後來美的鄧稼先，則在楊振寧的推薦下到普渡大學攻讀核子物理。
中國和美國在科學上的差距，且不說基礎科學領域的天壤之別，僅工程技術方面就至少橫亙著一個“曼哈頓計畫”，這也意味著兩國科學家的志趣截然不同。1950年2月，朱光亞獲得博士學位，立即登上了回國的郵輪，臨行前還牽頭起草了著名的《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讓我們回去把我們的血汗灑在祖國的土地上灌溉出燦爛的花朵。”而與楊振寧自幼交往的摯友鄧稼先，也於1950年8月拿到博士學位後第九天乘船回國。這些同輩好友義無反顧的選擇，無疑觸動著楊振寧。胸懷壯志的科學家對新中國科學的前景充滿信心，研製原子彈也是許多人心照不宣的目標。但楊振寧在美國從未接觸甚至回避有關原子彈的研究，與其說是為回國減少阻力，不如說是他找到了更適合自己的道路。
楊振寧1948年獲得博士學位時，國民黨政權正面臨土崩瓦解，根本無心考慮發展原子科學的計畫。他雖有回國的打算，卻只能等待時機，因此繼續留在芝加哥大學擔任講師。大批從曼哈頓計畫抽身的頂尖科學家，讓粒子物理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作為戰後最早投身費米門下的學生，楊振寧已經開始深入堂奧，學到了“方法與方向”，具備了“自發地研究東西”的能力。1949年，費米和特勒又推薦他前往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跟隨奧本海默做博士後。隨後楊振寧在普林斯頓的象牙塔中工作了17年，在這段學術黃金期，他分別與米爾斯和李政道合作，提出楊-米爾斯規範場理論以及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的理論。1957年與李政道共同獲得諾貝爾獎，讓海內外華人歡欣振奮。楊振寧與父親三次到日內瓦會面，但他並沒有聽從回國的建議，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楊振寧感到自己的事業已經紮根於美國，而當時的中國大陸並不具備發展理論物理的條件。
然而，楊振寧卻對這段時期的中國科學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比較民國時期科學的相關人才不多、涉及層面有限，缺乏工業基礎支持等因素，稱到1949年“這些因素都被一掃而清”。他說，在1966年前，中國的土地上有了驚人的發展，現代科學終於在中國“本土化”了：數以百萬計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被訓練出來了，複雜的研究與發展架構被建設起來了，巨大的科技成果完成了。楊振寧認為這些成就的取得，是因為注重忠誠、注重個人勤奮和忍耐，以及重視子女教育的儒家文化，即中國科學發展四個必要條件中的“紀律”。
楊振寧的話其實只講了一半。他後來曾回答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認為就在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力量和共產黨的領導這兩個基本元素。同樣，1949年以後中國科學的發展，也始終貫穿著“共產黨領導”這個基本元素。現代科學事業離不開國家層面的組織和計畫，錢三強曾總結原子彈的成功經驗：“有效的強有力的組織工作是實現國家重大科學技術事業的保證。”
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科學，包括研究機構、高校、科技社團，經歷了一場徹底的重組。確立了科學為人民服務、為工農業和國防建設服務的指導思想；在蘇聯援助下奠定了現代工業體系的基礎；制定了面向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的學科發展規劃；初步形成了中國科學院、高校系統、行業科研系統、國防科技系統和地方科技系統等科研“五路大軍”。50年代末中蘇關係破裂，中國發揚“自力更生”的精神，依靠本國科學家和廣大人民的力量，取得了“兩彈一星”以及航空和電腦技術的突破。
楊振寧在美國更能感受到，帝國主義將科技視為維護壟斷霸權和操控其他國家的工具，而中國科學家被迫長期孤立於國際科學共同體之外。或許這才是他得知中國依靠自己力量研製出原子彈後情難自製的原因。如今，現代科技史研究逐步突破了科學知識從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單向傳播的“中心-邊緣”框架，以及從精英階層向大眾普及的自上而下模型，科學的國際性和群眾科學的價值，值得重新審視。
1964年，中國的原子彈成功試爆，幾個月後楊振寧即同意應邀前往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創辦理論物理研究所。這是一個新的事業，也意味著楊振寧準備走出“象牙之塔”，更多關注身邊的世界。1970年，中國東方紅號衛星上天，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幅提升，中美之間出現了重建橋樑的契機，楊振寧敏銳地抓住了它。
橋樑
70年代，中國的“兩彈一星”和日本借助科技走向經濟繁榮，極大改變了東方人在國際科學界的形象。但僵化和封閉的體制也讓中國經濟遠遠落後於西方和日本。楊振寧所說的第四個條件“經濟支援”仍是明顯的短板，他認為前三個條件在20世紀都已經達到，但經濟強國要到21世紀才能實現。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楊振寧在建言中國科技發展政策時，始終注意結合科學的內在規律和國家經濟實力。這也正是科學後發國家常常經歷的曲折。
七八十年代，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丁肇中等科學家幾乎每年訪華，與政府高層和科學界廣泛接觸，形成了高效的良性互動，促進了科研秩序的迅速恢復以及科技體制的不斷改革。楊振寧曾建言加強發展性研究、優化人才使用、擴大科學家自主權等，都逐步收到實效。
為儘快恢復中國與國際的科學合作，大型加速器建設成為熱議的話題。高能物理是國際科學合作的重要領域，能夠彰顯國家的科技和經濟實力，核科學家在科技界也享有高度的話語權。然而，洞悉美國戰後粒子物理高速發展進程的楊振寧做出判斷，盛宴已經結束，高能實驗物理變成了大計畫、大預算，失去了案頭實驗探索自然奧秘的精神與感受。早在1971年初次訪華時，楊振寧便指出建造高能加速器與中國當時的經濟力量不相稱。1977年他給鄧小平同志的建議中，也是再次提出“根據目前中國的經濟條件，要花很多錢造一個與美國現在差不多的大加速器，不必要，不是最合適的辦法”。1980年廣州粒子物理理論討論會後，李政道等42位海外華裔學者簽名支持國內建造加速器，讓拒絕簽字的楊振寧顯得格外孤立。但是，越來越多人開始認識到楊先生的想法與良苦用心，主持這個計畫的穀羽也前往美國與楊振寧會面，最終形成了更為經濟和實用的方案。在中美雙方共同努力下，1984年破土動工的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不僅有助於衝破冷戰壁壘，迅速提升中美科技合作水準，在當時國際形勢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還促進了國內相關產業的研發能力，為大科學項目的決策和實施積累了寶貴經驗。楊振寧也高度評價這個專案，並認為自己的意見得到了中國政府的理解。
八九十年代，剛剛進入科學春天的科技界正在經歷轉型的陣痛：國家投入的相對壓縮，人才隊伍的老化和流失，以及轉向經濟建設主戰場帶來的種種不適應。丁肇中、李政道和楊振寧分別通過各種管道，幫助中國培養青年人才。1980年，楊振寧在紐約大學石溪分校策劃並主持了中美教育交流委員會（CEEC），建立訪問學者專案，12年共計83名大陸學者前往美國進修深造，中美科技關係也建立起新的平衡。
1977年，旨在團結在美華人，致力於發展中美關係的全美華人協會成立，楊振寧擔任會長，為促進中美建交作出貢獻。1982年，在錢三強和楊振寧等人的推薦下，中國科學院政策研究室的姚蜀平前往哈佛大學科學史系訪學。在訪談中，楊振寧向她指出中美學術在物質基礎方面的巨大差別，同時建議她關注那些從事應用科學，即從物理轉到工業企業的科學家。楊振寧談到科學家傳記的寫法，認為應以科學家的工作對科學有什麼推動為主要論證。姚蜀平因此萌生了橫越美國長途採訪的計畫，前往芝加哥、洛杉磯、三藩市、紐約等地走訪了40余位華裔科學家，最終分析不同文化價值觀念對科學發展的影響，這些思考無疑受到楊振寧的啟發。龐大的留美華裔科學家群體，是中國現代科學史研究不可繞過的主題。
1999年，楊振寧從紐約州立大學石溪理論物理所正式退休，研究所為他舉辦了盛大的退休儀式，並改名為楊振寧理論物理研究所。2003年，楊振寧回到清華大學，繼續開創高等研究院的新事業，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對他而言，回到童年故地，走向了人生的圓滿，而對中國科學來說，則象徵著新的起點。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科研投入大幅提高，海外人才回歸形成潮流，科學技術開始成為國家發展的核心要素，一系列大科學項目建成，某些學科領域的原創性成果已領先世界。身在此山的輿論界可能一向謹慎，有時認為楊振寧對中國科學和教育的判斷過於樂觀——他用“曙光”“晨曦”來表達自己的企盼之情，也許在他的心中，中國成為科學強國，無異于“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但楊振寧並非沒有憂慮，他叮囑中國科學工作者仍需以“救亡”的態度全力進取，幫助中國儘快取得全方位的科技自強自立。
縮影
楊振寧先生的百年歲月，見證乃至創造了中國現代科技史。他總結的才幹、紀律、決心與經濟支援等四個條件，實際上對應於支撐科技發展的人才、建制、政策和經濟水準等四個因素，近幾十年的中國現代科技史研究正是圍繞這些因素展開的。中國現代科學家群體的形成、科研機構的組建和管理、科技政策和計畫的制定，以及科學與經濟建設的關係，都在世界科技史上具有鮮明的特色，必將引起更多的關注。這就需要“近觀”和“遠看”，積累大量的具體案例研究，分析和比較不同脈絡，建構中國科學現代化進程的整體圖景。
當以上四種因素不再顯著制約中國科技發展時，科技史研究的側重點便會轉向楊振寧所強調的科學家的學術貢獻和個性風格，乃至對科學之美的欣賞。半個世紀的楊振寧和李政道之爭，其實讓人們認識到現代科學的生產和評價本身就是一件高度困難和複雜的事情。恰當地評價和宣揚當代中國科學家的貢獻，我們需要楊振寧這種洞悉科學全域和方向的“指路松”，也需要科學史家和科學家之間的合作研究。
楊振寧是現代科學跨文化和區域的標誌性人物。他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涵養，又受過良好的西方科學訓練，最終到達世界科學的前沿。他認為，東西方傳統確實存在明顯的差別，但並不影響中國學者接受西方科學。更重要的是，他不僅在中美之間架起科技交流的橋樑，還成為全世界華人科學家的紐帶，作為美國華裔科學家的代表，深度參與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地區的科學活動。與海外科學家相比，鄧稼先、朱光亞和黃昆等好友走上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但他們都懷有共同的信念，這大概就是楊振寧最終理解的“千里共同途”，從另一個角度闡釋了不同區域、不同文化的科學發展應有的多樣性。楊振寧先生是中國科學的代表人物，他改變了科學的面貌，也是中國現代科技史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