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悅笛
中國哲學正在發揮作用，並將繼續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中國哲學傳統的價值觀、複雜性和豐富性對於人們理解社會現象尤其是交際現象非常必要。西方哲學需要借鑒中國、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地域的哲學傳統。
有著119年歷史的世界哲學大會是世界哲學界最大的學術會議。2018年召開的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是這一會議首次在中國召開，也是該會議首次以中國哲學思想文化傳統作為基礎學術架構，並第一次將中國精神秩序中核心關注的自我、社群、自然、精神及傳統作為核心議題。會議期間，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劉悅笛與國際哲學團體聯合會新任主席、義大利優爾姆大學哲學系教授盧卡·斯卡蘭提諾就相關話題進行了討論。
將文化多樣性納入哲學範疇
劉悅笛：您好，盧卡，歡迎來北京。讓我們從這次世界哲學大會的主題“學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談起。從歷屆世界哲學大會的主題演變來看，本屆大會的主題似乎頗具東方性，以至於有些西方學者擔心哲學由此被狹窄地理解為教育哲學。其實不然。《論語》開篇就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但這裡的“學”，絕不是狹義的學習，而是廣義的“成人之教”。應當說，基於這種理解討論這一主題是具有全球價值的。那麼，您如何理解“學以成人”呢？到底是一種教育哲學抑或哲學教育，還是與人類息息相關的廣義上的“成人之教”？“學以成人”的哲學對人類的未來有何作用？
斯卡蘭提諾：“學以成人”的目的是更好地共同生活。之前也有人問我：如何將普適性的方法論與多元文化連接在一起？我想這應該是本次大會真正要探討的主題。“學以成人”試圖表明，哲學不是要將普遍的學說、倫理學或方法論覆蓋多元文化，而是考慮人性，強調作為人的品質，作為人所應當具備的融合和共同生活在多元文化中的能力。“學以成人”將啟示我們如何生活在一個複雜多樣的世界中。因此，哲學將起到很大的作用。
劉悅笛：哲學走向多元文化，這也是大勢所趨。當前，世界哲學正處於多元文化的變局當中，我認為哲學也有三步走：從“比較哲學”“跨文化哲學”發展到“文化間性哲學”。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語境中，我們應如何看待文化多樣性在哲學當中所擔當的角色呢？這是由哲學變動所帶來的文化分殊，還是因文化多樣性所帶來的哲學之變？而且，隨著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發展，如生物工程和人工智慧，也給哲學帶來了新的挑戰，所謂“後人類”問題得到了哲學界的普遍關注，我結合中國哲學就提出一種走向所謂“儒家後人文主義”（Confucian Post-humanism）的目標。
斯卡蘭提諾：文化多樣性是一個事實。哲學必須能夠解釋它，必須將文化多樣性納入其概念範疇。作為哲學家，我們必須處理世界不同地區中的共同問題，我們必須能夠向屬於不同地區的人言說和寫作。這就是我們需要把文化多樣性概念融入其中的原因。我無法只為某個地方比如歐洲某家媒體寫作，中國的同仁們也不能只為中國寫作。我們必須為更廣泛的領導力而思索，我們必須為我們的工作而思索，因為我們的工作所涉及的是這個世界，而這個世界是全球化的。這也是我們必須融合理念、融合想法的原因，它將使我們的工作與當代世界的維度相匹配。我們必須認識到，在複雜的世界裡，我們不能只使用一種傳統。在過去，西方哲學一直是哲學的核心興趣，但它已不足以充分解釋當代世界。我們需要借鑒不同的傳統來理解這個非常複雜的世界。而中國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國哲學在未來世界哲學格局中的角色
劉悅笛：在價值平等意義上，每一種智慧傳統和思維方式都應受到尊重，儘管並不是每一種傳統都善於哲學思考，但哲學家的確在文明演進、對話交流的過程中起到了核心的智慧溝通與思想交往功能。如今，中國哲學研究者既注重傳統又吸納外來，同時，又在返本開新。這些有益進展使得西方哲學界開始更多關注中國，與此同時，一些在西方哲學中根深蒂固的理念，邏各斯中心主義傳統、理性絕對中心主義傳統、歐美中心主義傳統、男性中心主義傳統等等，都已開始受到中國哲學諸如“情理合一”傳統的積極挑戰。中國哲學在未來世界哲學格局中會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您覺得呢？
斯卡蘭提諾：沒錯，中國哲學正在發揮作用，並將繼續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中國哲學傳統的價值觀、複雜性和豐富性對於人們理解社會現象尤其是交際現象非常必要。想一下“關愛”（care），這應該是中國傳統的精髓。我想這也是我們在處理當代世界許多問題時急需的普適性情感。當今世界，我們面臨的很多問題亟待解決，比如移民問題、難民問題、社會動盪問題等，解決這些難題時，中國哲學智慧會帶給我們很多啟發。與此同時，隨著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西方哲學也有漸漸關注感性直覺、感受直觀的趨勢。西方哲學家曾經普遍認為知識是理性的，但東方哲學卻告訴我們，知識從來就不是純粹的理性。這一觀點正在被接受。因此，西方哲學需要借鑒中國、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地域的哲學傳統。正如我們所知，西方哲學需要擴大其邊界。中國是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之一，我們必須學習中國哲學。
劉悅笛：感謝對中國哲學的這種同情的理解。關愛倫理學（Care Ethics）在當今歐美學界也很受關注，它對於政治自由主義的正義論也有所批判，但是中國傳統思想精髓並不僅僅是關愛，它提供的其實是一種不同於理性主義的另一類哲學範式。中國哲學核心就在於“情理結構”，它並不否定理性唯情主義或非理性主義，而是在理性與情感之間達到一種動態平衡。同時，它既承認人類的普適性情感，但是也關注多元文化中情感的多樣性。
斯卡蘭提諾：我們必須學會共同生活，並在此過程中，不斷改變我們自身的傳統。傳統有時就像是一塊大陸，你生活在這塊陸地上，這塊陸地就在那兒，你什麼都做不了，你無法移動它，你繼承了它，並且要發揚它，你必須從事於它，它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動態發展的。我認為，傳統就是這樣的，在文化的歷史推進中不斷發展。我們和自己的祖先不一樣，和兩百年前的人們也不一樣。我們從西方借鑒、從東方借鑒，我們不停地借鑒。當今世界，急需這樣的融合。這就是我不喜歡“多元文化”這個詞而喜歡“融合文化”“交融”這些表述的原因。我喜歡說，尋找共同生活的方式，這裡面就包括對其他傳統的多加借鑒。
劉悅笛：舉個生動的例子來說：西方人用刀叉、中國人用筷子，其實體現了東西方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國是“從面到點”，兩個筷子交叉形成交叉面定位一個具體的點；西方則是“從點到面”，刀叉下去都是直接指向一個點，再擴展到面。
斯卡蘭提諾：拿我生活中的例子來說，我兒子從小就會用筷子，我是在青年時期學習使用筷子的，而我的父母則從來不用筷子。這是我們家庭從其他文化中借鑒的傳統，如今它已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您看，這些都是細小的、日常的事，在很短暫的時間裡，這些習慣、傳統都在不斷地變化。我認為這就是我們所要做的事。將其他傳統也視作我們生命的一部分，從別的傳統中去傳承、借鑒，並使之變成我們自身的東西。我們應該在多樣文化傳統的語境下生活。
劉悅笛：這只是您個人的觀點，世界一體化畢竟是危險的，因為文化融合與交融的前提，就是要承認文化的多元性，如果沒有文化分殊的前提，怎麼能融合與交融呢？
斯卡蘭提諾：對，不錯，我贊同你的觀點，在多元的基礎上進行融合和交融。
過程性的個人
劉悅笛：在中國哲學裡，成人的這“人”，人就是生成的人，個人也是過程性的。中國哲學家注重過程化的思維方式，在現代的現實中，我曾經提到後人類主義的內在矛盾：或者承認人的生物根基的“自然主義”，或者只相信人的後天養成的“培育主義”，可在中國儒家哲學智慧那裡得以化解，因為人的生成中的“自然與使然”被視為一種變動性的過程或過程性的變動。由此，中國哲學可以應對後人類主義和超人類主義的挑戰。
斯卡蘭提諾：談到人的生成，人們的確將他們的身份視作一個過程。這在西方文化中也曾一度非常強烈。唯一的途徑是將“自我”視作一個處於不斷變化的過程。在這種變化中，就有一個“責任感”意識：我們如何改變？我們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看待周圍的世界？這裡就包含著美學責任和生態責任。哲學對它們一定有啟迪。這可能就是哲學的主要作用。不僅僅是看到我們行為的後果，並且去接納不同的理念，幫助我們理解生活方式：它不再是可持續的。如果你想獲得作為人類平等的尊嚴，就必須找到一個對每個人來說都可持續的生活方式。我們無法讓世界上七十億之多的人類持有一種生活方式，這是不可能的。
全球哲學智慧如何面對新技術和新危機
劉悅笛：面對新技術，特別是人工智慧的發展，以及全球環境處在與日俱增的生態危機中的現實，全球哲學智慧究竟在其中會起到何種關鍵的歷史功用呢？
斯卡蘭提諾：關於新興技術，我想這是一個開放的領域，沒有人能預料到將會發生什麼，我們看到的只是相應的社會效應。看到人類的某些工作由機器人代替，當然在現存體系中，大部分稅收還是歸機器人擁有者所有。你不能說，機器人代替你工作了，而稅收卻不歸你所有，或者部分也不歸你所有，這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從道德層面和認知層面會有什麼樣的變化，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但我對此持有非常懷疑的態度。有人認為，現代科技浪費、摧毀和糟蹋人類的頭腦，因為有了它，人們就用不著用心去記了，因為閱讀來得更容易，人們沒必要那麼用功。然而，我們卻沒有被它們替代掉，我們倖存下來了。
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
劉悅笛：從儒學角度出發，漢學家如羅思文（Henry Rosemont）將有一本新書被命名為《反個人主義》，但問題並不是反個人主義那麼簡單。啟蒙所帶來的人的自主性，其實並未徹底完成。那麼，您覺得家庭、社區在當今的政治哲學特別是社群主義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
斯卡蘭提諾：我不是很熱衷於社群主義。其實我覺得合群、融入群體，才是社區走向和平的途徑。實際上，我並不太喜歡太過執著於身份認定的社區生活。我對此非常反感。我認為人們相互交流的有效方式就是敞開、融合、共同生活。如果你是商人，那麼你必然是處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的。你必須學會瞭解人們內心的想法，他們的感受是怎樣的，他們喜好什麼，你必須敞開自己。我的一位朋友幾個星期前去世了，他還很年輕，是多倫多大學的博士，他總是說：“我是獲得了MBA的學位，但是，我之所以有全球的思維視角卻是因為我有過哲思的訓練。哲學使我更加開放，使我總能從不同的文化視角、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風俗習慣去觀察和考慮問題。”這也是我們所應做到的。
劉悅笛：社群主義與中國哲學也並沒有那麼契合，許多學人覺得中國政治哲學具有社群主義的傾向。然而，問題就在於，他們恰恰忽略了社區中人們之間的情感連接。這是由於來自西方的社群主義，在我看來，還是一種“無情”的社群主義，因而也就失去了其社會連接的感性根基。
斯卡蘭提諾：情感連接是非常重要的。當你打算敞開心扉，當你懷著好奇心想瞭解我們的文化、生活方式時，這裡面就有情感成分了。你想要、渴望去學習、瞭解。這是人類交流的主要部分。你所說的情感連接，在我看來，必須普遍化。儒家是從家庭開始的，而後上升擴展至人類的維度，這說明我們永遠不要忘了和整個人類建立情感連接。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矛盾就此產生了，其實矛盾本來就存在，它們會一直在那裡，但是我們可以將它最小化，盡可能地忽略它。我想這一點也是經過人類文化歷史檢驗的。與整個人類建立連接非常重要，而不是僅僅局限于社區、國家，在歐洲我們稱其為“民族”。國家、民族是多元文化的一個部分，同時它也是封閉的元素。讓我們向更大的社區敞開吧。當然，這不是強加給我們的生活方式，而是有意願去交流，去向每一個人學習，嘗試去接納，並向其他人敞開你自己。這才是我心中的普世主義。
劉悅笛：在全球化政治哲學的語境下，中國有一個非常特殊的思想：天下。作為一個新闡釋的同時又是植根于傳統中國的政治學模式，我們必須關注它的形成背景和高度的中國民族主義傾向。天下大同是否是普世的？我認為，當今中國式的“天下主義”似乎已成為擎著世界主義面具的當代民族主義，中國統領世界往往會成其內在訴求。在天下觀念這種中國式普遍主義的背後，仍深藏著“文化相對主義”的金鑰，您如何看待這個中國式的天下問題？
斯卡蘭提諾：“天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因為它有著很強大的源頭。在你們的學術界，有一位學者趙汀陽對這方面有過很多探討。然而“天下”的概念到底更為普世還是更為民族，這一點其實非常模棱兩可。我的想法是，尤其是從歐洲國家的視角看，中國從來都沒有擴張的欲望。在世界史中，中國從來都對別的國家不產生威脅，不論是在中世紀，還是在之後中國抵達最鼎盛的時代，中國從來都不被視為威脅者，而是合作者。如果你瞭解中世紀歷史的話，馬可波羅從威尼斯抵達杭州時，歐洲在那時候遠比中國要小得多，但他們從來不覺得中國危險。
當然，這對我而言並不構成困擾，我想中國處於兩種狀態的抉擇中：一方面，自我覺醒到自身的民族、傳統；另一方面，意識到對世界的開放。這兩方面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在踐行的事情。中國有著如此豐厚的傳統，中國有很多條路可以走，世界也正通過各種方式向中國打開。此外，其他國家對這樣的情形也會深感興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