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數千年來未有的變局，在軍事方面，節節失敗。即使清廷冥頑不靈，還是必須改弦更張，盡力對付。1862年，清廷開辦了京師同文館，次年在上海設廣方言館，又次年在廣州設同文館，凡此學校都為了訓練通曉西文的人才。清廷在1867年設立馬尾船政學堂，1869年在上海的江南製造局訓練工學人才。嗣後，又在各處設立軍事學校及專業學校，目的則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京師同文館以語文訓練為主，希望有自己的外交交涉與翻譯西文資料的人才。但是，李鴻章所見較遠，主張除了語文之外，學生還應學習推算、格致及制器之學，亦即數學、天文、物理等學科，庶幾由此培養科技人才，以為製造西方輪船火器等物。李鴻章計畫于同文館內設立“科學館”這一新學校，但在大學士倭仁諸人反對之下，未能成功。然而，同文館仍先後增加了算學、萬國公法、醫學、生理、天文、物理等課程。由於有了這些措施，中國在1870年開始有了傳授西方學術的學校。此後，許多軍事學校，尤其海軍學校有數學、機械、物理、地理等課程，形成另一股傳授新知識的力量。
1874年，唐廷樞、徐壽等人創辦的格致書院，其考試包括天文、算學、醫學、製造、化學、兵器與地質等，範圍已經不限於學習西方技藝而已。同時，西人教會在華創辦了一些教會學校，以上海的聖約翰大學為例，先設西學、國學和神學，後來分別在文學、理學、醫學、神學四個學院，開設西語、數學（代數和微積分）、格致、天文、化學、金學（今日的力學）、地學、航海諸項課程。天津的中西學堂，則開授工學、西學、礦學、機械、法律諸科。這些私立學校與教會學校傳授的學科，已儼然後日一般文、法、理、工、醫的課程，其關涉學問已不限於國防工業及涉外事務。
1898年，清廷在北京設立京師大學堂，分設經學、文學、法政、商學、農學、格致、工學七科。有些省份也設立大學堂，如湖北兩湖書院（1902），分設經學、史學、算學、理化、法律、財政、兵事諸科。官立大學與前述私立及教會學校相比，僅多了“經學”一項。
1912年，蔡元培創立新學制。大學原有文、法、理、工、醫、農、商七個學科。1917年，蔡氏出任京師大學堂改制的北京大學校長，則專設文、理兩院，北大竟沒有工、商、醫、農四個應用科學的學問。
從以上發展可以覘見，中國的高等教育只花了一個世代，即已從狹窄的國防與外交取向，改變為與西方大學相同的教育制度。當時全國各處，大學、高等學校及各種工商法政醫科等專科學校紛紛湧現，至1909年，全國已有一百二十三所官辦高等教育單位，學生總數兩萬兩千餘人。這一數字，已超過全國舉人以上有科名的人數。中小學及師範學校，在1907年時，全國有學校三萬余所，學生總數一百余萬人。再加上外國教會也在華辦學，19世紀末葉，聖約翰、燕京、金陵、輔仁諸校的前身，均已成立。教會所辦大、中、小學校，全國已超過一千余所，學生人數兩三萬人。以上清末新辦學校及其學生數字，到了民國時期，持續成長。至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現代教育突飛猛進，公私立及外國教會設立的各級學校，增加十余倍，學生人數增加更多。抗戰前夕，大學在校學生即達十余萬人。自從1905年科舉
廢止，學校教育遂為中國教育體系的主流。
新學制的學校課程，本是由西方移植而來，在經學一門消失後，新制的高等教育已與中國傳統的舊學失去關係。中小學的課程都是為了升學而設。高教完全“洋化”了，中小學亦隨之“洋化”。小學啟蒙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所謂的“三百千千”，一變而為“人、手、尺”，再變而為“小狗叫，小貓跳”。中學的課程，國、英、數、理、化、史、地……其課本均以現代知識編制。這樣一個教育體系，是從西方教育思想孕育，也以西方教材為藍本。教會學校的教材，往往直接由外國移植，甚至還以外文教學，以江南的一所中學為例：其英文課本是印度出版的英國教科書，化學、數學是美國出版的大代數與解析幾何，生物學是美國出版的生物學概論……學生修習諸科目中，至少三分之一為英文課本。
如此教學方式訓練出的學生，其知識水準，在西方國家也屬上乘。但是，一個高中畢業生，在中國的內地農村卻不僅無用武之地，而且還可能有嚴重的疏離感。凡此學生，只能在沿海大城市生活，已不能再回到內地的故鄉。研究中國19世紀與20世紀中國教育的學者，都曾注意到這一問題：內地與沿海、農村與城市，其實已經斷裂為兩個世界。內地農村的中國，已失去了這些受過近代學校教育培訓的子弟。在20世紀前半葉，中國學校的分佈大致是：鄉鎮有小學；縣城有中學；省會有高中、專科、師範，甚至是大學；大城市有大學；平、津、滬、寧有最好的大學。循此階層，小學畢業生不再回到村落，中學畢業生不再回到鄉鎮，專科以上學生不再回到縣城，大學生不再回到原籍的省份，學成歸國的學生更是群聚在四五個大都市。
回顧傳統的科舉制度，中秀才的仍在原來鄉村，舉人大多在家鄉縣城，出仕的官員退休離職後，不僅回到本籍，大多還回到老家。受過教育的人才，仍以故鄉為歸屬之地。這些地方精英，在家鄉是領導者，他們彼此之間又有龐大綿密的網路，保持聯繫，交換資訊。最足以說明的例證，當是曾國藩等湖南士紳，他們在本籍一呼百應，彼此聲息相通，遂能以湖南一隅的人才組織為湘軍。辛亥革命前後，各省各縣的士紳，紛紛主張立憲，終於回應革命，此事亦足以顯示地方精英群能夠發揮的功能。
近代教育制度，導致知識份子與故鄉本土疏離的現象，不是中國獨有之事。波蘭與俄國在向西歐學習時，也曾有過同樣的現象，英文“intelligentsia”一詞，即指上述的東歐知識份子。印度在“英國化”的過程中，也有大批失落無根的知識份子。不過，中國太大了，整個中國的轉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上述沿海與內地、城市與鄉村斷裂的情形，至今依然存在。受過教育的人口，在沿海及城市工作，這不是問題，問題在於：長期以來，內地鄉村人才流失，導致內地鄉村的人才荒——頗像肥沃土壤流失後，土地貧瘠。
中國走向現代世界，為此付出重大代價：一方面，不能因為戀戀本土而停住腳步；另一方面，內地鄉村的荒蕪與貧窮又亟待改進。抗戰以前，有些內地地區，努力建設本土（例如廣西、山西、豫西），但是績效不彰。抗戰期間，一些敵後的根據地，在封閉的狀況下，外來的領導者也嘗試重建當地的經濟與秩序，但這些一度自給自足的地區，一旦在戰後與外面接觸，依舊又為沿海城市擠在邊緣。也許有待沿海城市的變化，擴散其效應，以致“內地”與“鄉村”都相對地逐步減縮，這一兩難之局方有解決的希望。
若從近代教育成功的一面言，19世紀到20世紀，中國擁有兩三個世代的優秀人力資源。在學術與教育界，中國已有幾所相當優良的大學與研究所，培育下一代英才。中國第一流大學的學生，出國在歐美最優良的學府深造或教學研究，都不遜于當地最優秀的學者。近代的學術研究，已在中國生根。中國的研究與研究機構，為數不多，卻也已頗具水準。有幾門學科，例如考古學、地質學、數學，中國學者在國際上已卓有成就。
在中國工業化的途徑上，近代教育已為中國培訓了不少夠格的專業技術人才。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中國建築鐵路與港口還須仰仗外籍工程師；在20世紀中葉，中國的建設人才已不假外求。同樣的，在冶煉、機械、化工、紡織等製造業，中國學校訓練的技術人員，已完全可以操作自如。永利、久大化學工業集團更有侯德榜（1890—1974）這樣的人才，自創了侯氏制堿法，獲國際同行尊敬。
國民革命軍北伐後，南京的國民政府羅致不少留學生為高級人員，也創設了不少大學，訓練中層幹部。這一批有現代化知識的人員，組織了一個嶄新的行政機器，其品質與世界別處的政府相埒。在國民政府十年建設期間，中國有了統一的貨幣及中央銀行，稅賦制度也日趨健全。資源委員會擁有一批十分優秀的工作人員，尋找礦藏，整理河川，建立了工業體系，使上游下游的企業得以整合，以致在不到十年之內，中國有所準備，得以應付即將爆發的抗戰。抗戰軍興，數百家沿海地區的工廠，拆卸設備，遷入內地。凡此成就，都是由於中國曾花了半個世紀，建立了一個優質的近代教育體系，雖然其規模還不夠用，卻已能發揮一定的功能。
黃仁宇曾提出：國民政府為中國建立了一個現代國家的上層結構。中國的近代教育建設，毋寧是這一上層結構的主要力量。黃氏指出，1949年後則建立了以農村為基礎的下層結構。這兩層結構的整合，尚有待進一步的發展，只有在上下兩層焊接時，中國沿海與內地、城市與鄉村的斷裂，才可能成功地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