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馮友蘭先生百年前寫的《中國為什麼沒有“科學”？》一文，有些感想，馮友蘭是研究中國傳統哲學的哲學家，文章介紹了中國的形而上學並與西方科學精神(西方哲學)進行了某種比較，這個討論的方向大體無誤，對後世的我們有所啟發。我們現在對西方科學和西方哲學都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可以一邊評價一邊繼續相關問題的思考。
馮先生用“自然” 和“人為”來考察中國的“各種不同類型的理想”，結論是：道家主張自然，墨家主張人為，儒家主張中道。“自然”和“人為”是對立的，因為“道家主張自然，反對人為。”而“墨子主張人為，反對自然。”作者對“墨家教人控制環境”和荀子“征服自然”的思想沒有進一步的發展表示遺憾，因為它們“近似培根關於人力的觀點”，也就是接近西方現代科學的精神。
這個把中國先秦的哲學跟西方現代哲學進行比較的做法似乎有點問題，因為西方近現代哲學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我們發現西方近代哲學有對古希臘哲學有批評，比如培根就批評了古希臘亞里斯多德的“工具論”並提出自己的《新工具》。以為中國先秦哲學中的某些主張認識自然和提倡人的主觀能動性因素進一步發展就能到達西方近現代科學，這未免太天真了。我們現在看待這些問題正確的應該是把中國先秦哲學與古希臘哲學進行比較並發現其中的異同，以便為現代科學的誕生準備思想。
馮先生隨後講到了中國後來的宋明理學中的“格物”問題，對“物”的看法又是中西哲學比較的一個重要物件：什麼是“物”？一個說，“物”是一切外界的物和事；另一個說，“物”是指我們心中的現象。歐洲技術發展是認識和控制物質，而中國技術發展是認識和控制心靈。現代歐洲正在力求，認識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但是中國力求認識在我們自己內部的東西。什麼是科學的用處呢？現代歐洲兩位哲學之父提出了兩種答案。笛卡兒說是確實性，培根說是力量。
中國重視“認識和控制心靈”而歐洲“力求認識自然、征服自然”，所以我們古人對“物”的理解更多的是“指我們心中的現象”，因為這是“我們自己內部的東西”。現代歐洲哲學之父的笛卡爾說的“確實性”(確定性)和培根說的“力量”是怎麼看待自然(物)的呢？
把現代科學精神追溯到笛卡爾和培根的思想無疑具有哲學的高度，但我沒有看到文章有進一步的展開與論述。笛卡爾的確定性與“我思故我在”有關，具體說是自我的確定性；而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中的知識是主體關於外物的知識，最後顯現的是自我的力量。這裡關鍵的問題是自我主體性，這種科學精神德國哲學家康得的“人為自然立法”作了完整的概括。相比中國的宋明理學和心學，“人為”與“自然”似乎依舊是對立與分開的，心學的“心”跟古希臘的“心靈”(努斯)可能是一個層面，距離西歐近代理性主義哲學的自我主體一千多年。
馮先生除了介紹近代哲學人物笛卡爾和培根還引用了二十世紀哲學家柏格森關於“心物”的論述：柏格森在《心力》中說，歐洲發現了科學方法，是因為現代歐洲科學從物出發。正是從物的科學，歐洲才養成精確、嚴密，苦求證明…可見中國所以未曾發現科學方法，是因為中國思想從心出發，從各人自己的心出發。譬如我餓了…
“中國思想從心出發”而“歐洲科學從物出發”，那麼結果就是“西方物質文明而中國精神文明”？這是有問題的，作者沒有注意到西方物質科學背後的精神(心力)。柏格森的《心力》說“現代歐洲科學從物出發”，這裡的“物”其實跟“心”有關，或者說前提是笛卡爾的“身心交感”。“心”和“物”的關係是複雜的，相當於康得說的“我自體”和“物自體”，這是純粹理性的矛盾問題；而中國思想的“從各人自己的心出發”的“我餓了”完全是生理欲望，跟純粹理性這一人類思想的中心相隔十萬八千里。
馮友蘭先生除了介紹了中國傳統哲學和歐洲近現代哲學，還提到了“幸福”和“善”(上帝)的問題，一方面說：
依我看來，如果中國人遵循墨子的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的制天而不頌天的思想，那就很可能早就產生了科學。
另外又說：
如果萬善永恆地皆備於我，又何必向外在世界尋求幸福呢？“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 盡心上》）
為什麼沒有“科學”？這個問題當下缺乏現實意義了，因為中國現代有“科學”了，也有數學，並且在上個世紀後依舊在“力求”中。中國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很迅猛，重大的科學理論成果很可能不久就回湧現，那麼就產生了問題：中國現代是怎麼產生出科學來的？對此我們需要有一個哲學的闡釋。我願意從“善”的角度來發表自己的看法。
墨子的“善即有用”思想提醒了我們一點，科學的有用性具有“善”的價值，也就是說科學的價值需要放在本體論上來討論而非在工具論上。“萬物皆備於我”也具有科學哲學精神，“數是萬物的本原”蘊含著西方數學科學思想，我提出“數我同一”的觀點，所以“萬物皆備於數”；這裡的“物”不僅指“外界的物和事”還包括“我們心中的現象”，這是人工智慧作為未來科學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