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到《一流大學，卓越校長——麻省理工學院與研究型大學的作用》一書，頗有感觸。該書是1990至2004年間任麻省理工學院（MIT）校長查理斯·維斯特的13個校長年度報告的彙集。維斯特是美國很有影響的一位大學校長，學術界讚譽不絕，如“模範大學校長”，“一位富於創新精神的大學校長”……不一而足。美國大學校長年度報告是校長的辦學治校理念、思路和方略的集中反映，因此，這個彙集是瞭解MIT如何成為並長期保持為世界一流大學的鑰匙，對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無疑有極大的借鑒價值。
面向未來的大學建設
與我國一些正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校長的辦學治校方略不同，維斯特的治校思路不是僅僅從MIT出發的。他到校近一年發佈的就職演說，取名為《MIT：塑造未來》，就明確宣佈：“大學應該衝破學校藩籬，致力於推動世界變革。”在這篇演說中他從全球時代的視野描繪了美國的變化，從而“有目的地引導院校自身發展”，確定“面向未來的MIT教育”的任務。他申明“MIT從屬並服務於美國”，以政治家的抱負，試圖通過MIT來尋求塑造美國的未來，世界的未來。這樣，他高屋建瓴，一下子把建設一流大學的任務與建設一流國家，甚至構建明天世界這樣的重大任務聯繫起來了。正像美國工程院前院長、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前主席和首席執行官諾曼·奥古斯丁在文集前言中所說，文集“對於曾經遭遇的MIT主要內部挑戰幾乎略而不談，而是把焦點集中在學術、科學和技術領域，事實上也是整個國家與世界面臨的更廣泛的政策議題上，使得這些難題看來容易些，進而顯得有可能駕馭”。時下我們常常聽到有用“大手筆”來形容一件宏偉計畫或卓越專案的，這就是“大手筆”！它是以視野的高闊和戰略目標的宏遠為奠基的。
MIT當然不是一所綜合性大學，維斯特也沒有企圖使它成為綜合性大學。維斯特意識到，當前全球問題和美國面臨的挑戰與機遇，包括環境惡化、知識經濟、資訊社會、世界成為地球村等等，都是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結果，“解鈴還需系鈴人”，問題的解決也必須依賴於科技。MIT曾經是美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對國家政治經濟決策，乃至對全球發生過重大影響，它所靠的就是科技。MIT要繼續引領美國的發展，就要在對國家經濟政治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領域發揮領軍作用，由此他勾勒出MIT學科建設的藍圖，把研究工作的重點放在“三O”上，即info、bio和nano (資訊技術、生物技術和納米技術)上。同時，MIT要進一步把基礎科學融入到工程教育與實踐中去，在管理、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上，努力達到平衡，使其以小而精、別具特色著稱於世，與數學、物理和生命科學等領域也達成平衡。
不看指標，向行動看齊
美國社會正在發生重要變化：日益多元化、製造業的競爭力下降、青年對科學技術缺乏熱情，如此等等。這些問題既威脅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對MIT的運行造成重要影響。維斯特從維繫國家發展命脈的視角出發，一方面積極促進MIT的變革，如保證少數族裔和婦女進入大學和在其中發揮作用等；另一方面，MIT利用自己的創造才能與完成重大專案的能力使美國繼續保有其經濟的競爭力，同時運用自己的影響力促使政府改變政策，重樹美國的科技信心。維斯特堅信：“教育實力是經濟和社會繁榮的先決條件。教育能推動國家進步；未來屬於理解這一點的人們。”
維斯特當然感受到時代變化與美國政府政策變化給MIT造成的困難，諸如基礎研究經費的削減、在給予學生助學金政策上的混亂、教學與研究的矛盾等。在處理這些問題上，維斯特表現了他獨特的、高瞻遠矚的見識、膽識與決策能力。他一方面與政府據理力爭，並使MIT實際上獲得了大量財政收入，包括60多億美元的捐贈；另一方面，他堅持“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與科學研究的奇妙結合”是造成世界最佳學府的基礎，“本科課程與教育構成學校的核心，是使我們在全國和世界上居於領導地位的關鍵所在”。
和我們一些大學校長熱衷於所謂“世界一流大學”的指標體系不同。在這本書中，你找不到對大學指標的描述。我不否認，研究一下“世界一流大學”的定量指標體系並非完全沒有必要。但是，如果我們在建設一流大學過程中把這種指標看成是衡量大學水準的絕對標準，忘記了國家甚至世界在前進道路上所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就會“丟了西瓜，撿了芝麻”，與真正建成一流大學南轅北轍。我始終認為，一流大學之所以成為一流大學，就在於它在使國家成為一流強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一流大學何去何從？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國家的發展形勢已經完全不同了。但是，我國也面臨大量西方發達國家過去從未遇到過的問題，如人口問題、“三農”問題、地區差別、中國崛起與世界的關係等。這就需要我們發揮創造性，不僅注重思想、理論、觀念和體制的革新，而且要在科學技術和物質層面上加大創新力度。大學在處理新問題、創新科技這些方面應該起到領軍的作用。
說到“大學引領社會”，有人總認為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過高要求，認為這是黨和政府的事，要大學來承擔是“超權”。大學的“引領”，當然不是政治領導。其引領作用，首先表現在它所培養出來的人才應當是未來社會的領袖人物，各行各業的領軍人物；其次，大學應當提出領導時代潮流的創新的思想、理論和觀念，有助於解決國家前進中的重大問題，引領時代進步潮流；第三，在科學技術上有重大創造發明，能促使科技、經濟發生重要變革，能引導、開拓科學走向嶄新的前景。教育是面向未來社會的，是為下一代人的，大學不能做到這樣的要求，怎麼能說是“一流”？
正因為這樣，一流大學要求其校長應該是洞察社會問題癥結、深諳其診治綱要的政治家，對社會前途富於想像力與充滿前瞻的思想家。這就是我們從本書學到的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最主要的道理。國家領導人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並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但需要在確定校長的使命和職責，在遴選校長中真正貫徹實施。對於爭取成為一流大學的校長則需要自覺，儘管很多事情不是他本身所能掌控的，但至少有沒有這樣一種意識是大學能不能成為“一流”的關鍵！